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農業集體化人吃人慘劇
◎ 田 元

● 七十九歲的前蘇聯退休軍官巴夫洛維奇中校,回顧他童年人吃人的經歷,重現斯大林三十年代恐怖的剝奪農民的血腥政策。


● 一九三○年一月斯大林發動蘇聯農業集體化,強制農民放棄土地、牲畜、農具,饑荒和鎮壓,導致數百萬人死亡(斯大林親自承認過)。

 

在莫斯科廣播電台工作多年的維佳,退休後常與我聊天。說到一些他認識的老軍人們道出的鮮為人知的黑暗過去。例如:蘇聯衛國戰爭的時候,斯大林下令把監獄裡關的重刑犯人(十年至二十五年徒刑)全部放出來擔任殘忍的送死隊。把他們送到最危險回不來的地方去打仗送死。

戰爭期間,許多壯年紅軍士兵解決不了性飢渴的問題。部隊唯一的女性就是護士或者醫生,但是除了當官的,士兵如果與護士發生關係或者強姦護士是要槍斃的。這些憋得慌的男人,就在戰場上尋找合法的機會。一位女護士剛被打死,大家立刻上去扒掉才犧牲者衣褲,輪流姦淫體溫尚存的屍體 ......

蘇聯進行氫彈爆炸試驗的時候,在計算的不同距離,放下坦克車、動物,遠一點的是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組成人牆進行活體試驗。防化服裝的性能品質不可靠、不起作用,許多士兵當場斃命(核輻射後遺症多啦)。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十一點,我們去拜訪一位年事已高的退役軍官:亞歷山大.巴夫洛維奇中校(以下簡稱巴中校),他精神矍鑠地站在遠東軍區司令部軍官家屬樓迎我們。

巴中校被迫當兵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下面是他講述的人生經歷:

一九三三年強制徵集糧食
蘇聯十月革命後,到處紅色恐怖,濫殺無辜,男人缺少。父親找了一位姑娘結婚生活。他們沒有房子,就到鄉下住在教堂的一間十幾平方米的飼料室內裡。出生了我們姊妹四個人:我是老大,餘下的三個是女兒。

一九三三年集體農莊運動開始了!,從城裡派出大批工人黨員工作隊下鄉徵集糧食。按照黨中央命令工作隊不顧農村現狀。盲目確定指標,硬性規定每家必須繳納多少糧食,不按規定數量繳納糧食就地槍斃。

農民有少數把活命糧食藏了起來的,「工人老大哥」搜查出來一點,也要把人槍斃。那一天我家進來了三名城裡來的共產黨。其中一個女的,上身穿著皮夾克,腰間挎著一把手槍。掃視了一下我們一貧如洗的家,就動手尋找糧食。搜查出還可以供我們全家人吃兩天的大麥,全部裝入口袋;又在一個破木箱裡找到了一公斤多散雜糧食,也全部掃入口袋。母親看著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只有這一點維持生命的口糧,就伸手爭奪,母親手裡抓住米袋子不放,用牙齒咬他們的手背。那個女的掏出手槍,雨點般地砸向母親的頭和臉,打得鮮血直流。這時候他們三個人坐下來寫判決書。並當場宣讀:布爾什維克法庭決定:抗拒交納糧食,一家人全部槍斃!

他們分別掏手槍時,是母親拯救了全家。她掙脫跑出屋外,大聲喊叫:「共產黨員要殺我們了,共產黨員要殺我們全家了!」周圍農民紛紛拿著鐵鏟鐵叉跑過來把他們圍住了。兩名男人膽怯了,說:我們晚上再來執行槍決。說著他們就退卻逃走了。

的鄰居們告訴我們,紅色政權必然要來報復,讓我們趕快逃命。媽媽去找來了爺爺,他趕來一輛大馬車,讓我們全家人躺在車上,身上蓋上大麥草,然後向上面裝了滿滿一大車牛糞。拉著我們出村莊。全家人逃到森林裡,找到了一個廢棄的獵人臨時住的小窩棚貓下來。當時全家只有一個大圓麵包,我們分吃了兩天。

逃到森林,開始吃死人維生
過去了幾天,一點吃的也沒有了。爸爸要我回村莊裡去尋找點兒吃的。就交給我了一把斧頭,一個口袋。母親還是決定陪我同去。我們走了幾戶人家,人都沒有了。到鄰居家,一看十三歲的男孩子別佳死在屋子裡。就大喊「媽媽,別佳死了!別佳死了!」媽媽讓我用斧頭砍下他的腿和胳膊回去吃。並且囑咐我,不能砍腦袋,那就不尊重死人了。我們拖著死人的胳膊和腿回到了森林裡。

從此吃死去的人肉,這是我們唯一能夠找到的活命食品。六歲的我(一九二七年出生)從此負擔起養護全家六口人的重擔!我每天出去尋找屍體砍下肢體背回來。有一次一條活活餓死的牛,只有皮包骨頭,扔在了村莊邊。我發現牛肚子已經被狼撕著吃了,就砍大腿砍脖子皮。

這時候已經冬天,氣溫在零下攝氏二十五度到三十度。村莊裡被槍殺死了和餓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無人掩埋,變成冷凍僵屍。半年的長冬,我每天出去尋找屍體和新打死、餓死的人。那時候宣判執行槍決的人家,逃跑出來,躲藏到森林。尋找死人吃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經成幫結夥了。每當村莊裡向外扔死人的時候,我們大家趴伏在遠處瞧著,等著,等他們走遠了,我們一擁而上,紛紛砍剁軟綿綿的皮肉 ......

