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同趙紫陽的交往
◎ 陳破空

編者按:曾任中共組織部常任副部長的李銳是文革後中共高層人事的權威知情人。本文獨家披露胡耀邦下台後一批黨內民主派成功抵制保守派企圖奪取最高領導權的內幕。為鄧時代重要史實作出見證。

 

趙紫陽去世一周年了,他沒有完成的遺志:推動中國走上民主和法治即現代化的軌道,還有待大家努力完成。二十多年來的事實說明,光有經濟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同步,老是跛足前行,不僅腐敗叢生,種種危機將繼續發展,國家前途仍令人擔憂。趙紫陽曾為我們做出榜樣,堅持和平對話,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礎上,解決當年學潮問題。為此,他不惜丟棄權位,且失去自由,受漫長的軟禁。這種高尚的品德和行為,改寫了中共黨內政治生活的歷史。

趙在位時和他的兩次重要接觸
有一種說法,胡耀邦是黨的良心,趙紫陽是黨的大腦。耀邦推動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以大無畏的精神平反一切冤假錯案,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政治基礎,從而促進經濟體制改革。趙紫陽卓有成效地從探索解決農民吃飯問題開始,結束人民公社這個阻礙經濟發展的制度,實現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進而整體設計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從而淡化黨無所不在的權力入手,初步奠定了今天的市場經濟格局。紫陽同耀邦合作前行,都主張政治改革同經濟改革必須同步,他們曾經聯手制止了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紫陽還制止了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的「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兩次左派企圖阻止改革開放的活動,都是以「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為名,就是要重走以「階級鬥爭為綱」、「興無滅資」的老路。在這個關係國家前途的大關節上,他們兩人超越了前輩鄧小平。小平習慣「我說了算」,信仰權威主義(我在中顧委時聽過這種傳達),尤其反對三權分立。胡、趙兩人早已認識到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的普世規律,即離不開民主化和法治化。

趙紫陽在位時,我同他有兩次重要的接觸。第一次是有關三峽問題的單獨談話。鄧小平催促三峽上馬,聽說移民問題困難,就讓李鵬成立三峽省。一九七九年我復職後,陳雲命我就三峽問題向中央寫報告,我先後三次上書,極言三峽問題所在,不宜急於上馬。八二年從電力部離休調中組部時,我寫了篇《對水利工作的意見》報中央,紫陽隨即批轉當時召開的水利工作會議,作為第一號文件。因此我知道他比較同意我的看法。談話之後,也由於這個新籌備成立的省,即三峽庫區傳來老百姓的話:「我們不三不四了」,趙於是組織一個以王任重為首最主張三峽上馬的考察團,到庫區瞭解情況。隨後就取消了這個省的籌備組。

第二次是談鄧力群的問題。一九八七年初耀邦下台不久,就聽到傳說,鄧力群要當總書記了。最確切的一次是六月下旬,鄰居溫濟澤告訴我,王震找王首道,談鄧力群當總書記好,首道又向顧卓新建議。顧有不同看法,即將此情告訴溫(他們曾在南京同坐過牢)。一九八四年喬石任組織部長時,陳雲找喬談話時說過:黨內知識份子最優秀的代表是胡喬木和鄧力群。我知道,陳雲很欣賞鄧力群「馬列主義水平高」。喬石當時就將陳的談話告訴了我。聽說其人要當總書記,為黨為國為民,我當然憂心如焚。於是立即找紫陽談話,當時他還住在中南海,此事也只有找他才能得到解決。我開門見山說:「鄧力群要當總書記了,您知道不知道?」他聽我談完後,恍然大悟說道:「難怪王震最近兩次見面,都跟我說:『你還是當總理好。』」這次同趙談話,我深深感到他對黨內高層人事還不太瞭解。

