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作曲家李劫夫
◎ 石貝

編者按:曾服務於香港新聞界多年,後移民加拿大的專欄作家石貝女士此文,及所附信件,是反映當代中國人怎樣對待文革浩劫的一個生動的個案,值得研究中國社會思想動態的讀者一閱。


經歷過文化革命的人們,除了對那個時代不堪回首的人間浩劫難以遺忘,對於那個時代所產生的所謂革命歌曲,還有根據毛澤東語錄改寫的所謂「語錄歌」,更是烙印般地留在那段痛苦的回憶中,以至三十幾年以後的今天,一旦再聽到那些旋律,就會不由自主地聯想起那個史無前例的瘋狂年代。

當音樂變成工具
就我個人而言,自從跨出國門,二十幾年來沒有一天想再聽到那些革命歌曲,那些鏗鏘的曲調令我只能聯想到痛苦和屈辱,暴力和野蠻,恐怖和鮮血,還有愚昧和愚忠。

十幾年前,大陸曾有一場為是否恢復演出文革中的八個樣板戲的爭論,一方認為文革已經過去,雖然江青培植了八個樣板戲,但從藝術角度來看,樣板戲還是可取云云;另一方則認為出爐於十年浩劫中的樣板戲,令人們太容易聯想起那個恐怖時代,應該讓這些文革產品走入歷史,不要再傷害人們的感情。

二次世界大戰中曾有這樣一件事,納粹頭目希特勒非常欣賞德國作曲家瓦格納的作品,在當時的電臺節目中,瓦格納的作品幾乎成為代表納粹的音樂,其時,瓦格納已經辭世五十幾年,他與希特勒毫無關係,只是他的兒媳跟希特勒關係密切,介紹了不少瓦格納的作品給希特勒。 戰後,很多人,尤其是猶太人拒絕演奏或聆聽瓦格納的音樂,為什麼?那音樂太容易令人回想起那殘酷的歲月了。以色列直到上個世紀末,才對瓦格納的音樂「解禁」。但是依然還有很多經過二戰的老年人,至今都在抵制瓦格納的音樂。

不久前,收到朋友從北京帶來的一本書還有錄音帶,書名是《紅色音樂家││劫夫》,人民出版社出版。劫夫是文革中寫毛語錄歌最多的作曲家,除了毛語錄歌還寫了多首毛詩詞歌曲,將毛澤東這樣一個殺人如麻的流氓皇帝,推崇成至高無上的神,為文革的造神運動賣了不少的力氣。結果怎樣,劫夫因與林彪集團有脫不開的關係,林彪摔死在蒙古以後,劫夫便被關押起來,五年後在獄中去世。

劫夫既然被中共定格為「紅色音樂家」,那就是為他作為作曲家的一生,是為共產黨服務的作曲家,是心甘情願當中共宣傳工具的作曲家。劫夫的一生確實嘔心瀝血為共產黨和毛澤東歌功頌德,除了大量的為毛語錄和毛詩詞譜曲外,「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都是我們那個時代指定必唱的革命歌曲。

劫夫慘死在獄中
從劫夫三十年代到延安追隨共產黨,直到四十年後孤獨地在共產黨的監獄中咽下最後一口氣,整個過程令他的家人感到莫大的悲憤,更何況在劫夫死後,遼寧省委還對劫夫作了這樣的最後結論:

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和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問題可不再提及。

劫夫的三個女兒對這個最後結論很不服氣,於是聯名上書,為父申訴。那些申訴書內容和申訴過程在「紅色音樂家」中佔了很大的篇幅,本文並非要探討劫夫的冤案或錯案的問題,所以不在此羅列她們的申訴內容。總之,該申訴書力陳劫夫是如何一貫地忠於共產黨,即使是跟林彪黃永勝有過來往,也是無關痛癢的私人關係,構不成政治性錯誤云云。

據瞭解,很多在中共歷次政治運動中箭下馬的幹部子女,對他們父輩的不公平下場所寫的申訴書,內容都大抵如此。可是在外人看起來,這是反映共產黨內部的傾軋與鬥爭的異常殘酷,黨完全不顧及此人作過多少貢獻,像李劫夫這樣的為毛和共產黨寫了一輩子頌歌的忠誠黨員,只要在政治鬥爭中「站錯了隊」,那就要遭到滅頂之災。劫夫的一生便是最好的寫照。

