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平反的時機
◎許 行

 

● 香港和海外紀念六四,一向都會同喊平反六四與結束一黨專政。中共的權貴專政何時解體?可以期待一個大事變的發生。

今年「六四」二十周年,香港維園燭光晚會出現二十萬人悼念的浩大場面,(維園裡十五萬,外面還有五萬人擠不進去),人數之多,打破歷年紀錄。同樣的情形出現在溫哥華,往年溫哥華「六四」燭光晚會通常是一兩百人,今年竟多達八百人(有說一千人)。北美其他大城市也有同類現象,情況十分令人感動。這表明公道自在人心,即使二十年過去了,人們對「六四」屠殺的創痛,不僅沒有淡忘,反有堅強討回公道的高昂鬥志。

  今年的情形,香港方面有曾蔭權「代表論」和港大學生會長陳一諤「淡忘論」的刺激,有多個新興青年紀念六四網絡群組的參與,有六四書籍出版熱,有傳媒如蘋果日報、明報等連續不斷的宣揚,有趙紫陽回憶錄及時出版的轟動;北京方面雖在高壓底下,仍分別有江棋生、崔衛平、周舵、天安門母親們等各自以各種形式舉行研討會和紀念活動;北美方面有以王丹為首的民運人士「白皮書」運動,有華叔的北美巡迴演講。所有香港和海外華人通過六四悼念燭光所散發出來的民主力量,對內地同胞、廣大網民和維權群體,都是很大的鼓舞,國內當權者們表面上視若無睹,內心自有一股戰慄的震撼。

司徒華估計中共壽命七十三年

  年年紀念「六四」,二十年過去了,從鄧小平算起,也歷經三個「朝代」了,但北京當權者任由千百萬人呼喊,依然捂住耳朵,不問不聞,人們再也耐不住地要問,竟究何時才能平反「六四」?這是千百萬人心中同有的大問號。司徒華先生在北美巡迴演講中估計,可能會在二○二二年。他的理由是:一、胡錦濤還有三年要交棒給習近平,看來在習近平手中也不會平反,就算習近平能連任兩屆為期十年,合共是十三年,在這十三年中,對「六四」負有責任或有牽連的領導老人可能全都「去見馬克思」了,共產政權也將成了強弩之末,定有變化,○九加十三,就是二○二二; 二、他以蘇聯為例,蘇共政權壽命七十三年,中共政權也算它有七十三年壽命,剛好是二○二二年。

  他的估計頗有說理性,至於是否準確,誰也不能肯定。不過司徒先生有一點含義非常清晰,即:平反「六四」與「結束一黨專政」息息相關,這是問題的關鍵。當共產政權繼續保持嚴酷的專政體制時,W不可能平反「六四」;要平反「六四」,必定要等到共產政權鬆動或垮台的時候,這是大家都可以肯定的。

  有人認為平反六四這個口號太過溫和,似有哀求成份,其實,平反六四口號看似溫和,當人們這樣喊的時候,心都明白,這就是要求結束一黨專政。事實上所有香港和海外支聯會的活動,一向都將平反六四和結束一黨專政相提並論。

  台灣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也是一個例子。二二八事件是在專政垮台之後平反,甚至還要等到台灣實現民主之後哩。在蔣介石白色恐怖時期,不要說提平反,連「二二八」三個字都不敢提。二二八事件發生於四七年,直到蔣經國一九八七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才有人敢於發出要求平反呼聲,正式平反是九六年「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建立,李登輝以總統身份向全民鞠躬致歉的時候。先後歷時四十九年。

六四平反等於結束一黨專政

  蔣朝專政這裡不談,還是回到共黨專政。依據大家心裡都明白的道理,平反六四就是結束專政,那末六四何時平反,就等於問共黨專政何時結束?

  從世界平面來看,自九一年蘇聯解體之後,世界上共黨專政大國只剩中國,(另有朝鮮、古巴、越南、老撾四個小國)論政制,這類專政早已過時,尤其是當今民主潮流在世界越來越普及的衝擊下,很難延續太久。不過就現實而論,中共專政在逆勢撐持下,發生了質的變化,反而延長了它的壽命。

  文革後鄧小平的改革,原本只是想挽救被毛澤東破壞了的衰敗經濟,但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摸索中,意外地找到了市場經濟這根救命草。誰不知這麼一變,經過三十年修補,居然在不准辯論姓社姓資的高壓下,使一個一窮二白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蛻變成為經濟興旺的權貴資本主義。所謂權貴資本主義,就是黨官及其子女行使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因為是資本主義,其經濟就有生命力,因為是權貴,其經濟發展的絕大部份利益被權貴所佔有。這是一種畸形的社會現象和歷史現象。

  但不可否認,這種畸形現象卻給原本已經衰敗和過時的政權找到新的物質基礎。毛澤東的共產黨靠意識形態維持統治,現在的中國共產黨靠財富維持統治。意識形態以欺騙維繫人心,財富則以利益去結合整個統治集團及其群體,進而收買一切可以收買的勢力和附庸。隨著三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國力大增,駸駸乎在國際上以崛起的強國身份擠上2G地位,但國富民窮,民不富而權貴資本富,其富的力道則隨著國富而伸張到世界諸大洲,在國家財政支持下去兼併世界大企業。中國在世界經濟地位的提升,同樣提高了權貴在國內統治的資本,讓它有能力加強專政架構,收買社會精英,施惠中產階級甚至農民。從這個角度去看,共產黨的專制還不會馬上自我解體。