為了慎重起見,為此我又寫了一封信送「紫陽同志並小平同志」(見附錄二)開頭就說:「鄧力群同志在中央擔任領導工作期間,有許多言論和行動於黨於國十分不利,在黨內外廣大幹部群眾中影響極壞。我認為十三大後,應當讓他離開中央領導工作崗位。我向中央作這樣的建議,不僅根據近幾年來自己的觀察,而且還根據他在延安審幹期間,利用職權,姦佔審查對象這一惡劣表現的具體材料。」信尾說:「最近聽說,還有人在活動他進政治局當總書記,這就更加令人擔憂無比、寢食不安。我一直認為鄧力群同志是中央改革開放方針的反對派,十三大後,決不能再讓他留在中央領導班子內,這樣可以使黨在前進的道路上除掉一塊絆腳石,去掉一個隱患。」(有關「姦佔審查對象」舊事,即一九四五年一月三十一日《楊尚昆在中直學委會對大會討論的總結》所述。(見附錄一)

上書小平反對鄧力群任總書記
信是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請鮑彤直接交紫陽的,第二天我就離京去東北避夏喘宿疾了。不幾天接到胡啟立電話,說鄧小平對信作了批示。八月回來跟啟立見面,他告訴我七月十四日小平批示兩條:立即撤銷鄧力群的一切職務;舊賬不算。其實還有小平批的第三條「保留政治局候補委員」,但是沒有告訴我,可能是怕我再提意見。小平的批示還轉陳雲、李先念、薄一波閱,都劃了圈。大家知道,十三大選舉中央委員時,鄧力群落選了,隨後違反程式,將他列入中顧委名單中,選舉常委時又落選了。現在鄧力群的「自述」《十二個春秋》出版了,關於我當年寫信之事,他語焉不詳,全書為自己辯白,塗脂抹粉。

關於鄧力群和胡喬木如何抵制改革開放,想方設法讓胡耀邦下台(實際上他們也不滿意趙紫陽),我在《胡耀邦去世前的談話》長文中已作了些記載。鄧力群被撤離崗位後,他胡作非為所依靠的機構|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當即被紫陽撤銷了。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突然去世,他是因所謂「反自由化不力」而下台的。廣大學生和群眾為之不平,終於爆發了一場全國性的大政治風波。

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三日,趙紫陽訪問朝鮮前,訪問朝鮮後,我們一些老同志在木樨地科技會堂,關於如何處理學潮危機,曾有兩次聚會,都是杜潤生受趙紫陽的委託召集的,通報情況,徵詢意見。第一次參加的人有李昌、胡績偉、秦川、童大林、胡克實、吳明瑜、林自新(《科技日報》社長)和我等。第二次聚會,于光遠和朱厚澤從外地回來參加了。

學運期間老同志兩次聚會
第一次聚會,大家擔心,學生運動矛頭指向鄧小平、趙紫陽,這就可能重復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下台的情況,如果是這樣,則天下亂矣。這次會談,大家支持趙紫陽關於學潮處理的原則,決不能流血,改革開放國策不能動搖,民主精神必須推進,要做幾件具體事情以鼓舞民心,比如搞《公民權利法》、《新聞出版法》,公佈幹部子弟的情況等。我的日記記載當時的感受:「常委是否一致尚難說。趙明日去朝鮮感到不穩,才讓杜出面徵求意見也。」這次聚會,下午五點半開始,到九點半結束,談了四個小時。

第二次聚會時,情況已經發生了逆轉,鄧小平發表了強硬的講話,並向全黨作了傳達,《人民日報》發表了「四二六社論」。記得社論發表前,薄一波在中顧委傳達鄧小平指示後,我在支部會上發言,曾極力反對「留一點血也不怕」的說法。杜潤生說,他向紫陽彙報了上次會談的情況,紫陽甚表贊同,建議保留這條與黨內老同志溝通的渠道,說這些老同志在黨內是有份量的,代表了一大批老同志。杜說,紫陽表示了堅決不能流血,個人在所不計的決心。可見紫陽在最後的時刻反對戒嚴、反對鎮壓、反對流血,採取對抗鄧小平的行動,是深思熟慮過的。

