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賓雁與共產黨
何家棟

●編者按:這篇文章,是在何家棟先生去世後,家人從他的書桌娷膚銗X來的一篇遺稿。這篇未完成的文章,原無題目和名字,估計是作者生前為《劉賓雁紀念集》而寫的,時間大約應該是在作者今年第一次出院後,在家養病的六、七月間。老人於十月十六日辭世後,家人認為,此文應是他的「最後遺言」。本文回憶和劉賓雁數十年患難之交,並交代自己和共產黨恩怨難斷的心路歷程。是一篇坦誠的內心獨白。


● 作家戴晴(右) 2006 年 10 月 8 日探望病重的何家棟。
一周後,何家棟病逝。終年 83 歲。


● 劉賓雁夫婦 2005 年 11 月在新澤西家中,兩個月之後,劉不治病逝。

我從未想過靠文字生活,沒想過,我沒出過甚麼東西,隨時寫隨時丟掉了,不想把它留下來。

我覺得賓雁是把這個當作一個事業來做的,我從年輕的時候開始就沒有這個願望,我寫東西一是興趣或者應景,編報的時候,補白。短評式的小雜文沒多大意思。以前編雜誌也是每期來一篇。收集十幾萬字也沒甚麼問題。

  從兩三年前,聽說賓雁想回來,我們就做了一些活動,希望爭取他能回來,像杜導正,馮蘭瑞這些人,杜導正就說過,放在我身上,沒問題。可是越等越沒消息,等到最後就等到他走了。

  我聽到這個事,我就想,政府為甚麼這麼害怕他?好像有很多事情都是他們製造出來的。其實賓雁不一定想當英雄,但是他們一定要把他「打」成英雄。看了一些紀念文章,說賓雁有國難歸,但是從他們對他的恐懼來看,這個事情本身並不是那麼淒涼的,如果我能讓他們這麼恐懼,我也挺高興,我不覺得賓雁這樣走是多難過的事情,如果我能讓他們這樣害怕,這就是我的想法。

與賓雁關係不深,命運相連
晚飯後,常常關上燈我就坐在這裡想這些事情。讓我寫賓雁,我甚麼也想不起來了,好像沒有故事,也沒有細節,好像我們之間的關係好像不深,可是我們的命運都連在一起了。過去我們在一起,從來不談個人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他比我大,比我小;他是南邊還是北邊的人,他也不知道我,我們從來不談這些事。是不是過去做地下工作養成的習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運動太多,不想知道他的事,因為運動一來,一逼就要交待。運動來了不能交往,能交往的時候,就都忙,也是一個原因。

  是不是不想瞭解對方呢?不是,有兩次。一次是他當選作協副主席那一次文代會,他大概真是想和我說點甚麼,他住在西苑賓館,打電話給我,說咱們聊聊天吧,我就去了,可是一進門就排著隊,這個還沒走那個來了,我一直等到十一點多,沒插嘴的機會,就算了,沒談成。還有一次是《開拓》創刊的時候,我們請一些作家去黃山旅遊,開了一個會,希望大家支持這個刊物,賓雁也去了,可是只要一談話,他那些作協的老朋友們全都要來湊熱鬧,談不下去。以後就更沒有機會了。

  其實最初我們的關係都是在城工部。可是好像沒有多大緣份,沒有機會湊到一塊。後來看他的自傳,我才知道,一九四三年四、五月,他進天津去耀華中學當教員。他進天津,正是我出天津。他教中學,我帶十二三個中學生去冀東解放區。

去的時間非常不好。正好趕上整風,就把我們銬起來了,可疑份子,你們怎麼跑到冀東來了?又不是沒飯吃,這些人有的家裡還非常富裕,又不是要分房分地,你們來幹嗎?銬起來,有些就吊起來了。那些孩子最小的十四歲。那時候手帶背銬,都磨得露出了骨頭,流著黃水,沒辦法就「坦白」了,說自己是「托派」「國民黨」,就把我們驅逐出境趕回天津。堅持不坦白的就被殺了。國民黨的監獄很殘忍,但是當他沒有證據的時候是不動刑的,共產黨這一點上不如他們,可以屈打成招。我們被趕回來,大夥都憋著一肚子氣,又跑到城工部去,城工部打電報到冀東去給我們平反。