權貴資本基礎及其自我壞死基因

  但事情是辯證的,正因為是權貴資本,資本累積主要從權力衍生。所有官僚及其子女以權力霸佔國家資源和大企業,廣泛進行錢權交易,由此令整個社會體制急劇腐化。官僚的貪污、瀆職、濫權、縱情,已達到史無前例的程度,社會道德普遍墮落以致有毒食品泛濫成災,環境污染威脅到千萬人的生存。即使經濟發展,巨額利益絕大部分流入權貴腰包,社會分配過度不均,加速貧富懸殊,擴大社會矛盾,民怨民憤之深重,官民對立之尖銳,早已演變成層出不窮的群體抗爭。更嚴重的是官商勾結圈地拆屋,使千萬本來安居的平民失去家園,使千萬農民失去耕地,造成官逼民反形勢。

  權貴資本是全國性的,從中央到地方甚至鄉鎮,為了共同利益,大小權貴自然結成一個統治階層,行使專政。與正常資本主義不同,他們是靠專政才能維持權力和財富。原有共產黨的黨治系統便成了權貴們維持統治的最佳架構,這個架構排斥清簾官吏,排斥不服從黨指揮的異類,沿用共產黨一貫集中主義統治方法,箝制輿論,壟斷訊息,打擊異己,鎮壓反抗,剝奪所有公民基本權利。於是公權被權貴及其僕役霸佔,人民處於失權狀態,無數人更淪為受欺凌的弱勢群體,由此造成社會對立。人民的不滿產生抗爭,知識分子面對人民的苦厄和社會的不公不義發為改革呼聲。
促使中國演變的改造力量

  「六四」對學生的打擊十分沉重,所以學生運動仍無力復原,沉寂至今,但由強權暴虐威脅到人民生存權而引起的維權運動則方興未艾,它隨著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不斷發展,促使法學界正義人士、新聞界敢言先鋒、政治異議分子,自由派學者以及黨內民主人士紛紛投入運動的領軍行列,進而鼓吹政治改革,要求實行言論自由和民主憲政,零八憲章的誕生,正預示著中國民主運動在先進知識份子和人民之間已形成一個同一奮鬥目標的共識,無形中這個共識成了運動的共同綱領。

  權貴資本主義畢竟不是正常的資本主義,它缺乏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所以中國未來的社會改造,不是否定資本主義,而是否定權貴,其改造力量來自民間、黨內和港台以及海外的華人對權貴腐敗的抗衡和清理。可以設想,中國不會像蘇聯那樣演變,蘇聯的解體轉化成為資本主義,主要是黨內分別產生以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為代表的改革派和自由派,他們運用在黨內執掌權力的機會,從政治改革入手,掘鬆勃列日涅夫式的專政基礎,到了所有加盟國紛紛乘機起而獨立的時候,蘇聯自然就會於頃刻之間解體,剩下俄羅斯讓葉利欽去改造成為資本主義了。在中國,黨內改革派掌權自動推行政治改革的機遇微乎其微,幾乎不可能。

  中國未來變化也不會像蔣經國那樣自動宣布開放黨禁和報禁,因為由中共高層挑選的接班人,除了忠於挑選者的基本理念之外,很難出現有獨立精神和前瞻性氣魄的領袖。

  未來中國演變多數要靠民間力量的結集去衝擊專政的堡壘。其實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也是民間力量衝擊的結果。網絡和手機的發達,已證明是民間與專政博奕的重要武器。但博弈中仍需衝破幾個重要缺口:其一是輿論缺口,最近鄧玉嬌事件已充分顯示輿論力量對當權者的壓力,但還須進一步衝破中宣部對傳媒的控制。中共不會自動開放報禁,要靠民間一步步爭取,如果能爭回欽本立時代那樣言論自由的空間,中國形勢將會出現大變。其次是組織缺口,盡力爭取非政府團體(NGO)的建立。NGO的建立比建黨容易。在鄧玉嬌事件中出現的四個後援團體就是NGO,不過這些後援團體是短期性的,需要爭取長期NGO的存在。所有冤民和弱勢群體都有建立NGO的必要。爭取官方社團直選,如北京律師爭取律師協會直選,也是爭取官方社團轉化為NGO的一種方法。NGO的存在就是結社自由的實現,連帶地將會實現集會自由和遊行自由。再其次是架構缺口,推動民主選舉運動,包括基層選舉和地方人大選舉。任何一個缺口的衝破,都會產生連鎖效應。

  社會的變化既由社會矛盾促進,其成熟則靠民智覺醒,公民社會物質基礎的擴大,將有助於民智覺醒。從歷史趨勢的走向看,專政必定會結束,但誰也無法估計它會在什麼時候和什麼情況下結束。或許可以猜測的是,權貴專政之解體,很可能會在一次大事變中觸發專政缺口崩裂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