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寫作的艱辛
葉永烈

 

● 編者按:知名度很高的傳記作家葉永烈的寫作幾乎長達六十年。他怎樣從一名遠離政治的科普作家,變成中共高層政治的紀實作家?本文記等L走過毛時代到開放時代艱辛備嚐的成功之路。


● 葉永烈勤於採訪,足跡踏遍國內和世界各地。圖為他在烏魯木齊。(葉永烈Blog)

從一九四九年至二○○九年這六十年間,其「中點」是一九七九年。一九七八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中共的轉捩點,鄧小平成為中共第二代領袖,中共從前三十年的封閉鎖國、「以階級鬥爭為綱」,走向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

  作為生活在中國內地,一名體制內的作家,我對中共建政後的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的作家生存環境,有著不同的體驗。

父親不贊成我考新聞專業

  一九五一年,十一歲的我正在讀小學五年級,偶然心血來潮,寫了一首題為《短歌》的小詩,擲進報社門口的投稿箱。一個多星期之後,我的小詩就見報了,從此我愛上了文學。
  對於寫作的熱愛,促使我在五七年高中畢業時要報考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然而,我得到消息,那一年北大新聞專業只招五十名,其中的一半是「調幹生」(即報社幹部經組織推薦可以不經考試被錄取),剩下的名額每個省連一名都攤不到,看來很難考取。我卻堅持非進北大不可。於是只得退而求其次,棄文學理,報考化學系。正在遭受「反右派鬥爭」之苦的父親,原本就不贊成我考新聞專業,以為政治風險太大,不如念化學實在。

  他說,「學化學好呀,將來可以做做雪花膏、做做肥皂,總會有碗飯吃。」

  父親說的是大實話,所幸我選擇了化學系。我一踏進北京大學,鋪天蓋地的就是「批判右派分子」的大字報,那些「右派分子」大都是中文系的。從五七年之後,「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我最初的那些作品,遠離「階級鬥爭」,只有用文學的筆調去描寫科學,無關政治。五九年,我寫出平生第一本書││科學小品集。一九六○年,二十歲的我成為《十萬個為什麼》的主要作者。一九六一年,寫出《小靈通漫遊未來》......我的寫作當時一帆風順,就在於作品遠離「階級鬥爭」,我頂多只在「又紅又專」運動中被視為「白專」罷了。

  北京大學理科當時實行六年制。一九六三年,當我完成畢業論文,即將拿到畢業證書的時刻,遭到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霹靂的襲擊。根據毛澤東的批示,在應屆大學畢業生中緊急開展「抓反動學生」的運動。睡在我的雙層鋪上面的同學由於對當時「批判現代修正主義」說了一些不滿的話,被打成「反動學生」,不發給畢業證書,不分配工作,送去勞動教養,從此苦難了一輩子。我當時發表了那麼多的文章、出版許多著作,原本很容易被圈定為「階級鬥爭」的「靶子」。還好,我的作品不涉及政治,我本人早出晚歸,在圖書館裡埋頭做功課或者寫作,幾乎不在宿舍,寡言少語,得以避免株連││儘管我對他被「揪出」感到震驚和同情。跟他一起同年級裡總共有四位同學被打成「反動學生」。

只寫兒童讀物與科普作品

  經歷了這些觸目驚心的政治運動,我越發小心,只寫兒童讀物、科普作品。然而,在那大災大難的文革中,沒有「安全地帶」。就連《十萬個為什麼》這樣的書,也遭到上百家造反派組織組成的「工農兵大批判聯絡站」的「批判」,被定為「大毒草」。那種「批判」在今日看來簡直是天下奇聞。例如「太陽為什麼有黑子?」,被說成是惡毒攻擊「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澤東;「喝鹽鹵為什麼會死人?」,是從電影《白毛女》中楊白勞喝鹽鹵自殺說起,誰知在「文革」中《白毛女》經過「改編」,楊白勞不再喝鹽鹵自殺,而是成了「反抗的楊白勞」,於是《十萬個為什麼》就難逃「污衊貧下中農」的大帽子......我成了「大毒草」作者,不僅遭到批鬥,遭到抄家,還送往杭州灣畔的「電影系統五七幹校」改造、勞動整整三年。

  在文革後期,我總算能夠重新出書,從一九七三年至七六年十月,我出版了十本著作,全是與政治無關的童話以及科普讀物。按照當時「剷除資產階級法權」的規定,出書沒有稿費,只送五十冊樣書。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發生在一九七六年初:我的童話《來歷不明的病人》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童話寫一條菜青蟲混進益蟲醫院,最後被識破真面目。在印刷廠排印時,工人貼出大字報,指斥《來歷不明的病人》違反「江青同志關於『三突出』的創作原則」。

  所謂「三突出」,是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來歷不明的病人》中居然讓大壞蛋「菜青蟲」成為「第一號人物」,怎麼行呢?這本書差一點流產,經過編輯反復說明這是童話,不是「革命樣板戲」,才終於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印出。

