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半邊豬」的歲月
◎ 茉 莉

● 文革爆發時我只有十來歲,看到的第一幕是一位中年婦女像剖開的生豬一樣吊起來示眾。很快革命風暴就颳到我父母親人身上,在親人的受難聲中度過了文革歲月。

我十歲那年,在邵東縣一個鎮中學教書的母親決定,把我送到父親教書的山區去。曾在國民黨時期讀師範時當過三青團員的母親,在共產黨反右時被插了「白旗」。六十年代早期的「四清」運動,令她成了驚弓之鳥。她神經質地預感到,將會有更大的政治風暴颳來,我們這種家庭會受到更大的衝擊。母親以為,山區的氣氛也許會緩和一點,於是就把我送走。幾年後,留在鎮中學的母親自殺未遂。

我去到一片青翠的山鄉。父親教書的小學校 -- 一個石頭砌成的白色祠堂,坐落在半山中。那個叫做蕭家沖的地方,貧窮而寧靜。在祠堂陳舊的雕花木窗下讀書,在石板桌上打乒乓球,和鄉下女孩一起採野花。我的懵懂童年,似乎就要在幽靜之中度過了。

然而,母親所預料的更大政治風暴來臨了。

將婦女像剖開的生豬吊起來示眾
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示,通過郵遞員爬山越嶺送來的報紙,傳達到這消息閉塞的鄉間來了。對一個十來歲的孩子,這初期的「文革」是一件蠻好玩的事情。我們放下功課,用毛筆歪歪斜斜地寫「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像糊壁紙一樣把大字報糊滿祠堂,在原來供祖先牌位的神龕裡掛起毛澤東的畫像。

學校老師們天天搞政治學習。他們大都家在農村生活貧困,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瞭解在遙遠京城發生的政治鬥爭。讀報紙的差事誰也不願幹,就落在我 -- 這個山區小學的高才生身上。我努力不負重任,睜大眼睛把報紙上的黑字一個個給認出來。我童稚的讀報聲,一些教師打瞌睡的呼嚕聲,是記憶中鄉村早期文革的一道風景。

但文革運動不只是讀讀報紙而已。不久,就有縣城中學的紅衛兵戴著紅袖章,在我們祠堂的戲台上表演英姿颯爽的革命歌舞,高亢嘈雜的鑼鼓樂器聲打破了鄉間的寧靜。山區人學著搞起「早請示晚匯報」來。平時樸實沉默的鄉村農民,也有人掛上紅袖章,在祠堂裡開會鬧革命,揪出反動的「階級敵人」。

一天,祠堂裡開大會。一位農村少年告訴我,革命群眾要用「吊半邊豬」這種刑罰來拷打「階級敵人」,逼地富反壞右分子交出「變天帳」。「吊半邊豬」就是把人的一隻手和一隻腳吊起來,像屠夫剖開的生豬一樣掛著示眾。

懵懵懂懂的我坐在革命群眾中,看到一個穿著樸素的中年婦女被推上台子,幾個手拿繩索和皮帶的積極分子兇狠地衝上去捆綁她。我不敢看他們怎麼實施這種刑罰,就慌慌張張地跑回父親的房子。其時父親已經被公社文教召去辦「學習班」了。聽到祠堂大廳裡的鞭打聲、那位婦女疼痛的尖叫聲,我一個人在屋子裡發抖。

沒有人告訴尚年幼的我,怎麼去認識這令人恐懼的野蠻行刑。後來我常常回憶起這一幕,那位被「吊半邊豬」的婦女,就如革命宴席上作為祭祀的羔羊,在我心裡引起巨大的同情和憐憫。

在血腥恐怖的日子戰戰兢兢
不久,該同情的人也包括我自己了。原是國民黨員的父親去公社交代歷史問題尚未回來,文教戰線的「造反派」把他的屋子封了。一天,我和小夥伴外出玩耍後回家,只看見門口貼滿了白色的封條,我已經無家可歸。幸虧父親以前時常接濟祠堂邊的一家貧農,那家貧農看我這「牛鬼蛇神」子女可憐,就把我接到他家掛滿蜘蛛網的樓上小住。

