巴黎遐思:漫步中央菜市場
蘇曉康

 

● 重遊巴黎,發現馬克思對小拿破崙的刻薄剖析,套到中共頭上都嫌捉襟見肘,而左拉的想像力再次翩然起舞。


● 蘇曉康,2009

自一九九三年春以來,我再也沒有機會回一趟巴黎,不覺十幾年過去了。二○○七年夏天,友人譚雪梅女士邀請我和妻子傅莉去巴黎小住幾日,她的小女兒一家人正好出門渡假,我們便下榻在那裡,常常往南漫步穿行巴黎舊區的巷弄,到蓬皮杜中心附近閒逛。那一帶是中央菜市場舊址,令我想起少年時讀過的一本左拉小說,書名極傳神:《饕餮的巴黎》,乃是二十部系列中的第三部。路易•菲力普的「七月王朝」被視為文學上的「巴爾扎克時代」,而接下來的第二帝國,便是文學上的「左拉時代」。


我這一代大陸人,少年時代悶在閉關鎖國中,卻對法蘭西「第二帝國」和拿破崙那個侄子並不陌生,端賴馬克思那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甭管讀不讀得懂,卻是人人都翻過兩頁的,甚至不少人或為此書汪洋恣意的揶揄筆調,而崇拜了馬克思,也未可知。這回我來巴黎,則發現這「第二帝國」與當下中國的「盛世」,竟有驚人相似之處。


巴黎大改造與神州大拆遷


我的遐想,正是被營建中央菜市場的歐斯曼,和他的「巴黎大改造」勾起來的。歷史對這個「拆遷大師」可說毀譽參半,但大規模拆遷影響的首先不是珍貴的文物建築,而是社會結構遭到毀滅性破壞,大批工人、手工業者、小商販被趕到環境惡劣的郊區,市區新建高樓群起,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持續十七年的改建,也積累著社會仇恨,直接後果就包括一八七一年著名的巴黎公社起義。社會的失聲必須用歡樂和物質享受去覆蓋,民眾的想像力也要靠公共建築的宏偉、龐大、高聳去分散,那是另一種性質的「煽動」(demagogy),所以路易.波拿巴上台之前在牢獄裡就打好了巴黎大改造的腹稿,歐斯曼不過是他的計劃執行人而已。有了這個參照,我們就不難理解伴隨中國「經濟起飛」的烏煙瘴氣的「神州大拆遷」、遍佈各地的「政績工程」及其貪污,以及從北京的鳥巢、巨蛋(國家大劇院)、大褲衩(央視新樓)直到安徽阜陽一個區政府的「白宮」,都是政治涵義壓倒建築審美的,所以中國人可以很自豪地在北京找到十九世紀中葉巴黎破碎的殘影。


拿破崙三世的大興土木,也是馬克思剖析他的一個特徵:為了「召喚亡靈」,侄子不斷需要打出叔父的靈幡,使死人復生。在此馬克思說了一段十分著名的話:「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魔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這個特徵,恰巧也符合鄧小平一口氣指定的兩代接班人的執政本質:「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還債」──我們只需將「波拿巴家族」一詞換成「毛澤東和鄧小平」,就非常準確了。如果真懂馬克思,我們其實不必苛求鄧小平的傳人(江胡),他們的歷史使命被規定成這樣了,那是他們的宿命(destiny),而如果中國人不思改弦易轍,便也是大夥兒的宿命,外人概莫能助也。你說他們就不能超越點兒?馬克思說了,他們不能「隨心所欲地創造」,他們頂多多蓋點高樓大廈。


可是馬克思又說波拿巴乃是「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這意思仿佛告訴我們,竊國大盜也是有一定「創造空間」的,即「他比無恥的資產者有一個長處,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進行鬥爭」,所以馬克思罵他是「流氓」、「老奸巨猾的痞子」,但此君到底也是幾度入獄又越獄,機關算盡謀江山,他那皇冠卻不是他叔父「指定」給他的,馬克思要是知道江胡等輩的權力來源,還指不定罵得多難聽呢。


江胡比小拿破崙耍得還花哨


其實在「給定」的空間裡,江胡比小拿破崙耍得還要花哨。波拿巴或許因投機而心虛,「想要扮演一切階級的家長似的恩人」,絞盡腦汁收買從金融投機家、實業家、地主、農民直到城市失業者(馬克思管他們叫「流氓無產者」),令第二帝國也「經濟起飛」,巴黎之繁華,在左拉筆下有交響樂般的宏大描摹。中共鄧後之江澤民一屆,則是自六四血泊裡「臨危受命」,面對西方制裁和舉國仇慨,卻能夠在國內高壓肅殺的同時,大開國門以優惠斂入西方投資,再用廉價勞力製成低價商品傾銷西方,這種雙向的收買,哪裡是消費至上的歐美吃得消的?美國經濟界自己估算,中國的廉價產品為美國消費者省下六千億,令中產階級生活維持不墜。這麼大的買單,買出一個什麼「全球化」勞什子且不論,買昏了美國佬的消費欲,大夥兒撒歡兒花錢,寅吃卯糧,到底折騰出個金融海嘯來,再回眸一看,中國成了美國最大的海外債權人,也就是說,它是美國的銀行家。華爾街塌了,遷到北京辦公去了。搞定了西方,收拾國內就是小菜一碟,從老百姓到知識界一概恫嚇、收買,連帶也把靠中國吃飯的西方漢學界一勺燴了。「收買」在這裡只是經濟學名詞,若翻譯成政治學名詞,應該叫「綁架」──先綁架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做肉票,再去綁架整個國際社會,到那個層次,西藏自然是肉票了,連台灣還沒統一進來呢,便預先也做了肉票的。北京卻無須像拿破崙三世當年那般窮兵黷武,二十年裡兩屆中國總理的頭等差事,就是在海外撒銀子,到歐美拿大訂單動輒百億,國際間約定俗成叫著「送大禮」,其實那是「溫柔綁架」也。


