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出版「暴亂紀實」，開篇就說四月十五日北大有人首先貼出煽動反革命暴亂的挽聯「一人為天下憂，天下為一人悼」⋯⋯是我寫的。這聯已經成為八九偉大運動的見證。

●何哲為美國收藏者書寫八九民運第一聯。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
一時半，我為胡耀邦含冤而死抱不平，憤而作八九民運第一聯，貼於
北大三角地。「一人為天下憂 天下為一人悼」2012 年重寫於紐約。

香港《蘋果日報》報導一九八九年北京發生的民主運動有這樣一段文字：「從十五日深夜起，北京主要大學的校園，大批學生、教師張貼出悼念胡耀邦的詩文、對聯。北京大學三角地有人率先貼出『一人為天下憂，天下為一人悼』的挽聯，又出現措辭強烈為胡耀邦抱不平的標語如『死錯了人』、『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一批學生連署要求中共公開澄清胡耀邦被迫辭職的事，並重新評估其歷史成就。各大學開始出現抨擊中共政權腐敗現象的大字報，吸引大批學生、民眾聚集閱讀、抄寫⋯⋯」

我寫悼念胡耀邦第一聯的經過

報導提到的「一人為天下憂，天下為一人悼」挽聯是我親筆寫的，準確時間不是十五日深夜，而是下午一點半。那天，我在北大第一學生食堂吃完午飯，回宿舍路上得知胡耀邦在當天早上去世了。胡耀邦在我心目中是共產黨員中罕見的一個好人，他做過給大批受政治迫害者平反昭雪的善事，但他遭到反動派貶謫。我為他含冤而死抱不平，回到北大學生宿舍四十七樓三○一三室，向下鋪同學趙北溟要了兩張稿紙，用膠水粘成一張，用毛筆寫下「一人為天下憂，天下為一人悼」，署名「作家班」。然後約北溟一起來到三角地，貼在北起第二塊宣傳欄上。

當天下午沒課，我貼完挽聯，騎自行車回月壇西街家裡取了些生活用品，傍晚時返回北大，見作家班同學們擠在張伯笠的宿舍裡喝彩。進去一看，伯笠正在口占一幅悼念胡耀邦的長聯：「風一程，雨一程，長歌當哭送君行，赤縣淚無聲。呼一更，喚一更，聒碎民心志未成，夜深望明燈」。老朱蹲在地上揮著一管大毛筆在白紙上書寫。老朱是小說家，書法、繪畫功夫皆了得，每寫出一個遒勁大字，便有同學喝彩。這幅挽聯面積很大，從樓上掛到樓下，在當時北大眾多挽聯裡最醒目，我寫的那幅挽聯不及其一個字大。

到了深夜，一如《蘋果日報》和眾多媒體所述，北大貼出的挽聯已有很多。各媒體都是在乾柴已經燃起烈火的情況下才聞訊趕到北大校園採訪報導的，並不曉得第一顆火星是何時迸發的，所以才有了報導上的偏差。

學運從頭到尾貫穿義憤自發四字

如同五四運動一樣，八九民運也從北大發源，從一開始就無人操縱，純粹出於學生義憤自發。其後有新華門前上千人靜坐請願、數十萬人九次大遊行、三千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百萬北京市民學生堵截戒嚴部隊的坦克軍車、六月三日夜九點到四日，上百萬北京市民和學生抵抗二十萬解放軍戒嚴部隊的大屠殺，所有這些統統都是學生和市民的義憤自發行為，並無任何人幕後操縱。期間成立的學生組織、知識分子組織、工人組織，只不過都是學生自發行為推動的產物，而非幕後操縱力量，因果關係不容顛倒。我是八九民運第一聯的作者，整場民主運動從頭參加到尾，對義憤自發四個字是再清楚不過了。如果不強調義憤自發四字，便沒有任何基礎如實記載和評論這段驚天地、泣鬼神的歷史。

到了一九九○年九月，我已從北大作家班畢業，有一次去西安出差，候車時在書攤上買了本雜誌，整本都是解放軍總政治部寫的文章，黑色大標題「平息反革命暴亂紀實」，開篇就說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北大有人首先貼出煽動反革命暴亂的挽聯「一人為天下憂，天下為一人悼」，云云。我看了，心想：「你們這幫流氓土匪！胡編亂寫，我什麼時候煽動反革命暴亂了？胡耀邦主張走共和民主路，他有什麼錯？他被黨棍整死，趙紫陽循著胡耀邦路線走，黨棍們竟然發動軍事政變，屠殺學生市民，顛覆了趙紫陽的地位，篡奪了他的最高領導權，反過來卻把反革命暴亂罪名安在我們老百姓頭上，豈有此理！」看完，順手把這本狗屁雜誌扔進垃圾桶。

趙紫陽錄音正確回答三個問題

趙紫陽被囚禁了十六年，二○○五年含冤逝世，他生前留下錄音說：「六月三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六四這場悲劇三年多了，這場風波的積極分子，除了少部分人逃出國，大部分人被抓、被判、被反復審問，情況現在應當是非常清楚了。應該說，以下三個問題可以回答了。第一，說學潮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現在可以問一下：究竟是什麼人在領導？如何計劃？如何預謀？有哪些材料能夠說明這一點？還說什麼黨內有黑手，黑手是誰呀？第二，說這場動亂的目的是要顛覆共和國，是要推翻共產黨，在這方面又有什麼材料？我當時就說，多數人要我們改正錯誤，而不是要根本上推翻我們的制度。這麼多年過去了，審訊中得到什麼材料？究竟是我說得對，還是他們說得對？許多外出的民運份子都說，他們在六四前還是希望黨往好處改變。是六四，黨使他們完全絕望了，使他們和黨處在對立的方面。在學潮期間，學生提出過很多口號和要求，但就是沒有提物價問題，而當時物價問題是社會上很大的熱點，很容易引起共鳴的一個熱點。當時他們如果有意識跟共產黨作對，這麼敏感的一個問題，他們為什麼不拿來利用呢？提出這樣的問題不是更能動員群眾嗎？可見學生們知道，這個物價問題涉及到改革問題，如果直接提出物價問題動員群眾，實際上要反對、否定改革，實際上可不是這種情況。第三，將六四定性反革命暴亂，能不能站住腳？學生一直是守秩序的，不少材料說明，在解放軍遭到圍攻時，許多地方反而是學生保護解放軍。大量市民阻攔解放軍進城，究竟是為什麼？是要推翻共和國嗎？」

我在網上聽到了趙紫陽的生前錄音，覺得老趙說得對，說到要點上去了。確實，就算馬列毛納粹派上天入地，把全國十三億人都抓起來嚴刑拷打，也絕對找不到那個有計劃、有預謀反黨的所謂領導，我是一介書生，寫八九民運第一聯的時候，趙紫陽不認得我，我也不認得王丹、吾爾開希、柴玲。說黨內有黑手，學潮有領導，純屬為了鎮壓民主、剝奪民權而捏造事實。

事過二十多年，回憶往事，歷歷在目。如今，我用毛筆寫在宣紙條幅和扇面上的八九民運第一聯已成了世人的收藏品。作為中國歷史重大事件的見證物，八九民運第一聯有不可替代的收藏價值，它是中國民運文化的一部分。

何哲二○一二年夏寫於美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