文革之後一下子紅了起來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我的創作進入了「爆發期」。我在文革中除了得以出版的十本書之外,還有一批書稿已經完成,「躺」在抽屜裡,一下子都得以出版。我在七八年、一九七九年差不多月出一書,如同噴泉一般。這些書的發行量都很大,有三部書的發行量超過一百萬冊,其中《小靈通漫遊未來》印了三百萬冊。那時候恢復了稿費制──只是字數稿酬而已,然而比起文革期間分文全無已經好多了。當時我還只是一個業餘作者,我的正業是電影導演,我的影片也獲得了「百花獎」。走出文革,我確實有著「翻身感」。我一下子「紅」了起來,《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上海《文匯報》等都刊登關於我的長篇報導。許多頭銜朝我「飛」來。當局有意栽培我當官,我卻以為「官場一時紅,文章千古在」,仍然堅守寫作。我轉向純文學小說的創作。我在《人民文學》雜誌上發表的短篇小說《腐蝕》,差一點獲得八一年度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

  一九八三年末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迎頭給我澆了一盆冷水,使我的頭腦頓時清醒。我接連遭到報刊點名批判,那感覺彷彿文革又捲土重來。我在《羊城晚報》連載的長篇小說《黑影》,珠江電影製片廠正準備改編為電影,卻成了「清污」重點,《中國青年報》在頭版刊登「批判」文章,宣稱《黑影》「違背四項基本政治原則」。「清污」運動使我意識到,「左」毒不除,中國不寧。過去對政治躲之不及的我,此時卻大膽地在政治領域衝鋒陷陣。我放棄了小說創作,選擇了中國當代重大政治題材紀實文學,作為我的創作的主攻方向。我放棄了電影導演工作,成為專業作家。

  從此我奔走於北京高幹住宅區,也走訪全國各地的政治人物。我所有的差旅費全部自費,因此我的寫作自由度就很高──倘若要向作家協會「報銷」的話,寫作計劃必須事先立項並獲得批准。我慶倖在二十世紀八十、九十年代訪問了中國政壇諸多重要當事人,為中國當代口述歷史留下上千盤珍貴錄音磁帶。

怎樣面對嚴密的圖書審查制度

  我遭遇的最大的麻煩,就是作品的審查關。中國內地的圖書審查制度,在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到了一九九二年形成嚴密的制度,而且越來越嚴格。我當然可以像有的作家那樣把作品拿到香港出版,但是我始終以為必須為千千萬萬的內地讀者服務。為此,我成了「報審專業戶」。審查雖嚴,我的作品大都能夠通過,在中國內地公開發行。原因有三:

  一是我堅持「用事實說話」,我的紀實作品沒有虛構成分,追求史實百分百準確。凡是毛澤東的話,均注明出處。凡是採訪所得,均注明採訪人物、時間、地點。這樣審查時無懈可擊;二是「只述不論」,寓見解於史實之中。很多作家喜歡在作品中大發議論,其實在內地此乃大忌,往往在審查時擱淺;三是準確把握中國內地的政策分寸,認真研究中共中央相關的決議,作品中敏感的政治問題「打擦邊球」而不越紅線,就連審查者也稱我「對於政治敏感問題詳略得當」。正因為這樣,我的作品在審查之後幾乎無大修改就能出版。我先後十一次出席全國書市,為當年的新作簽名售書。特別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圖書審查更加嚴格,我的一百八十二萬字的《「四人幫」興亡》經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審查通過,五十萬字新版「紅色三部曲」經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審查通過,均已經在全國公開發行。

一些書題材敏感只在港台出版

  也有的作品本身並無問題,只是題材被列為「禁區」,如我的八十萬字紀實長篇《反右派始末》,報審時一看書名就被「涮」掉。我只得「迂迴」,交給書商,買了青海人民出版社的書號,一下子就印了十萬冊。出書後三個月遭禁,當時差不多已經售光。此書經過補充、修訂,再度報審,又被「涮」掉。我請另位書商買新疆人民出版社的書號,再度出版,又一次遭禁。眼下我仍在繼續修訂此書,也許還要第三次「迂迴」──這在中國內地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港台作家幾乎無法理解。不管出書之後必定遭禁,但是作品畢竟到了廣大讀者手中。

  我的三十萬字的長篇政治小說《毛澤東重返人間》,則只能在港台出版,連「迂迴」的餘地都沒有,只能在內地地攤上買到盜版本。

  二○○八年初,我的《真實的朝鮮》一書被出版社刪去三分之一,終於得以在內地出版。出版之後由於朝鮮大使館的「照會」,遭禁。最近,我在香港出版了該書三十萬字全文版《解密朝鮮》,算是充分享受了一次「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中國畢竟在進步。就作家的生存環境而言,前三十年與後三十年最大不同是,在前三十年倘若作品遭「批判」,第一遭殃是作家本人,或戴帽,或勞改,甚至入獄;在後三十年,則第一遭殃是出版社,並不追究作家的責任。正因為這樣,我的書多次遭禁,我卻安然無恙。甚至我經常為《開放》等海外報刊撰稿,也平安無事。

  金鐘兄在「六十年大節日將至」之時,約我「寫一篇回憶文章,略述兩個時代(前三十年後三十年)寫作的艱辛」,我遵囑寫了以上的「命題作文」,算是對這六十年創作艱辛的回顧。

九月十五日於上海「沉思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