父親終於回來了,帶著滿臉青紫的傷痕。我不敢問他發生了什麼,後來聽家人說,父親從縣城中學下放到這山區小學,因為他的高學歷,仍然拿較高的工資,因此被一個當了文教紅衛兵的民辦教師嫉恨上了,在批鬥「歷史反革命」的會議上,那個民辦教師用腳狠踢父親的臉。這一切都是以冠冕堂皇的「革命」名義。

那個黃昏,蕭家沖的石板小路上留下我們父女倆沉重的身影。父親背上馱著行李,胸前掛著一張打著叉的大字牌,寫著他的「反革命」身份。我失了學,跟著被開除出教師隊伍的父親回到原籍老家去,成了一名小農民。

幸好老家小水沖有我慈愛的伯父,他和患有瘋癲病的伯母一起,熱情接待了我們。聽一位親戚說,鄰縣邵陽縣的造反派動手屠殺地主富農出身的子弟,邵水河裡漂著不少無名屍體。我的鄉下親戚全都戰戰兢兢,擔心危及自身。那是一九六八年血腥恐怖的日子。

我很快就學會了各種農活,後來還成為生產隊婦女勞動力的主力。不管我多麼勤奮努力,歧視和侮辱仍無時不在。在田裡插秧,常有高人一等的「貧下中農子弟」故意把泥巴扔到我身上,我不敢吭聲。生產大隊開會,佈置了工作之後,會有人帶頭高叫:「黑五類及其子女滾出去!」我們只能在眾目睽睽之下狼狽地離開會場。

我在被吊打伯父的面前跳舞歲月
令我的處境稍有改變的,是大隊文藝宣傳隊看中了我。他們把我叫到大隊部去,用「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的道理教育了一番,就讓我成為文藝宣傳隊員。十四歲的我已經亭亭玉立,收工後脫下泥巴衣服化上裝,扮演《沙家慼n裡的阿慶嫂。很快,我成了文藝隊的台柱子,一時頗受歡迎。

一九六九年,公社進駐了一個指導農村搞文革的工宣隊。我們院子裡來了一個三十多歲的瘦削男人,據說是縣機械廠的職工。這個工宣隊員在一個家境較好的軍屬家住下,什麼也不做,只是走來走去,用陰毒的眼光盯著我們。後來我才悟出,他是在尋找「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其時我的父母已經回原單位「學習」,我仍然留在農村裡勞動,和沒有兒女的伯父伯母相依為命。我們餵了一頭豬,每天清晨我就去田邊扯豬草,但生豬光吃野草不長膘,我們的糧食不夠吃,不能把珍貴的白米用來餵豬。因此,伯父在茅廁後面打了一個一米見方的小土堆,栽了幾棵紅薯藤,想要用紅薯來催肥生豬。

於是掀起了軒然大波。一個晚上,大隊部召開社員大會,把我勤勞的伯父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壞分子抓出來批鬥。在一陣陣此起彼伏的口號聲中,伯父被吊起來拷打。文藝宣傳隊在批鬥會後演出,我無可選擇,只能含著眼淚,神情木然地舞起紅綢,歌頌他們揪出階級敵人的新勝利。

那個寂靜的深夜,伯父在隔壁屋子裡痛苦地呻吟。我沉默無言,為伯父和自己的命運深感憤懣和悲傷。以後碰見那個導演了這次批鬥事件的工宣隊員,我冷眼以對。在縣城的機械廠,此人只是一個普通的職工,而在文革期間瘋狂起來的鄉村,他有了任意迫害我們的權力。

我就在親人受難的呻吟聲中長大成人。那一段歲月讓我看到,當革命成為一種宗教,人性的陰暗和狠毒,是怎樣被中世紀式的宗教狂熱引發出來的。我知道,我們家的命運和其他很多人的苦難相比,微不足道,但對我個人來說,這卻是刻骨銘心、終生不忘的少年記憶。我在後來成為強權的反抗者,並為此無怨無悔地坐牢流亡,毫無疑問,這與我當年目睹「吊半邊豬」的鄉村歲月有關。

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