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殤
傅國湧

 

● 在五四運動九十年後的今天,驀然回首,我們面對的仍然是社會自我解放這個核心問題,怎樣從國家機器無所不在的控制中解放出來。

九十年了,「五四」依然是一個能讓許多中國人心跳的日子, 二十年前,我走向廣場的時候,打的旗幟就是〈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在我心目中,「五四」不僅是學生街頭運動,不僅是白話文、新文學,也不僅僅是提出了民主與科學,「五四」有著更豐富、更複雜、更可貴的內涵。在「五四」九十年即將到來時, 我想得最多的是,「五四」時代給這個古老民族到底留下了什麼樣的精神遺產?我們今天與「五四」有多大差距?


社會多元充滿生機的五四時代


長期以來,人們對於「五四」的認識,要麼從政治史出發,要麼從思想史出發,很少從社會層面去認識那個時代,瞭解那個時代不同人群的生存境況,和他們的所思所想,他們的夢想與追求,從而展開一幅幅更逼近歷史原貌的畫面。一個時代的幽暗和光亮,只有進入到社會的不同層面,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政治史總是一種宏大的筐ヾA思想史重視的是代表人物的思想、觀念,它們都具有極強的選擇性,如同一個篩子,常常把許多活的細節過濾了,變成一些已整理得井井有條的知識。而真實的社會生活常常是參差不齊的,如同一棵沒有被修剪過的樹,枝條交錯,往不同的方向生長,然後枝上滿是葉子,每一片葉子都以自己不同的姿態去承受陽光和風雨。一句話,歷史的原貌要更加豐富,更加多樣,呈現出更 多的不規範。歷史不是紙上寫成的,歷史只是已逝去的生活,尤其在「五四」那樣一個大時代,許多不同的側面都值得我們去關注,那原本是一個有著無數的不確定性,無數的可能性的時代。


「五四」的中國誠然是一個很不完美的社會,否則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這一幕幕鬧劇也就不可能接踵登場,在這些鬧劇背後都有著深層的社會原因,當時流行的「黑幕小說」已把社會糜爛、荒唐的一面用小說筆法展現出 來。一個沒有經歷過啟蒙運動洗禮的古老民族,即使把皇帝趕下了龍廷,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獲得自我更新,新生的共和制度只是建立在沙土之上,而不是磐石之上。但是,千年王權的終結,舊權威的消解,迎來了一個可以獨立思考、自由追求的時代。「五四」最大的特徵就是它的多元和開放性,眾聲喧嘩,沒有權威,否定偶像,各種思潮、價值相互衝撞,相互融合,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機和活力,那個時代的人,特別是受過新式教的年輕人,很少有唯唯諾諾的,多是有棱有角的。


以往在談論「五四」時我們常常聽到個性解放、思想解放、女性解放這些說法。這些說法都沒有錯,以《新青年》、《新潮》這些新銳期刊和一些報紙副刊為平台,年輕一代的思想探索迅速越過了傳統的藩籬,熱烈地擁抱來自異域的林林總總的新思潮、新主義,他們嚮往並嘗試全新的精神生活。


出現了公民社會的雛形


至於女性解放,一方面不斷有北大向女生開放,女青年進入銀行和百貨業等新聞出現,一方面貞操問題成為知識份子討論的熱點話題,女性為反抗包辦婚姻而自殺的消息也時有所聞,並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湖南長沙的趙五貞自殺,青年毛澤東就在當地的《大公報》、《女界鐘》等媒體連續發表了十篇評論,為戀愛自由、婚姻自由大聲疾呼,甚至喊出了「趙女士萬歲」 的口號。在這些解放的後面,最本質意義上的解放應該是社會解放。只有社會解放了,個性解放、女性解放才不至於成為空話。如果社會不解放,思想解放就沒有地方可以安置,無法在大地上落實。社會解放乃是社會的自我解放,最終要依靠每個人自己解放自己,而不是某個救世主來為你做主,來解放你。這應該是「五四」的 核心命題,德先生、賽先生也好,討論女子貞操、娜拉出走等問題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這些討論都可以看作是社會自我解放的一部分。這是「五四」留下的最重 要的精神遺產。


九十年後回望「五四」,可以說,那時候已出現了公民社會的雛形,經過晚清以來幾代人的努力,社會在王權的枷鎖下漸漸掙脫出來,擁有了一定的自主力量。「五四」一代知識份子也是從臣民向公民轉型的一代,他們的公民意識,社會責任感都被激發出來了。他們的個性最大限度地得到張揚,他們的創造力也在各個不同的層面展現出來。「五四」新青年無論以後走上了哪一條路,至少,他們都可以盡情地追求自己的理想,可以無所顧忌地發表自己的見解,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這是他們的權利。


在本質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五四」不再是一個國家完全主導 社會的時代,社會自身擁有相當多的自主性,人們生下來仿佛就擁有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可以隨意地創辦自己的報刊,可 以隨意的結社。從基本權利的狀況來判斷,社會確實從國家的桎梏下解放出來,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中國社會仍在國家機器宰制之下


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恰恰在這裡,大政府,小社會,社會仍處於國家機器的宰制之下,動彈不得,在高度的行政主導之下,權利缺位,權力蠻橫,個體生命只能臣服、依附於國家的齒輪下,失去了創造力。權力的膨脹和權利虛化, 國家的推土機在大地上肆意推進,社會幾乎連呼吸都困難,即使在娛樂自由、追求財富的自由背後,也能處處看到那雙隱約的操縱之手。國家高於一切,凌駕在一切之上,官權通吃,把手伸進了生活的大部分領域,與毛澤東時代不同的只是,國家還給了個人求生存的一點點可憐自由,三十年來的中國如果說有什麼進步也都是這點可憐的自由帶來的。遙望「五四」,習慣了不自由狀態的人們可能會驚訝,甚至不相信,以為那是一個虛構的時代。前些日子,浙江大學第十六屆博士生登攀節邀請我四月一日去做一次講座,題目定下來了:《我們的一九一九:知識份子的責任》,海報也貼出去了,卻突然被莫名其妙地取消。這件發生我身上的事可以為我們這個時代做一個小小的注腳,在「五四」九十年後談論有關「五四 」的話題,仍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切都要聽命於行政,國家機器上一顆顆螺絲釘無時無刻不在防防範著社會的。思想自由只是自己腦中想想的自由,言論自由只是飯桌上或菜市場發發牢騷的自由,其他的自由更加無從談起。以國家的名義,掌握大大小小權力的人,仍然想控制一切,這就是今日中國全部病根之所在。社會沒有 自由,就是個人沒有權利,這是「五四」之殤。


但是, 當我們在九十年後再次面對「五四」時,不應該只剩下紀念和憑弔。本來「五四」就是一個古老民族自我更新的起點,我們要回到那個起點上去,持續不斷地尋求個人的自我解放,一步一個腳印地去爭取自己的權利,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是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之上的,那才是社會解放的可靠磐石。每個人可以立地開始的自我拯救,期待的並不是天上掉個大餡餅,而是通過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努力,逐漸造成一個像「五四」那樣的多元、開放的社會,最終約束總是企圖控制社會的國家權力,其實,在我們這裡,所謂國家也只是某個特殊利益集團假借國家的名義罷了,真正的國家是由每個個人的權利構成的,這是「五四」時代許多人曾經想清楚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重新要面臨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