由此說來,《霧月十八》裡的刻薄剖析,套到中共頭上都嫌捉襟見肘了,設若馬克思活到今天,對北京的「收買」「綁架」技巧,必定也會有精到之論,但他絕對想不到,市場經濟的自由資本主義體系居然在二十一世紀初差點兒崩潰,相去被它打敗的列寧主義計劃經濟體系,也不過二十年。馬克思主義是「笑到最後的」,西方輿論猛揍「里根/戴卓爾主義」,大唱社會主義/國家干預的讚歌,長歎美國需要北京來「拯救」之感慨,一位鼓吹「後美國世界」降臨的專欄作家,建議奧巴馬登基後的第一要務,乃是選好一位駐華大使。這廂中南海裡據說也是跌破眼鏡,嘖嘖「沒想到西方帝國主義垮得這麼快」,可自己心裡說,我幹的是比美國「牛仔資本主義」還要野蠻的原始資本主義,早把那社會主義扔得一乾二淨啦,要不然我怎麼弄得垮你們?


相似之處還很多。在兩者,都是所謂「現代性」登場的時刻,前面已提到大都市的改造,還有時尚、消費、摩登、休閒等,都是前所未有。拿破崙三世自然也要「大國崛起」,一八五五年和一八六七年分別舉辦了兩次萬國博覽會,令巴黎風光一時;北京則是不惜一切代價辦奧運,「八八八」地吐出百年晦氣。兩者政治上的反動,又皆露骨而毫不掩飾──波拿巴復辟帝制,江澤民碾碎全部民間社會,胡錦濤則於「紅色聖地」延安西柏坡極為纏綿,又對「紅色孤島」朝鮮、古巴傾心不已。


民俗巨變道德淪喪最是相似


民風習俗的巨變,最是相似。道德倫常江河日下,厚顏無恥暢行於世,這一幕幕法國十九世紀中葉的浮世繪,在左拉的巨構《盧貢.馬加爾家族史》中,都有驚世駭俗、近乎瘋狂的刻畫,二十部頭的相繼問世,不斷遭致社會憤怒、評家鞭笞、連載停刊、讀者退單、司法糾紛。其中人們所熟知的就有:《貪欲的角逐》、《小酒店》、《娜娜》、《家常事》、《萌芽》、《土地》,然而這裡的每一部小說,也都是左拉的巨大成功。到此,中法兩個民族的差別出現了:「第二帝國」的荒淫喧囂,可以造就左拉這樣的偉大小說家,而中國醉生夢死的「盛世」卻是精神/文化極蒼白的,整個社會良善剝落、慾望赤裸、人性晦暗,悲喜哀樂充斥人間,卻不能使乾癟的文學藝術有所觸動。


於是,我們不妨在血腥、粗鄙的中國資本原始積累之大背景下,讓左拉的文學想像力再次翩然起舞,猶如盧貢.馬加爾家族的成員們一個個相繼「移民」到中國去(如今也是一種時髦)。盧貢這一支脈皆為社會上層人士,如曾侍奉孔皮埃涅宮廷、任帝國大臣的歐仁(《盧貢大人》),急不可耐要去中南海找大內高手曾慶紅等人切磋討教一番;他的弟弟阿理斯蒂德(薩加爾),那個在《貪慾的角逐》和《金錢》裡肆無忌憚的地產投機商,一百多年前在法國已經賠得精光,此刻嗅到上海城市拆遷、土地批租的腥味,立馬竄來,也對著名的「東八塊」垂涎欲滴,日後他如何跟江澤民之公子別苗頭,細節尚未公開。


他們的表侄奧克塔夫(《家常事》、《婦女樂園》),野心勃勃的女福商店老闆,這會兒卻是法國家樂福集團中國總店的負責人,因經營有方,日營業額達一億人民幣,○八年春因西藏問題遭遇中國愛國民眾抵制,處境維艱;馬加爾這一支脈多為底層勞工,因為有酒精中毒的遺傳基因,即使移民中國也不能鹹魚翻身,如妖女娜娜,先是在湖廣一帶被某省長包養著,不久她捉弄伯爵侯爵的毛病又犯了,竟將那省長一通揭發以至被判了死刑,她乾脆自己經營起這「繁榮娼盛」的生意,專門往港澳、東南亞包括台灣出口「北女」,順便也做一點「統戰工作」;她的同母異父哥哥艾蒂安(《萌芽》),則試圖將他在蒙蘇煤礦的罷工經驗,輸出給中國暗無天日的煤礦業,卻發現當過主人、也專政過其他階級的「中國無產階級」,一盤散沙、膽怯猥瑣,又熱衷內鬥,組織起來還需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他們的母親綺爾維絲(《小酒店》),大約因自己前世的悲慘遭遇,來到中國以後就發現這裡龐大的下崗女工群落,乃是被男性遺棄、再被國家遺棄的「雙重邊緣人」,而她自己後來不僅「武裝」了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也懂了一點「女權主義」,兩者在中國當下都大有用武之地,於是她變成了一個「女革命家」,啟蒙中國姐妹們上訪告狀,追討自己的權利。


馬克思是看到第二帝國崩塌的。他在一八六九年說:「『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麼拿破崙的銅像就將從旺多姆圓柱頂上倒塌下來』──這句話已經實現了。」果然第二年就發生了色當慘敗。有趣的是,小拿破崙跟馬克思都流亡在倫敦,而我們絕對沒有那種想像力,去遐想他倆曾相約在一家咖啡館堙A坐下來聊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