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徘徊在現代文明門外
邱翔鐘

 

● 中共建政六十年的嚴酷史實顯示,共產中國雖然有了巨大變化,但還不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還停留在「前現代」階段。前三十年是在極權統治,後三十年是威權統治,民主、自由、法制、人權方面離一個現代文明國家還很遠。


● 英國新科學家雜誌報導中國崛起,但一個專制政權的強大對世界是禍不是福。

今年是中共所說「建國」六十周年。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中共主席毛澤東宣告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共產黨在中國大陸以暴力奪得了政權;簡單的說法是中共「建政」六十年。各國歷史,程度不同,都經歷野蠻暴力,血跡斑斑。但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共識是,不再依靠暴力奪取政權,而是通過辯論和投票箱取得執政權力。中國人觀念中,江山和國家與政權不分;中國歷史,是家天下的皇朝興替史;不論何人,一旦取得政權,便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高度大一統,「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奪權過程更加充滿血腥暴力。此傳統表明,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二十世紀的中國沒有邁進到現代文明國家的行列。現在,到了二十一世紀,越來越多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邁入了自由民主國家之列。

為中國社會與經濟巨變唱讚歌

  中國的情況如何呢?儘管問題重重,儘管統計數字不盡可信,儘管前景難測,無可否認,中國社會和經濟發生了巨變。中國物質文明的發展尤其顯著,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每年增長近百分之十,總體經濟規模每七年翻一番;現代化的高樓蓋了很多,高速公路鋪設了不少,甚至其他國家嫌不符合經濟效益沒有建造的磁浮列車也有了,似乎實現了中國人的豪言壯語:「別人有的,我們要有;別人沒有的,我們也要有」;流動電話和互聯網的使用人數世界第一,家電產品產量世界第一,鋼產量世界第一(這些產品產量的多少其實與是否先進並無必然聯繫,只是許多中國人仍然陶醉於世界第一的夢幻);中國不但能製造汽車、輪船、飛機、大炮,還能製造原子彈和火箭,甚至載人的飛船都上了天。在西方發達國家紛紛陷入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之際,中國外匯存底超過二萬億美元,更是穩居全球首位。社會生活方面,民眾的自由度增加,選擇範圍擴大,遠非毛澤東時期可以相比。

  國際上,中國如今的地位同樣今非昔比。遠的不說,一九九○年代,江澤民出席國際場合的活動照相時,被安排站在靠邊位置上,中國媒體需要煞費苦心,加以剪裁,以便把江澤民擺在美國和俄羅斯總統之間似乎是中心的位置。今年四月,在倫敦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高峰會議上,儘管由於胡錦濤不諳英語,無法像江氏那樣與人談笑風生,而是木口木面,無話可說,然而,為了討好中國領導人,希冀中國政府出錢出力協助解決當前的經濟困境,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薩科爾齊和英國首相布朗在內的二十國首腦合照時,胡錦濤站在無可置疑的正中位置。

  經濟上的進展讓許多人加入到為中國唱讚歌的行列。資本無祖國,能在和想在中國分一杯羹的資本家(包括港台資本家)是中共的大好友,讚歌唱得無比響亮,不在話下。對中共而言,讚歌特別動聽的人包括提出「北京共識」的拉莫(Joshua Cooper Ramo),他是與北京關係親密的基辛格諮詢公司董事。另外一個好歌手是前新加坡外交官,該國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著名的亞洲價值吹鼓手。在英國,一度頗受英國知識界重視,現已停刊的原英國共產黨理論刊物《今日馬克思主義》(Marxism Today)月刊主編賈克思(Martin Jacques)搖身一變,也加入到「歌德派」的行列,今年推出《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End of Western World)。此書內容雖然遠非書名那樣聳動,其對中國興起的期許,彰彰明甚。但是,有一點值得指出,這些國際上的「歌德派」都不是真正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霧裡看花大讚花香,往往另有所圖,即洋人所說hidden agenda。

中國為甚麼還不是現代文明國家?