後來我曾聯絡其他老同志向中央寫信,表明我們的意見。我同項南到蕭克那裡時,正遇上張愛萍聯絡七上將上書送來,蕭讓我們看了原件。這都成了後來清查我們的把柄。中顧委會議上對我們四個人進行批判,不給杜潤生、于光遠、李昌和我黨員登記。最後還是陳雲發話,才把我們保護下來。我還記得薄一波向在京全體中顧委委員念了陳雲的信,其中有這樣的話:這種事不能再幹,否則,以後還得平反。

趙軟禁期間兩次約見李銳
「六四」後,我跟趙紫陽有兩次接觸,都是他約見。第一次主要是聽我講中國的宏觀判斷,我建議他寫回憶錄,把「六四」的事情講清楚。對於紫陽來說,寫回憶錄是件大事,許多事情他不出來說話,是說不清楚的,要給後代留下真實的歷史。他說他會考慮。

第二次是吳江的書《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處的日子堙n在香港出版。書中有件事引發了一段讓紫陽生前耿耿於懷的大公案,就是趙紫陽在胡耀邦下台這件事情上,到底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書中說,一九八七年一月在中央批評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薄一波說,一九八四年趙紫陽給鄧小平、陳雲寫信告胡耀邦的狀,這封告狀信對「胡耀邦的突然下台,可以說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紫陽派車把我接去,同我談胡耀邦下台「生活會」的經過。他給鄧小平、陳雲的信,是由陳俊生在人大會議上一次發言引起的。趙給了我一份他的信和陳俊生發言的複印件。說這是一場誤會。在那天的批評會上,他提了八四年寫信給鄧、陳這件事,但是信寫了什麼,並沒有宣讀,如果讀了,就不會有今天的誤會。

據我所知,同樣的內容,趙紫陽專門找過多人談過。令他傷感的是,對於吳江的指責,他處於被軟禁狀態,無法公開說明情況,辯駁真偽。他跟我談到,事實上重要之處是在耀邦下台時,他沒有幫耀邦說話,鄧小平定了的事情,幫也沒用;但也沒有落井下石,也不可能落井下石,因為他們倆基本上是很合作的。

讀了陳俊生的發言和趙紫陽的信,我認為紫陽的說法合乎事實。

趙紫陽為什麼特別在乎這件事情?我想,無非是想說明,雖然在改革前期,在經濟工作上有些具體問題,他跟胡耀邦有分歧,但是他尊重耀邦。我的看法,趙的政治主張同胡耀邦沒有區別,在政治民主化上,他雖然不如耀邦從改革開放初始就一直堅持,但在鄧力群、胡喬木搞「清除精神污染」時,他同耀邦聯手制止,只亂了二十八天,就扭轉過來了。

胡趙體制的時代,經濟方面的改革,耀邦總想快一點,然後趙紫陽就把他拉一拉,這之間必然會產生某些矛盾。趙在地方當一把手的時間長,胡在地方工作時間短,直接掌握經濟的經驗比趙少一些。這是我的一種看法。

同耀邦對比,我覺得紫陽還有更果斷的一面。耀邦下台後,紫陽一九八七年「五一三講話」,堅決制止「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蔓延,接著拆了鄧力群的「左廟」,改《紅旗》為《求是》。我曾經問耀邦,為什麼要檢討,他說為了這個家。而紫陽身處「生死關頭」,考慮更重要的是保護真理,決不違心。因此開了家庭會議,家庭成員都同意他的處置。我曾想過,如果紫陽服從鄧小平戒嚴、鎮壓的決定,採取妥協,他可以繼續當政,對國家今後政治、經濟發展有好處。可是就長遠來看,這樣做不僅違心,也違背了歷史真理。

