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於文革的青年史學家沈元
◎ 余 杰

● 北大才子、青年史學權威沈元,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時因不堪凌辱化裝成黑人欲逃入外國使館尋求庇護,事敗而遭槍決。文革扼殺了多少這樣優秀的人!

在北大學長、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歷史學家王友琴女士所著的《文革受難者》一書中,關於沈元只有這樣一段簡單的介紹:

「男,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人員,一九五七年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中遭受更多迫害。他在身上塗抹了黑色鞋油,假扮成黑人,進入一非洲國家大使館,請求他們幫助他離開中國,結果被中國政府逮捕。在「打擊反革命運動」中,沈元在一九七零年三月被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當時三十多歲。」

宋詒瑞女士出紀念沈元文集
沈元,對於今天的北大學子來說,已經是一個無比陌生的名字。北大也是世故的,它只記得那些有名的、成功的校友的名字。未名湖畔的那些意氣風發、步履匆匆的學子們,很少有人知道四十多年前在同樣的地方也行走過一名同樣意氣風發、步履匆匆的學子。沈元,一位遠去的北大學長,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在文革結束三十年的時刻,我們拿什麼來紀念你呢?作為沈元昔日的「諍友」,香港兒童文學作家宋詒瑞女士編著了一本紀念關於沈元的紀念文集《難以紀念的紀念 -- 一個北大高材生之死》。這本書能夠成為對死不瞑目的沈元的某種遲到的紀念嗎?

魯迅曾為「三一八」慘案中罹難的學生們寫作了一篇題為《為了忘卻的紀念》的文章,如今宋詒瑞女士將這本紀念文集命名為《難以紀念的紀念》。一篇文章和一本書,不約而同地彰顯出了這樣一個自相矛盾的現實:在中國這個一貫注重歷史並將歷史提升到信仰層面的文明古國,紀念和記憶竟然是如此的困難。在北大校史和中國當代思想史上,沈元被迫處於缺席的狀態,他不過是無數政治運動的死難者中的一位而已 -- 雖然他是一位優秀的歷史學者,最終卻仍然無法擺脫被歷史所隔離的命運。這就是先知的宿命。遺忘成了在這個國度裡幸福生活的前提條件,你首先要蔑視生命的價值才可能以一種麻木的方式「活著」。

對此,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的前言中指出:「文革殺戮在毀滅生命的同時,也顯然扭曲了人們關於同類的生命的看法。先是人們被迫接受這些文革死難者的死亡,然後,他們既然把死難者的生命喪失都不再當作嚴重的罪行,對於在歷史中記載死難者的名字的缺失也就視為當然。」那麼,今天我們對於沈元的發掘,不僅是對一個已經逝去的生命個體的發掘,不僅是對其學術成就和價值立場的發掘,更是向「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回歸與致敬。

全國文科高考第一名進入北大
這本文集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沈元的家人、老師、同學和好友撰寫的紀念文章,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讓讀者窺見了沈元短暫的一生;第二部分是沈元生前給老師和友人的信件,其中展現了沈元從反右到文革期間的生活及思想片斷,彌足珍貴;第三部分是目前收集的幾篇沈元的歷史學論文,雖然受到時代的束縛,但沈元作為年輕學者的史學功底足以讓人驚歎不已;第四部分是沈元研讀《漢書》的讀書筆記,從中可見其治學之嚴謹。這些文字和資料本身便已構成中國當代歷史的重要部分,尤其是當代知識份子心靈史中不可缺少的一環。

一九五七年,沈元以當年高考文史類全國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了北大歷史系。在北大學習期間,他在給老師的信中寫道:「目前學習生活相當緊張,每日六時二十分起床,十時半就寢,中間有十一個課時的上課或自修 ...... 幾無片刻休息。大批的參考書要看,要做摘錄。現在只能這樣:每次課一完就跑到圖書館去,每餐之後也盡速趕去等館門之開,否則搶不到座位,時間就白白浪費過去了。我們進了圖書館,正像餓牛進入水草地。」環顧今日北大的校園裡,有多少學子像這位學長這樣勤奮地學習呢?北大獨立精神的喪失與學分的敗壞幾乎是同步的。

翻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打成右派
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中,沈元因私下翻譯及議論赫魯曉夫秘密報告,被定為極右分子。翌年被開除學籍,遣送農村勞動改造三年。一九六一年「摘帽」之後,沈元回到北京,因其數十萬字的歷史學論文而被歷史學家黎澍看中,破格調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九六六年文革爆發,沈元被列入要打倒的「歷史學界十大權威之一」。其實當時他年僅二十八歲,同一名單中的歷史學家們都是他的老師輩,他是其中最為年輕的「權威」。此後一年多時間裡,沈元被剝奪了學術研究的權利,承受著連續的批鬥和陪鬥,喪失了全部的人格尊嚴。一九六八年九月,沈元被捕,後來才披露出其被捕的原因為「化裝成黑人,投靠外國駐華使館」。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沈元在北京被槍殺。