  那麼,能不能說中國已經是一個現代的文明國家呢?很遺憾,不能。目前的中國仍然不是一個現代的文明國家,尤其不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國家,而還是一個前現代國家,在現代文明大門外惝恍的國家。我說的是現代「文明」國家,不是現代國家,更不是現代的法西斯國家,不是納粹,不是蘇維埃帝國。法西斯,納粹和蘇維埃帝國也是現代國家,卻不是現代的「文明」國家。

  不是中國人不願意進入現代文明社會,不是中國人質素不夠,而是中國的當權者不想,因為現代文明社會的準則會制約他們的權力,使他們不能夠肆意妄為。三十年前,魏京生一士諤諤,振臂高呼,在北京西單民主牆提出中國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同時,更需要第五個現代化,即民主化。他為此兩度入獄,單獨囚禁和勞改長達十七年。魏京生和其他為中國爭取民主而吶喊者,如溫和理性要求實行憲政的《八八憲章》起草人之一劉曉波等人的命運,是中國仍非現代文明國家的明證。魏京生和劉曉波等人公開的民主疾呼,不僅不獲中共當局的接納,反而把他們當成敵對勢力,身陷囹圄,備受折磨。海內外許多有識之士苦口婆心,婉言相勸,希望展開政治改革,避免重蹈治者與被治者矛盾無法調和,以致生靈塗炭歷史的覆轍,也同樣不為中共所接納。其實,甚至中共黨內,包括中共中央黨校和社會科學院這類智庫,為中國前途和中共本身前途計,提出不觸動中共統治前提下的政治改革方案,也被黨內的既得利益集團和保守勢力所否定。

  過去六十年的共產黨統治,大至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三十年是毛氏極權統治。無法無天,倒行逆施,胡作非為,以致天怒人怨;毛死之後,他扶植的「四人幫」在一場宮廷政變中頃刻土崩瓦解,「四人幫」及其追隨者鋃鐺入獄,毛式運動治國路線被遺棄。現在,還有多少人記得被大肆鼓吹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更不要說繼續依照他那一套治國。但是,出於統治需要,鄧小平及其後的領導層沒有從根本上,即制度和理論層面全面否定毛式統治的過錯和罪孽,反省中國共產革命的方向乖舛,毛像仍然高懸天安門城樓,留下隱患,留下禍根。後三十年是鄧式威權主義統治:在確保共產黨一黨專政統治前提下,容許社會生活的有限自由和有限多元化;在確保政治穩定同時,全力發展經濟,實行對外經濟開放政策;在扶植大型國有企業同時,允許中小型私營企業經營。

從極權到威權,中共專權不變

  無論是極權還是威權,都由共產黨掌控權力。中共前三十年的歷次運動,包括「土地改革」血腥鬥爭地主、「鎮壓反革命」、「肅反」、「反右派」、「大躍進」以及由此帶來的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等造成七千萬人死於非命。但是,中共不願面對真相,塗抹歷史,掩耳盜鈴,至今不肯向中華民族坦誠認錯。與此同時,奉馬列為圭臬,視中華優秀傳統為糟粕的中共肆意詆毀和破壞中國傳統文化,道德淪喪,是非顛倒,廉恥盡失。昔日的形而上唯物主義演變為今天的形而下唯物(質)主義(materialism),沒有理想,沒有精神訴求,沒有宗教情懷,人心更加不古,世風更為日下,唯權唯錢是問,假貨充斥,騙子遍地,天良盡喪,人倫盡失。前三十年的毛毒未除,中共本質未變,後三十年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六四血案」,鎮壓「法輪功」以及數不清的迫害民眾事件。

  奧克拉荷馬州立大學學者魏思達(Theodore M. Vestal)對威權主義特徵有以下界定:

  權力高度集中,政治權力用來維持排他的壓迫性制度; 實行人治,而不是法治;操控選舉,所有重要決策由非民選官員黑箱操作;官僚不依定規,不受監督,不向其服務對象問責; 領導層自我指定,即使有選舉,也不能讓公民在自由公正的選舉中撤換他們; 民權沒有保障,不容許有意義的反對派存在; 公民社會削弱:不容許建立大規模的團體、組織和政黨來競逐權力或質疑現任領導人,相反,社會生活各方面受到控制; 政治穩定靠軍隊的支持,靠無孔不入的官僚系統,靠控制內部反對派和異見以及通過各種社會手段建立起的忠貞系統來維持。

  威權主義統治在許多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存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實行威權主義統治的國家日益減少。蘇聯和東歐變天之後,維持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更是屈指可數,其中一個是中國,實行完全符合魏思達定義的典型威權主義統治。威權主義一如極權主義,是由前現代邁向現代社會時的陣痛,是「謬種」,是過渡。它既不穩定,更不可能萬古長存。由於背負中國皇權主義和列寧、斯大林專制主義雙重野蠻傳統的包袱,中國邁向文明世界的道路更為崎嶇。

雖有領導任期制黨國體制不變

  現代文明國家首先應該民主,不是「黨主」。各級領導人由選民選舉產生,也可以經過選舉或其他途徑更換或罷黜;選舉是公正的,即不同政黨按照同樣的標準和待遇參選,不可以大壓小,以強壓弱,以執政地位壓在野政黨。中國目前的體制仍然是列寧主義的黨國體制,領導人不是由選民選舉產生,而是由少數人在黑箱中操作產生。二○○二年中共領導層換屆是中共治國歷史上頭一次沒有打殺整肅,沒有人頭落地的權力轉移。這是一個進步。另一個進步是江澤民(大致上)和胡錦濤看來會遵守五年一任,連任一次一共任職十年的做法,實現最高領導人的任期制。事實上,江澤民在八九學潮中,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內元老逼退原總書記趙紫陽後接任中共總書記,任期已達十三年,而限任制能否維持並沒有保證。二○○七年挑選備位接班人時的高層協商、醞釀和非正式投票,比殘酷爭權或毛鄧時代「等額選舉」也算是進步,是不同派系角逐妥協的產物;雖然妥協是好事,然而,它沒有定規,沒有定準,還沒有形成嚴格的制度。

  在列寧黨體制下,黨國不分,立法機構(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政部門(國務院和各地方政府)以及司法當局一律由共產黨控制,軍隊直接由共產黨指揮,不是國防軍,而是為共產黨服務的「黨軍」。武警和警察雖然也執行通常的維持公共秩序的任務,但是,主要是用來維護共產黨統治的「黨警」。在黨國體制下,最高決策機構不是國家機構如人代會或國務院,而是共產黨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現有的政治局九名常委是中國的最高決策者,而國務院不過是日常經濟、外交和文化等日常事務的執行機構。在正常國家中統一由政府指揮的軍隊和保安部隊,在中國統統由共產黨指揮,連國務院都不得染指。中共沒有一天不強調「黨指揮槍」,唯恐「黨軍」變成國軍,不能繼續作為維持其統治的工具。二○○一年,中共以公務員制度取代幹部制度時明文規定,中國的公務員不是政治中立,不與黨派脫ヾA而是由共產黨控制和指揮,為維持共產黨的統治服務,與文明國家為全民服務,不屬於任何政黨的公務員制度迥然有別。

  當今中國,民眾最怨憤的是吏治腐敗。近年來的不少所謂「群體事件」往往涉及官員。發生民眾與官員之間的爭執或衝突時,民眾麇集,騷亂爆發。中國官員質素低劣,憑關係上位,甚至跑官買官;上任之後,為非作歹,驕奢淫逸,橫行霸道,民眾深惡痛絕。中共的黨紀國法,甚至嚴刑峻法,都不能制止他們前仆後繼,以身試法。除了施行黨紀國法,中共也採取或考慮採取被他們視之為治本的辦法,擬定管治官員和制止他們及親屬非法從商牟利的制度,如《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但是,這套自上而下的監督制度漏洞百出。不從根本上改革,不開放「黨禁」和「報禁」,不引入民主機制,日益嚴重的腐敗吏治問題無法解決。