儘管劫夫去世五年後,他的三個女兒寫的申訴書投送到中央有關部門,惟一結果只是退回了以前曾經被扣發的九千元工資。

九十年代初,大陸改革開放十年,鄧小平的政策令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還有一大部分人掙扎在貧困線上,他們自然懷念起當年吃大鍋飯的毛澤東時代,於是「紅太陽」歌曲又悄然在文化貧瘠的中國大地上飄盪,而劫夫的頌毛頌黨歌曲隨之又紅火起來。

一九九四年,在劫夫家人的奔走之下,舉行了劫夫的骨灰安放儀式,人民日報刊載了新華社記者的報導,並重新稱其為「人民喜愛的作曲家」。儀式中發來電文的最高行政機構是中華民族文化促進會,肯定了劫夫是「本世紀中國最傑出的音樂家之一」,而當年為劫夫作最後結論的更高一級的黨政機關,卻始終未發一言。

作者霍長和儘管在此書中頌讚了紅色音樂家劫夫的一生,但在完稿後卻依然不能順利出版,在「後記」中,霍還提到有人建議他拿到香港出版,甚至還曾與香港出版界的朋友談過。後來,恐怕是中共的政治形勢有了微妙的轉變,二零零三年才得以在北京出版。

這是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而且絕不後悔的又一例証。

主動成為黨工具
李劫夫出身貧寒,卻很有音樂天分,如果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音樂不必為政治或黨派服務,劫夫很可能成為一名真正的人民音樂家,但是劫夫自從三十年代到延安開始他的音樂生涯,就不可逆轉地成為一名共產黨音樂工作者,而作為音樂家,其作品與政治或執政黨若發生扯不斷的關係,他的音樂已經淪為工具了,這在中外歷史上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案例。唯一的分別是,有人主動成為工具,有人則是被動地成為工具。劫夫,屬於前者。

曾在網上看到光明日報在二零零二年登載的一篇文章,「那個年代的紅色歌曲」,作者是伊凡男爵。我以為那產生於十年浩劫的所謂紅色歌曲,早已被人們唾棄,想不到作者對「紅色歌曲」不僅懷念不已,更盛讚那個年代將毛推上神壇的頌歌。文中提到:

「在人類生活中,一定的歷史時期,重大的歷史事件,總是同一些流行歌曲聯係在一起的。美國獨立戰爭中流行過『楊基.杜德爾』,法國大革命時期流行過『馬賽曲』,巴黎公社誕生了『國際歌』,俄國十月革命是人們唱過『華沙革命歌』,『紅旗』,蘇聯衛國戰爭唱過『喀秋莎』,中國北伐戰爭期間響徹『國民革命歌』。語錄歌是文化大革命中最具時代特色的產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無前例的,語錄歌在世界音樂史上也同樣是史無前例的。」
如此臭名昭著的,並被中共自己稱作「十年浩劫」的文化革命,竟然被拿來與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來做比較,真是連恥辱都不懂了。記得文革結束後中共自己稱那是「史無前例的十年浩劫」,二十幾年之後這個史無前例竟然成了文化革命的代名詞,應該丟到歷史垃圾堆的語錄歌,竟也想拿到世界音樂史上佔一席位。

中共向來對媒體非常敏感,對於不合黨胃口的文章,一律批判打殺,能夠不動聲色地允許作者為「紅色歌曲」招魂,為「紅色音樂家」樹碑立傳,我們已經可以洞悉中共在經濟上全方位向資本主義靠攏,但意識形態上始終沒有脫離黨文化的陰霾。

至今,在香港的中資國貨公司,依然可以聽到那些帶著血腥味的紅色歌曲,在商場中迴盪,就像個瀕死的陰魂,發著陣陣屍臭,久久不願離開。(寄自溫哥華)

李劫失之女丹丹與石貝的通信
石貝:
我早就說過,我爸是共產黨,我一向以他為榮,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是。為什麼?因為他有閃光的理想和樸實的人性。他從未作賤過自己的理想,比起大多數共產黨員和黨的幹部,他的人生格外艱難,也格外讓人尊敬。

他既非聖賢,亦非完人,但他有血有肉,有情有義,他對大眾從不驕傲,對上司從不拍馬,無論他顯赫還是絕望,他都善待別人,同情別人,他的歌聲是真誠的美麗的。我為他的榮耀感到驕傲,同時也為他所經歷的悲劇感到驕傲,無論在抗戰時期還是在後來,他痛苦的價值在於不自私,他人性的價值在於不虛偽,他有智者的內心,而智者的結局怎會平坦?!