村子多數人被打死或餓死
一年以後,在一個農莊擔任文書的舅舅,給父親找了一份工作:一個偏僻的山林作護林人,我們才在那裡搭起來兩間草窩棚棲身。

在那兩三年的期間,躲藏無產階級專政在白雪覆蓋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餓死了。巴中校說:「我雖然長期吃人肉,但是我可以保證--我沒殺死過一個活人,沒有吃過活人!」

維佳幫著解釋:他一生特別痛恨列寧和斯大林滅絕人性的政策!

全家人甚至沒有棉衣、棉被禦寒。冰天雪地的天亮爬起來,面對著外面堆放的死人斷肢殘臂,怎麼都夠一天果腹;住處周圍,堆積如山是人的骨頭;一個少年兒童在過膝齊腰深的大雪中,掙扎出來奔向遠方,尋找各種面孔痛苦死亡的屍體,砍成拿得動的小塊拖回來。七十多歲的俄羅斯老太太,曾經向我說,三十年代,飢餓的人們在自己土地堳鶗X一個生土豆吃,立刻被處死!我現在才懂得了它的份量。

被共產黨槍決打死的人和活活餓死了的人,太多太多了!衛國戰爭期間,人們都沒有那個時期挨餓、困苦、朝不保夕。這就是走「集體農莊」道路。

除了城裡派來的共產黨員工作隊,當地農莊的少數布爾什維克黨員,也加入他們的行列,配合幫助行兇搶劫。村莊裡一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餓死了 ...... 能對付活下來的,都是皮包著骨頭的骷髏,颳大風一定能夠把人吹倒!

「你們那個村莊有多少人?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我問。

「有幾萬人--最少兩萬人以上。村莊在伏爾加格勒,歸薩拉托夫市叫「亞切夫斯卡」。

父母辛勤能幹養活十三個兒女
說到後來:「媽媽曾經給一戶富裕的家庭當過女傭,那戶有見識的人家告訴媽媽,『想方設法讓兒子讀書吧!』媽媽牢記住這一條出路,把我前後送到遠處十幾個農莊,更名改姓十多次,終於在建築大學畢業。我報名當了兵,經過考試授少尉軍銜。是部隊的建築工程師。二十五年的部隊生涯領導了好多規模宏大的建設工程。

「一九五一年開發軍事工業新城市『共青城』,我們到那裡。認識了我的太太,我們結了婚。」他的太太看著我在攝影記錄,就找出了他在部隊穿的軍裝:肩牌上兩條槓兩顆星,胸前掛滿了各種勳章。太太幫助他穿上,讓我繼續攝影、拍照。

「我們是同齡人」,他的太太卓婭說。「我們家在毗鄰新西伯利亞的阿勒泰地區,名字叫做茨別那依郭勒斯克。那裡是高寒地區,冬天的最低氣溫可以達到零下六十度。

我父親是最勤勞能幹的農民。「新經濟政策」的幾年裡,父親蓋起了四間大房子,母親前後生養了我們十二個女兒,父親讓她再生,第十三個是個男孩子,我們的弟弟。養育十五口之家,能夠生活富裕多不簡單!是「十月革命後」農村中倖存的能人。

「一九三三年同樣的罪惡政策也施行到我們那裡。父親被定為『新富農』。全家人被掃地出門。房屋財產全部沒收,誰讓你敢在共產時期先富起來?父親逃到深山裡,免遭處死。

「母親帶領我們十三個無家可歸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濕陰暗的地下室裡,後來孩子們陸續大了一點,就送到了孤兒院。父親東躲西藏還是被抓住。讓他到軍隊前線「送死隊」。還算幸運,父親由於能幹會做飯當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燙傷了雙腿,才活著回來了 ......

七十九歲的安娜,是位美女。這位「新富農」的女兒,天生遺傳基因就是能吃苦、能幹。蘇聯解體以後,年近七十歲的她,肩扛手提當「倒娘」,一趟又一趟的跑中國綏芬河,買貨回來賣,硬是為五十多歲的兒子買下了一套房子!現在的退休金每月四千盧布,丈夫六千盧布。

把歷史、真實的經歷如實地講述出來,巴中校如釋重負。顯得鬆了一口氣。我告訴他們,讓世人知道這一段秘聞,也是對歷史的貢獻和交代。

二○○六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