憲法給予的自由全不兌現

  順便一提,國民黨領導的政府雖然稱為 「國民政府」,軍隊稱為「國軍」,其實也是黨國一體,黨國不分的產物。直到一九八七年代解除黨禁和報禁之後才發生根本變化。如果說國共有不同,在於國民黨行事不如(或不能如)共產黨之極端。

  其次,現代文明國家崇尚自由。文明國家的自由不光寫在《憲法》上,而是真實的生活。其基本準則是:對公民而言,凡是沒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對政府而言,凡是沒有立法許可的,就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在自由社會中,就公民與政府的關係而言,公民的工作和生活不受政府干預,真是「帝力於我何有哉」,活得輕鬆愉快。在這方面,老早享有自由的香港人和過往二十多年獲得自由的台灣人可以作證。這是為何幾十年來那麼多大陸民眾,不管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前仆後繼」,要去香港定居的原因。

  如果只看文字,中國的《憲法》即使不能說完美無瑕,起碼與國際社會的標準相距不遠。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寫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除了被鄧小平刪除掉的罷工自由外,幾乎樣樣齊全。事實上,這是奧維爾《一九八四》式的「新語」(newspeak):「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顛倒是非黑白,「有......即是無......」

  在中國,人人知道,共產黨的宣傳部控制所有媒體,按照共產黨的需要製造虛假的輿論。這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如此為國人所不齒的原因。毛式統治強橫拙劣,直接操控媒體, 只有宣傳,沒有新聞。在當前的威權主義統治下,現政權掌控媒體,引導輿論的手法比毛時代乖巧,容許有限的自由,有限的多元;被禁止刊發的書報雜誌減少。同時,今天中國還存在所謂「的士司機的自由」,即計程車司機可以和旅客海闊天空,乃至對當局,對領導人罵罵咧咧,出言不遜。但是,民眾不滿的表達侷限於私人場合,不能在報章雜誌或電視上公開發表。除了一些勇敢的媒體人冒著風險「打擦邊球」,發表較為出格的言論,媒體只能發表獲得領導層許可的內容。

  「打擦邊球」風險之大,從南方報業屬下報刊以及中國青年報「冰點」雜誌的被關閉被整肅以及其新聞工作者被捕入獄可見一斑。媒體上,批評官員,限於地方官員,讓人以為中央領導層廉正清明,導引民眾像古時那樣,「反貪官不反皇帝」。同時,一如著名中國通林培瑞(Perry Link)和庫瀾齊(Joshua Kurlantzick)在《華爾街日報》文章中所說,中共採取轉移視線做法,譬如,你提出空氣污染問題,他們大講中國的五十二面金牌,宣傳奧運成就;你提出拆遷逼遷問題,他們大談達賴喇嘛分裂祖國活動。更有甚者,中共蓄意引導國人關注物資利益,轉向無聊低俗的活動,媒體大量刊登吃喝玩樂,情色休閒的資訊,像國府時期那樣「莫談國事」。無論如何,嚴禁抨擊中共統治的異見公開發表。

  今天中國的言論自由遠不如八九十年前的所謂軍閥混戰時代。那時的中國自由主義思想家胡適如此宣述自由和個人人格的真諦:「少年的朋友們,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的起來的!」一九二○年,毛澤東不但支持「聯省自治」的主張,他還參與湖南聯省自治運動。現在的中國人能在大陸發表這類言論嗎?更不要說現代文明國家裡抨擊政府最高層領導人,鼓吹分裂,反對講授愛國主義的自由了。(註)