  解放後,我的歷史複雜化,雖然已經平反,但是歷史上給你記了一筆帳,為甚麼你被懷疑呢?其實都是自己寫的自傳,那時候有一點事都要交代,前三代後三代。以後再根據你交代的材料,整你。坦白從寬嚴懲不怠,抗拒到底回家過年。

  平津解放後我到天津去接管。新大眾報進北平,經濟上特別困難,沒有錢,又把我從天津調回來,調到報社搞管理,當工廠廠長。出版社就是這麼辦起來的,印書養活報紙;後來賺了錢,發展起來了。幹不好沒事,幹好了就來事了。三反的時候,就把我拿下來了,一個作家在我們那裡預支五百塊錢稿費,我批的條子,但是後來發稿費的時候,財務上沒扣,又給了一份,當時五百塊錢是個大數,而那個作家又不認帳了,讓我退賠。我到處借錢還。政治上又查我怎麼混到革命隊伍裡的,黨籍也開除了,歷史不清楚,來歷不明,在冀東還被抓過,以後一到運動就整,當死老虎整。在這一點上和賓雁背道而馳,他從十四級提到十三級時,正好是我降級,從十三降到十四級。

  這時候我沒事幹,就開始寫《把一切獻給黨》,一下印了幾百萬本,也不能用自己的名字。一九五五年後,又有一次審幹,這次比較負責,從我離家開始,所有的證人都找到了,把我的事情全都搞清楚了,恢復工作,成立文學編輯室讓我當主任。告訴我,你可以重新入黨了。我說,應該給我恢復黨籍,可是他們不同意,恢復黨籍不就表示黨錯了?我不同意,堅持要恢復黨籍。

發了賓雁文章一同成為右派
就在這時候,賓雁寫了《在橋樑工地上》,我就去組稿,這就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一九五六年。當時他也不知道我是幹嘛的,也不知道我寫過甚麼。談的也很簡單,兩篇文章,還有《本報內部消息》,就說我們想出這本書,他說好吧,就答應了。

  那次我們也談了一些事,主要是談了蘇聯文學。在這一點上,我和賓雁愛好一樣,都是從俄羅斯文學到蘇聯文學啟蒙的,讀的書也差不多,一談當然看法都差不多,俄國文學裡那種批判精神,人道主義精神,多餘的人等等。

  回來以後,領導上對他的文章也有些意見做了些修改,改的也不是太好,把工人罷工的事都改掉了,也是一個版本吧。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版本,也還是出事了,一九五七年,就把這事弄出來了,說你也別恢復黨籍了,乾脆當右派去吧。

  在出書的問題上,我的罪狀落在文字上的就是和右派分子劉賓雁一拍即合。以後賓雁怎麼樣,我也不知道。後來再也沒有辦法聯繫,好的是我也沒揭發他,他也沒揭發我。

  後來看到自傳,我才知道賓雁下放勞動。我愛人五七年也被打成右派,下放了。我沒下去,因為正在編一本書《劉志丹》。我是責任編輯,幫著寫一點,五八年改到五九年,稿子送給中央看,給習仲勳看,覺得不錯,又要補充,六二年就印出了樣本,又送審,結果被告了一狀,說是給高崗翻案,弄成反黨小說,就是毛主席說的:「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這樣我一個問題沒解決,一個問題又來了,連中三元,從解放前開始,每個運動都沒逃過,開除黨籍沒解決,打成右派,右派問題沒解決,又打成反黨份子,和共產黨有緣。這以後整天寫交代,一直到六五年,問題解決不了,結論也做不了,這時候康生說了一句話,工人日報的組織不純,寫《劉志丹》的編輯就是右派,為甚麼還留下?於是工人日報就不敢留我,就把我下放到山東,不敢留我了。那時候我愛人已經到了山東,去教書,把我也分到山東,掛在山東一個職工業餘學校,在哪裡領工資,無所事事。孩子也都帶下去了。