為什麼像沈元這樣的一介書生,竟然會破釜沉舟地選擇裝扮成黑人、逃入外國使館的這條不歸路呢?這種做法在那樣的年代媢磞b太戲劇化、太讓人匪夷所思了。如果說這是一種「行為藝術」的話,它足以讓今天中國所有的行為藝術家們都瞠目結舌、並甘拜下風。我相信,沈元在作出這一決定之前,其靈魂深處一定經歷了痛苦的掙扎。沈元對中國的同胞、中國的土地、中國的文明和中國的歷史充滿深沉的愛,他在一封給老師的信中曾這樣寫道:「我們祖國的藝術的偉大特點,不僅在於其通體之雄偉壯麗,而且就是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常人視為無關緊要的地方,都是花費了無數的心血和精力,巧奪天工地刻畫著精緻生動的花紋與圖案。無論從大的或小的地方來看,我國的藝術思想是偉大無比的。我就這樣體念:我們今天所要繼承的,正是這一種精神,在我們的學習上,就是要既能系統地全面地掌握一門知識的全貌,又要能夠用具體的、細小的無數實際的知識來充實這個整體中的每一部分、每一細節。」那麼,究竟是一種什麼力量,要逼得沈元這位單純的愛國者「背叛祖國」呢?

當祖國成為自由的墳墓時,沈元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逃離祖國 -- 他果然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不願繼續苟活下去,他心愛的學術事業已經戛然而止,他親眼目睹了中國的文化傳統被割裂、被破壞、被扭曲,他親身體驗了人格侮辱和肉體折磨,在他所研究的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荒謬的事件。

殺沈元者是專制下的集體共謀
殺害沈元的不是某一名官僚和員警,乃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殺人者中有你、有我、有他。正如耶穌不是死於彼拉多和羅馬兵丁之手,而是死於「眾人」之手一樣,那種致沈元於死地的「臭氣熏天的氣味」,是我們「大家」共同製造的。學者劉再復在《面對高潔的亡靈》中寫道: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記得沈元的名字,記得這一個年青傑出學者被活埋、被毀滅的悲劇故事。 ...... 在想起他的悲劇時,我首先想到他在過去那些荒誕歲月裡,自己也曾發過瘋,也振振有詞地批判過「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也唯恐落後地和「沈元之流」劃清界線甚至加入聲討他們的行列。我真的感到自己參與創造一個錯誤的時代,真的感到自己也是謀殺沈元的共謀。」

沈元母親悲痛的呼聲
在人人都宣稱自己是「無辜者」的「後文革時代」,劉再復以罕見的真誠打破了「無物之陣」般的、厚厚的沉默,他從當年自己的一言一行開始反省、開始追問||「誰讓沈元走投無路?誰讓沈元安生不得、逃生無處?誰把沈元推向絕望的懸崖?除了文化大革命的製造者之外,我們盲目的吶喊、盲目的謳歌、盲目的義憤、盲目的聲討、盲目的批判,難道沒有責任嗎?說「受蒙蔽無罪」,在法律上也許部分可以成立(不是全部都能夠成立),但在良知上怎能說得過去呢?受「蒙蔽」下,我們內在的惡是何等醜陋啊!」那些文革的幸存者們,那些以知識、文化和思想招搖過市的知識份子們,有沒有勇氣承認自己也是兇手、承認自己內在的惡是如此醜陋呢?

據沈元的家屬瞭解到的一點有限的資料,昔日的獄友們透露說,「在獄中他人緣可好了,自己病成那樣,還把有限的口糧分給別人吃」、「他很安詳,有修養有學問,很受尊敬」。文革結束以後,在黎澍的幫助下,沈元的母親和姐姐終於拿到了一張帶有尾巴的平反通知書。此時此刻,沈元堅強的母親在兒子死後第一次放聲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我要人啊!我要人啊!」可是,母親再也要不來兒子了 -- 兒子被另一位抽象的「母親」殺死了。

沈元的學術生涯和思想生涯剛剛開始便結束了,他是一位至今仍然被埋葬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朱學勤在《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文中動情地說:

「一部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習慣性流產史。 ....... 與歷史學其他部類一樣,思想史從來是也只能是文字記載的歷史。它歷來勢利,只認文字,而且是變成鉛字的文字。除此之外,它又聾又瞎,聽不見也看不見曠野裡的呼喚。所謂思想史的長河,只不過是一條狹長的小溪。在這條小溪的兩邊,是望不見盡頭的無盡黑暗。一代思想者失蹤,迷失在思想史這一邊或者那一邊的黑暗裡,不會引起思想史長河的一聲歎息。它連一個漣漪都不會泛起,不動聲色地、熟視無睹地繼續向前滑淌。」

一個又一個的思想者,一代又一代的思想者都失蹤了,所以後人只能從頭開始思考,從零開始思考。這就是中國當代的思想和學術幾乎沒有任何重大突破的根本原因。作為歷史學家的沈元,曾經試圖改變歷史的書寫方法,他縱身一躍跳進了歷史的長河之中,他很快便招致了慘痛的滅頂之災。我們今天所能做的不僅是紀念,更是思考如何才能避免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是的,朱學勤的追問其實也是我們所有人的追問:「思想史上大規模、小規模、集體性、個人性的失蹤事件,幾乎每一代都發生過,已經發生過無數次了 ....... 你追尋這串腳印,不由得迎風撒淚,青衫長濕,還要追問:難道思想史只能這樣流淌?」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