毛的專制是秦始皇加列寧史達林
為什麼這樣說?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專制與民主、人治與法治、愚昧與科學不斷鬥爭的過程。毛澤東推行的「階級鬥爭為綱」,實質是秦始皇開創的專制體制在現代的延續和發展。這個制度,同馬克思有關係,列寧、史達林又有發展,然後到毛澤東。毛澤東的專制,是秦始皇加列寧、史達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無非是兩種道路:暴力與改良(在西方,改良與改革是一個詞)。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無所謂,尤其歧視知識份子,「知識越多越蠢越反動」。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毛澤東「不斷革命」,「階級鬥爭」,「造反有理」,把人從身體到思想全部控制,所以才會製造出下至「胡風反黨集團」、五六十萬右派,上至國防部長彭德懷、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冤案;才會有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四千萬人;才會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國家到崩潰邊沿。

趙紫陽很喜歡讀書,有善於思考的習慣。一九九五年王若水寫出《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文時,寄給我一份。我立即複印托人帶予趙。他讀後,很贊成若水的觀點。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只是在經濟上走上市場經濟軌道,因為不能再餓死人啊。但我們的市場經濟還受權力控制,所有資源還都受黨的控制,即是一、二把手說了算。六四政治風波後,江澤民接班時,鄧小平對江澤民說,「毛在毛說了算,我在我說了算,你什麼時候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段話原登在二○○三年三月三日《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周刊對我的採訪談話,這個周刊隨即被查封了。我認為當前的中國有兩個特點:一是沒有毛澤東、鄧小平這樣的「說了算」的權威人物,同時政治體制未能民主化。如果當年聽得進逆耳忠言,一九四九年後不搞政治運動,不以階級鬥爭為綱,走人類歷史社會發展普世規律的道路,即自由、民主、科學、法治和市場經濟的道路,我們中國早就是現代化的國家了。

要反省理論是非、黨和國家的關係
近幾年我經常思考並在文章中談過,有三個問題必須認真反思和徹底弄清楚:一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普世規律,包括我們中國、東方西方,尤其從近代到二十世紀的進步,即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的產生到底依靠什麼?二是有關理論即主義的問題。必須遵循馬列主義(其實馬克思主義同列寧主義是有區別的)、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已經載入憲法,是同我們每個人的做事和為人、工作和生活都分不開的。那麼,從中共成立以後,到一九四九年革命勝利毛澤東執政,直到現在,我們的成功與失敗,正確與錯誤,成功與災難,同理論、主義的關係究竟如何?即這些理論、主義的正確在哪裡,錯誤又在哪裡?

三是中共黨的問題。共產黨是從西方來的,從馬克思《共產黨宣言》和俄國十月革命後第三國際引進的。中國的文化、政治傳統對「黨」是有貶義的,如俗語「君子不黨」、「結黨營私」、「黨同伐異」等,甚至「黨」的繁體字是由「尚黑」兩字組成的。我們應當反思:在革命年代,中共自身及其領導人的經歷與功過等,我們都弄清楚了沒有?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執政年代,黨及其領導人對國家的功與過,我們都弄清楚了沒有?要知道革命年代,我們曾咒罵過蔣介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西方不少人稱我們這個國家為「黨國」(party state),而不是「民國」。黨同國家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黨歸憲法管還是憲法歸黨管?黨服從民主還是民主服從黨?還有黨同黨的領袖的關係,是領袖一個人說了算還是領導集體說了算?等等,我們都弄清楚了沒有?我在黨內生活了七十年,其實我也是被纏過腳的小腳女人,思想解放是老年才有的事。去年我年滿八十八歲,寫了首自壽詩,最後兩句詩:唯一憂心天下事,何時憲政大開張?

上面講的三個問題,我認為趙紫陽(還有胡耀邦)是弄清楚了的。我希望老中青三代黨員,都向他們兩位學習。

去年趙紫陽去世時,我寫了篇懷念文章,最後一句話是:「至於我同他的交往,有些是重大事件交往,以後再追x。」現在這篇文章,就是交待這一承諾。

二○○六年二月十八日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