  第二年,文革開始,就又把我揪回工人日報,天天鬥,不過那時候因為有關這本書的都是大人物,省委書記、組織部長,所以輪不上我了,最後也還是不了了之,做不了結論。後來辦五七幹校的時候,工人日報就撤銷了,又把我送到山東去。在文革中,我的兩個男孩死了,一個是打死的,一個是自殺的,都是因為家庭的關係。一個說是狗崽子,打得死在鄭州的醫院裡。一個是在內蒙的兵團裡,當時我們養活不了這麼多孩子,把這個小五送給他的姨,他姨是黨員,姨父是大學校長。後來也是插隊,兵團的領導貪污腐敗,欺負女同學,他就老告狀,就給他關禁閉,說他是雙右派份子子女,孩子覺得沒前途了,就自殺了。

文革後與賓雁的交往
平反以後回來,我就去看賓雁,就是在人民日報宿舍,他見我問的第一句話,就是:「家裡沒破裂吧?」我說,「沒有。」他說「那好,那好。」對於我們,這就是最大的安慰,我們這樣的家庭也不多。家裡沒破裂,就已經是最大幸福了,能有這樣的結果,已經算不錯了。可以聊以自慰。

  賓雁也不知道,《把一切獻給黨》是我寫的,他在自傳裡還批評了,認為這個口號是錯的。當黨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時候,這個口號沒有問題。可是黨背叛了人民,背叛了自己的宗旨的時候,這句話當然就有問題。後來我對賓雁的「第二種忠誠」我也有看法,對誰都不應該忠誠,只應該對人民忠誠。我們曾經想展開一次討論,把一切獻給黨,到底對不對,但是不允許我們討論。我們之間也有不同意見,我們的思想觀點一直是交織在一起。

  以後就準備辦《開拓》,他跟我談起︿第二種忠誠﹀,我說給我們發。稿子來了,大家傳閱,討論發不發?我主張發。雷抒雁反對,說不能發,一發准出事。我說能出甚麼事呢?把總編輯抓起來?大家說不會;開除出黨?也覺得不太可能;罷官?我說沒關係,無非就是不幹了;我本來對當官也沒多大興趣。

  發了以後,別的也沒甚麼問題。但是當時王兆國非常積極,他剛當中央辦公廳主任,其實他也不是分管宣傳。但是他對《第二種忠誠》裡關於中蘇論戰的部份,認為和中央精神不符合,要求把雜誌收回來。我說五萬份大部份已經發出去了,收不回來了。還有一點沒發的,我們改一改,撕下一頁換一下。他也同意了,就改了剩下的幾百本。結果王兆國視察工作的路上,從廣東一直到上海,連續買了幾本《開拓》,都是沒改的。於是火冒三丈,就派了一個工作組來,說我們陽奉陰違,欺騙中央。我們社長也是老革命,當時就火了,一拍桌子就跳起來了,說,王兆國算老幾,他就能代表中央了?工作組的人,二話沒說就走了。他們回去就打報告說我們對抗中央,這個報告,從習仲勳,胡啟立等一個個都畫了圈,又要派工作組要我們做檢討。當時全總的倪志福還不錯,他也是政治局委員,就擋駕,說別再整了,整得人家已經家破人亡了,算了吧。這才擋住。以後倪志福見我還說,我保了你三回。

  這事之後,我們都不能再幹了,就都退休了。本來我和社長還都能再幹一屆的,就一塊兒退了。後來這事一出,高瑜寫了報導給《鏡報》,「劉賓雁退出文壇」,這事對賓雁的影響很大。