  至於集會、結社、示威遊行,人人知道都在禁止之列,中國人連想都不必想,除非你做好入獄的準備。中國人有時也上街遊行示威,如一九九三年美國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後的反美示威和二○○五年反日示威,但都是由官方組織的。中共確保不讓不受中共控制的政黨和團體出現。一九九八年,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大陸前後,中共做出短暫軟化姿態,各地出現組黨潮,結果徐文立、王有才等民主黨主要人物被中共一網打盡。

黨大於法,以法治國沒有根本改變

  其三,現代文明國家實行法治(the rule of law),即法律至上,不是to rule by law,不是用法律手段去統治,去管治。西哲海耶克寫道:「講到『法』,我們指均等適用於每一個人的普遍規則......真正的法律不應該有例外,尤其不能挑出特指的個人或群體......這些規則必須適用於制定者和施法對象,即政府和被治者,無人有權容許例外。」除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明世界還確立了一系列法治原則,如司法獨立,不受政府干預;「正義不僅應當獲得實現,而且應當讓人看到其實現」;許多先進國家,尤其是實行普通法的國家,有源自中世紀英國的人身保護令;採取陪審團制度,等等。法治國家不僅重視實質理性,制訂完整的本體法,也重視程式理性,有嚴格的程式法;程式嚴謹、嚴格,務求不冤枉好人。在法治方面,中國傳統社會向來實行法家的「以法治國」,嚴刑峻法,程式粗疏。中共繼承此一傳統之餘,在列寧的虛無主義影響下,有過之而無不及。過去三十年,中國在法制方面,尤其在商法和民法方面急起直追。但是,由於威權統治的根本局限,「黨大於法」和「以法治國」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他們現在說的「依法治國」實際上是「以法治國」。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鎮壓法輪功在先,然後匆匆制定《邪教法》。在香港,出於政治需要,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再強行解釋香港《基本法》。

  文革時吃過苦頭,入獄多年,文革後長期負責立法工作的黨國元老彭真一九八○年代回答香港記者黨大還是法大的問題時,居然說「我也答不上來」。彭真以及中共其他法制工作官員極而言之,只能講到:「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黨也領導人民遵守、執行憲法和法律,黨自己也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他們始終不能斬釘截鐵說:「法大!」彭真等黨官用這種含混言詞有其苦衷,說明他既想強調法制,卻又無法擺脫「黨大於法」的一黨專政枷鎖。

  在「黨大於法」的中國,過去三十年的重大案件,從審訊「四人幫」和林彪黨羽到監禁文革後率先提出「第五個現代化」的魏京生和逮捕《八八憲章》起草人之一劉曉波,一律由黨的機構,包括最高領導層級──政治局常委會裁決。沒有公正和公開的審訊,國際上稱此為「做秀審訊」(show trial)。

  中國司法不獨立的結果是司法人員多半屬於政治任命,質素低下。儘管文革後中國當局開始改變以前由復員退伍軍警從事司法的做法,開始重視培養專門的法律人才,但是大部分司法人員,包括高層司法官員沒有經過嚴格的司法專門訓練。連中共官方新華網報導都承認,中國(省級)高等法院院長「一半在黨政系統工作,不少人從未在司法機關工作過。」至於歷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除了早期的黨外人士沈鈞儒不論,多半沒有法律訓練,都是黨官出身,都是政治任命。諷刺的是,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法律系,一直從事司法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卻成為中共上台以來因涉嫌貪污腐敗而被免職調查的最高級司法官員。這既反映貪污的普遍,也說明司法人員質素不高。同時,這也說明中國的司法專門訓練沒有擺脫「黨大」的窠臼。