我看談不上他是什麼悲慘的工具,誰人需要他,歷史會證明。至於鏗鏘,這不是什麼壞東西,一個民族本來就不可缺少鏗鏘,更要有氣節,而這兩樣,劫夫都有,除了鏗鏘,更有美麗,當然,這種大氣的美麗並不是人人懂得的。倒是有那種既非中國人更非共產黨的大音樂家讚揚劫夫是中國人的舒伯特,當然我從沒有將自己的父親跟誰比的慾望,外國人這樣說可能是他太不懂政治罷了。
劫夫的人頭曾被日寇懸賞許多黃金,其價值高過你對他的評價。

假如你不在溫哥華,假如你沒去過香港,假如你在我們的父輩時代出生,做了亡國奴,假如有人逼你或誘你吃下人血饅頭......你敢用人性堅持什麼?你還能有多少人性?中國人經歷了多少凌厲的考驗,又加上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人人都以為是在捍衛真理而互相對立。你在少不更事時經歷了痛心的往事之後去了香港,而今天又在遙遠的溫哥華,我們卻在痛苦和快樂中親歷著種種變化,到現在依然驕傲地活著。

良心的拷問和自身的處境以及家庭的教育,使我深切地體會到痛苦加善良天生良知,我珍視同情和寬容,我景仰那種身處逆境,險境,困境卻仍然樂觀善良的人品。對任何人的悲劇,哪怕是敵對者的悲劇,我永遠會脫帽致敬,絕無嘲笑指責,因為我覺得那會壞了我的良知。重要的是我不願那樣去做,我寧願傾聽,傾談。

至於吃貓,抗戰時饑寒交迫,後來有飯吃的時候他從不吃貓,困難時期沒肉吃他也不吃貓,在廣東做貴賓時也不吃貓。你在廣東多年,這種事本不應太見怪,其實牛、羊、豬和貓一樣,有的更對人類作出除肉之外的許多貢獻,可是在餐桌上誰也沒有想過它們的感受。何況動物保護是後來的事,加拿大也不例外。歐美富人收買藏羚羊絨是近年的事。

可惜我的一片真誠和善意完全淹沒在你對貓的深切同情之中,卻再不願認真地看你的好朋友過世的父親的生平,更不顧我的心已千瘡百孔。儘管用了那麼漂亮的小信箴。

如若怨恨,他與你一樣不幸,他若活著,絕不會嘲笑任何人,你的父親若活著,絕不會嘲笑詛咒任何人,不是他們沒有勇氣,而是他們更堅強。

貝多芬和瓦格納也被(為?)敵人演奏過,敵人滅亡了,他們依然永垂不朽,這是他們在人類中的價值。

長時間沒回信是因為我希望收到第二封信,一封能讓我看到友愛的信,因為沒有等到,所以才將此信發出,不知又在哪裡被你扔掉或撕掉,也罷。我仍期待今後的時日,一廂情願也沒什麼不好。
丹丹 北壁燈下 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

石貝:
我將此信拖了很久,我反復想還是覺得你根本不瞭解你的攻擊對象就忙著去打仗了,不弄到兩敗俱傷就不能收兵。鑒於你不打算將那本書看下去,我只好扼要地提幾筆。

第一,我父母歷來反感,抵制政治運動。書裡有。第二,我父母早在幾十年前就寫出比你更厲害的文字。書裡不能寫,因為很難拿捏。你以為他們平白無故就會倒那麼大的楣?