  以後,就是反右二十年紀念活動的事。這事賓雁做得不好。他未找我商量,由他和許良英、方勵之和我四個人發起。又說他要出去採訪,回來再把我們的發起信拿來你簽名,我也答應了。可是賓雁(?)又把這事告訴錢偉長了,又邀請錢偉長來參加發起這個活動(有人說是費孝通,但是費發了聲明,從未有人為這件事情找過他)。結果錢偉長告密,(當時鄧小平說過一句話,說劉賓雁和王若望是不一樣的,他是希望共產黨好的。)我相信錢偉長告密,我一直認為民主黨派是共產黨的先鋒隊,我覺得這事賓雁找錯人了。方勵之和許良英沒有等到賓雁回來就把這封信發了,我就算躲過了這一劫。(劉賓雁遺孀朱洪女士解釋,劉並沒為此事找過或告訴錢偉長,錢是接到方勵之、許良英的來信後向上面反映。)

  對於反右,六四,鄧小平罪責難逃,他的文集關於反右一字不提,但是歷史肯定會留下這一筆。中蘇論戰,九評都是鄧小平組織起草的,鄧逃不了責任。

  《第二種忠誠》文章發了以後,上海海運學院被揭露的那個人就糾纏不清,來北京告狀,寫了一份很長的信,說與事實不符,要我們更正道歉。我就說,那好,你把信留下來,我們登在刊物上,讓劉賓雁來答覆你。他就急了,說:你這是甚麼態度?但是就是不敢留下信。他要我們承認與事實不符,向他表示歉意。我不同意。我只能接受來信照登,為甚麼不能登?回覆他確實有小辮子抓在我們手裡,文化大革命批鄧的時候,他確實說過鄧小平是鄧納吉。這件事在我們堅持下,就這樣過去了。

  一九八八年賓雁出國的時候,我們一起吃了一頓飯,托我辦幾件事。

賓雁是革命理想主義者
我的感覺,賓雁是一個革命的理想主義者,對共產黨領導的民主革命事業,我們這一代確實是非常忠誠的。賓雁是抱著一種革命理想主義的精神,以批判的現實主義的態度去揭露醜惡的東西,但這本身是非常矛盾的。

  有人說賓雁是人道主義者,我覺得總的來說還是一個革命理想主義,對於追求人類的解放,我們都是不會動搖的,在這一點上我們都是非常一致的。但是革命本身,又是在一種非常複雜的環境中往前走的,中共本身犯了很多錯誤,即使它不發生異化的時候,它也有很多問題。這樣作為一個革命理想主義者,賓雁不會容忍這些東西,他必然要用批判的現實主義去糾正共產黨的錯誤。當然到後來,共產黨更加腐敗,發生異化的時候,很顯然,賓雁站在理想主義的高度看,更覺得醜惡,理想和現實差別太大。不理解他的這些想法,就覺得他為甚麼老是揭露我們的瘡疤,老是揭露陰暗面,就覺得不能容忍。在這點上,他不被現實所理解。其實真正變化的是現實,而不是我們的理想錯了,我們的理想沒有錯。所以我看曹長青《和劉賓雁分道揚鑣》的文章,我覺得很可笑,他要和劉賓雁分道揚鑣,他們從來沒走到一條道上,曹長青和賓雁連同路人都不是,他是混在革命隊伍裡的,賓雁是很清楚的,他就是為了人民的解放。

  現在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和中國的老保守主義其實是一樣的,就是極左派,中國的極左派和美國的極右有甚麼區別,思想方法都是一樣的,和美國新保守主義都是一致的。

  我對反共份子不喜歡,賓雁反對共產黨的錯誤,是站在革命理想主義的高度,來否定共產黨的醜惡現實的,他是站在共產黨的上邊,而不是站在共產黨的對面來否定它,我是這樣的看法。我們這些人,關心人民的疾苦,對腐敗的東西有一種天然的抗拒。