人權立法與執行皆脫離國際準則

  第四,人權。自從英國哲學大師洛克揭櫫人權觀念並反映在美國獨立宣言以來,保障人權日益成為文明社會的一項基本道義準則,是否保障人權成為評判一個政府優劣的重要標準。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尊嚴權和公正權等是人權的基本內容。在一九四八年的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以及一九六六年進一步通過的更為法律化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後,人權的含義和人權的保障明確清晰,毫不含糊。中國的憲法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一如中共的許多承諾和宣告,這又是奧維爾式語言,是一句空話。中共認為有權建立自己的一套人權觀,提出與國際上不同的「溫飽權」,至今沒有批准江澤民擔任國家元首時簽了字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現實是,中國公民的人身權利受到侵犯的情況普遍。中國的公權力機構,尤其是公安機構粗暴執法,違反程式如逾期羈押、刑訊逼供、屈打成招、刑訊致殘乃至致死的事例比比皆是。人權組織「國際特赦」認為,中國死刑人數超過其他國家死刑的總和。中國也是盜取和出售死刑犯器官最嚴重的國家。近年來,面對國際上的批評,中國國務院頒佈《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但是,是否切實施行大有疑問。

  在中國,違反人權,甚至也抵觸中國《憲法》和法律。《收容遣送制度》長期實行,給予有關當局遣送所謂三無人員,尤其是其中的農民工的權力。此制度直到二○○三年來自湖北的大學生孫志剛在廣州被拘留毆打身亡之後才廢止。但是,公安人員肆意虐待公民的事件仍然相當普遍。毛時代制定的《勞動教養制度》,完全沒有法律依據,而是根據中國國務院法規擬定的行政處罰,事實卻是可以不經法庭審訊定罪,長期關押公民,強迫他們勞動。簡稱勞教,實際上與名為「勞動改造」的刑罰無異,許多人勞教長達二十餘年。這是典型的法西斯制度。一九七九年之後雖然規定勞教期限為一到三年,必要時只可延長一年,但是,將人重複勞教,總計超過四年的事件仍時有所聞。近年來,雖然有人要求廢除勞教制度,但是公安部門抵制,廢止無期。

  在文明世界,以上所述都是常識,卑之無甚高論;生活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獲得保障環境中的人,像呼吸空氣一樣,幾乎不覺得它們的存在,不覺得需要為之付出代價。然而,一個前現代國家要實現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卻不是易事,要求建立一整套的民主建制(democratic institutions):不受政黨控制和廉潔有效的公務員系統,能為市民服務而不是負擔專政任務的警察部隊,完善的法律系統和獨立的司法人員,自由、中立和不偏不倚的媒體,不受政府干預的宗教組織和宗教活動,不受政府控制,從事各種民間工作和組成公民社會的民間團體,公正無私的選舉和選舉監管系統,等等。建立這套建制,不僅要有胸襟開闊而不是圖謀私利的統治者,而且要求社會有寬容豁達,容忍異見的氣概,造成各階級,各種族,各種信仰人士和諧共處的氣氛。要建成這種社會,知易行難。

  中國人期盼民主自由文明的普世價值已經超過一個世紀。 從晚清的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今天空幻虛假的堅持馬列,中國歷代頑固派圖謀私利,固步自封,拒絕接納人類先進文明。現在的中國既背棄中華優秀傳統,又拒絕接受現代文明價值觀。中共統治的中國,是一個精神乾涸,文明頹唐的國度;嶄新的摩天大樓,寬闊的高速公路,軍警整齊的軍服,天安門廣場閱兵時展示的新式武器,掩蓋不了創新能力不足、精神世界空虛和文化生活貧乏的事實。

【註】英國一個重要的教育機構:倫敦教育學院去年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接受調查的教師和十三到十四歲的中學生絕大多數認為學校課程中應該避免愛國主義,因為英國歷史和任何國家的歷史一樣,道德上模棱兩可(morally ambiguous)。受調者還認為,歷史課和公民教育應限於講授事實,而不是鼓勵學生效忠英國;教師在講授英國歷史事件時,不應一方面對於諸如二次大戰或大英帝國歷史灌輸英國榮耀的觀點,另一方面又去掩蓋或淡化像販奴和帝國主義行徑之類令人汗顏的事實。

(邱翔鐘:資深新聞評論家,曾任職BBC、香港信報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