第三,大半個世紀之前的一隻貓,沒有現實中的人重要。

第四,用你的痛苦去打朋友,只會使你的痛苦雪上加霜。

我並不奢望你改變成見,你有痛苦我理解,但你想過沒有,你如今發泄痛苦理所當然,而李劫夫道出痛苦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張洛(我母親)奮筆疾書帶來了守寡,相當一段時間的精神分裂和完全失語,她是靠著怎樣的毅力和信念自己治癒了這一切的。

你居然向我們索要懺悔!你只曉得自己的感受。你那麼禮贊英雄,英雄有你舒服嗎?我但願這天下不需要英雄!這是我和你的區別。

丹丹 二○○五年元月十二月

丹丹:
你好!
來信收到,我不會不給你回信的,我不是那種不回信的人,只因你的信寄到這堛漁伬唌A我正在歐洲旅行,回來以後才看到。

你的信我不僅沒有扔掉,而且保存起來,畢竟我去國已久,看到像閣下這樣的信的機會實在不多,怎能不珍而惜之呢?

你在信中表示為你的父親驕傲,因為他是共產黨,「有閃光的理想和樸實的人性」,以致「從不拍馬,善待別人,同情別人,不自私不虛偽」等等,這是他的個人性格,幾乎每一個正常家庭的子女都會欣賞父親的性格,並不因為是共產黨員便有這樣的性格,非黨人士有類似性格者不知凡幾,我不明白的是,你究竟為你父親是共產黨而驕傲,還是為你父親有這樣的性格而驕傲呢?

說到共產黨,我並不想和你討論什麼,只想提供以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中所臚列的數字供你參考:

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有關數字是:四百二十萬餘人被關押審查;一百七十二萬八千餘人非正常死亡;十三萬五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二十三萬七千餘人;七百零三萬餘人傷殘;七萬一千二百個家庭整個被毀。

一九四九年以後,非正常死亡人數......五千至八千萬,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證實,文革中有約一億人受株連。

我的父親被劃成右派的時候我還小,後來文革期間父親又拉出來再鬥,連母親也沒能倖免。那時我常常一個人待在家堙A因為「狗崽子」,朋友不敢與我來往,沒事扭開收音機聽到的不是八個樣板戲,便是鏗鏘的革命歌曲,如你所說「鏗鏘不是什麼壞東西」,但是,在那樣慘烈的年代,我不知道如何將「鏗鏘」和美麗聯繫在一起。

我上封信中已經提到,即使我在遠離中國的加拿大,再次聽到您父親所作的革命歌曲,不由得又將我拉回到那個時代,已經癒合的傷口重又鮮血淋淋,已經關閉的記憶之庫重又打開。

你說你願意傾聽,傾談,好吧,我告訴你我經過的文革時代,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一頁,這不僅僅是我個人,我相信全中國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樣,當我們聽到那些革命歌曲的時候,我們能夠聯想到的只有痛苦和屈辱,恐怖和鮮血。一個民族當然要有氣節,但這些如何可以代表民族氣節呢?充其量只能摧毀一個民族的氣節。

你說你珍視同情和寬容,但是還有另外一種人類的高尚品德||懺悔,一樣值得你我珍視。你看,歷次政治運動死掉了多少人,但,有哪位志士仁人曾提過懺悔二字?
我從沒嘲笑或詛咒你的父親,我說他「悲慘」,是他即使寫了大量歌頌共產黨的音樂歌曲,但依然免不了最後共產黨的牢獄之災。這如果不是悲慘,又應如何解釋呢?

我覺得,看待以前的事情時,最重要的是實事求是。一個音樂家,假如他的作品跟政治和執政者有著太多的關係,就不免成為工具,分別僅僅是主動成為工具,還是被動成為工具而已。
你說「假如有人逼你或誘你吃下人血饅頭,你敢用人性堅持什麼?你還能有多少人性?」我恰巧最近看到五十年代北大女學生林昭的VCD,只是堅持她對反右運動的不同意見,就被共產黨關在監獄中,受盡凌辱,最後槍斃,死的時候只有三十六歲。有林昭這樣用人性堅持真理的不只一人。
至於吃貓一事,我想大概並非你所說的因「抗戰時饑寒交迫」吧,請你查看書中第九十一頁,裡面講得很清楚了:劫夫好吃敢吃是出了名的。
時近年底,很多事情要做,故,此信花了幾天時間才寫成。 順祝
新年新氣象 石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