  共產黨不可救藥的地方,它已經不能自己完善自己了,沒有新的造血功能了。雖然都是批判,共產黨其實不是一樣的。

  有人問我,何叔叔你為甚麼還不退黨?我說為甚麼我要退黨?我是要把他們開除出去,是應該劉賓雁把他們開除出去才對!我的意見就是這樣。

馬克思主義和自由旗幟不能丟
為甚麼馬克思主義的旗幟不能丟,丟了以後,別人就多了一根棍子打你。自由的旗幟也不能丟,代表人民利益的是我們不是他們。現在中國的任務是甚麼,就是爭奪美國的問題,和誰爭奪美國?和台灣、日本、英國爭奪,誰把美國爭奪到自己這邊,力量就要強大起來,中國為甚麼不做呢?爭奪美國的第一步,就是要爭奪民主的旗幟。共產黨為甚麼不爭奪民主的旗幟?老是舉著獨裁的旗幟,叫人家整天敲打你,就是要高舉自由民主的旗幟。現在不能放下來,如果你放下來,你就成了人家敲打的對象。共產黨不這麼做,就等著滅亡,你聽不聽是一回事,但是要說出來。賓雁揭露的目的不是懲戒一個貪官殺一個王守信,而是要說明你的問題在甚麼地方,警告你們這樣下去就是要死亡。所以這個旗幟一定要打,誰不打,誰就要滅亡,國民黨當年不打這個旗幟,他就滅亡了,他到台灣後,又舉起這個旗幟,他就興旺了。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共產黨本身,你說它是邪惡的也好,但是他的宗旨,老百姓的解放,老百姓的幸福,應該是沒錯的。

  現在我不同意反共,共產黨的一部份已經異化,你不能把它當作是共產黨,這是假共產黨;真的共產黨是劉賓雁他們。這要正過來。曹長青說賓雁一直沒有放棄共產黨,為甚麼他要放棄?有甚麼見不得人呢?賓雁的問題不是冤案,而是假共產黨整了真共產黨,要說的就是這些道理。我們並不認同中共今天的這種做法,甚麼時候都不應該把民主的旗幟捲起來。現在國內的像我這樣的想法,就是希望共產黨分裂的,沒人贊同我的意見。要做黨內反對派也是非常困難的。有很多現實問題,房子、車子 ...... 有人寫文章,老婆就不願意了,說你別再寫了,再寫門口給你站上人,連我出門都不方便。萬里原來還講幾句大話的時候,兒子回來就跟他說,爸,你給我們留一條活路吧。所以也不能指望他們。

  我總覺得現在看來,共產黨還是會分裂的,主要是年輕一代起來。共產黨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現在中國的思想界,基本的看法比較一致。六四以後,我們(原來北京社科所的一批人)始終沒散,還在寫東西。新左派一直是我們鬥爭的對象。國內保存的這股力量還是不錯,力量越來越大。我自己這幾年就替他們說話,遇到甚麼需要有一個態度的時候,就通過我來寫一些東西,成了發言人。賓雁那時候要是留在這裡就好了。他們害怕他,也正說明了他的分量,他真正是和人民血肉相連的,真正能夠傾聽人民聲音的。共產黨已經完全脫離民眾,跑到對立面去了。

  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理論,無所謂正確與錯誤,就連資產階級學者都認為,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論,現在的資本主義還不知道變成甚麼樣呢。就是因為馬克思預言了資本主義的滅亡,資產階級從馬克思那裡得到教訓,才有後來的福利國家。有些人把共產黨的一些錯誤都歸到馬克思身上,不妥當。把壞蛋做的事都歸到共產黨身上,也不妥當,主要是他不能接受不同意見,現在解決的辦法,也不是不叫共產黨說話,而是大家都能說話才行。

  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代替共產黨,這是它的徹底,也是它的愚蠢,一旦它失去控制,就是無政府狀態,就會天下大亂,玉石俱焚。現在就是不知道誰是敵人,每個人都是敵人,將來成為社會病的時候,到天下大亂的時候,就成為每個社區都要成立自衛團,保護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