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都屬共產大國東西方認可的作家，從他們政治與文學經歷的巨大差異可以窺視中國文明的粗俗與落後，以及黨文化對當代文學的傷害。

●莫言（左）和蕭洛霍夫（右）是共產國家 唯一的兩位能為西方所接受的官方作家。

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幾天來，陷入一個中國作家空前的包圍之中，中國記者無不呵護捧場，西方記者則不會放過一些敏感的拷問，「和共產黨的關係密切」是首當其衝的問題。

莫言有一塊擋箭牌——蘇聯作家蕭洛霍夫。他說，前文學獎得主蕭洛霍夫是蘇聯共產黨員，他的作品依然是經典，被千百萬人閱讀。接著他說「我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裡面寫作，但我的作品不能用黨派來限制的。」他說，他是寫人的感情、人的命運，早已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因此，他得到的諾貝爾獎是文學獎不是政治獎。

這番話不失一定的坦率和在共產中國求存的智慧。不過，也帶出一段史話：歷史有時有驚人的雷同。一九五八年蘇聯作家巴斯特納克（帕斯捷爾納克）因小說《齊瓦哥醫生》獲諾貝爾文學獎，但小說在蘇聯國內被指為「誹謗蘇維埃制度」和「在國外出版」而迫使巴氏拒絕領獎，並被開除作家協會，兩年後在痛苦與孤寂中去世。諾貝爾獎遭致蘇共嚴厲攻擊。但是，一九六五年，僅僅過了七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蕭洛霍夫時，蘇聯又舉國一致歡呼和熱捧「這具有非常重要意義的大事件」，稱「瑞典文學院終以公正態度對待一位偉大的蘇聯作家作品⋯⋯這崇高決定，提高了它的聲譽。」

半個世紀之後，中國發生同樣的事——二○○○年諾貝爾文學頒給高行健，一位加入法籍的中國異議作家。中國當局的反應是罵諾委會「別有用心」「不值一提」「諾貝爾獎沒有權威性」，高行健則書成禁書，人上黑名單，不准入境。十二年後，莫言拿到文學獎，中國朝野眉開眼笑，中共常委出面祝賀，一片莫言熱。讚「諾委會終於認識了中國文學」。

莫言自比蕭洛霍夫，沒錯，他們都是為意識形態對立的東西方所接受，是沒有先例的一對。他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國家作協領導人。但莫言與蕭氏在政治上和文學上差別很大，可謂「小巫見大巫」。比較一下他們的故事，既有趣，也飽含一些重要啟示。

蕭洛霍夫一直受蘇共高層所寵信、器重。1975年當局為他70歲祝壽。

莫言政治上小巫見大巫

在政治上，莫言遭非議的事大約有三：一是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裝聾作啞；二是在二○○九年德國書展帶領退場；三是今年參與百名作家抄寫為禍多年的毛延安文藝講話。

蕭洛霍夫政治表現又怎樣呢？請看：

一、他是獨裁者斯大林的寵兒。他的力作《靜靜的頓河》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出版時只有二十三歲。小說以大師級的姿態贏得國內外的激賞，但也引起主流派的批判，認為歪曲了國內戰爭，「為白衛軍說話」。不料，竟得到斯大林的支持，一九三○年，斯大林親自接見他，蕭隨後入黨。從此，在高層的蔭庇下，蕭洛霍夫完成小說第四部的最後創作。一九四○年，在入選「斯大林文學獎」時，又遭到法捷耶夫、小托爾斯泰等名家的反對，說他的小說犯了嚴重錯誤。出人意表的是，斯大林不顧文壇的批評，決定給《靜靜的頓河》頒獎，而且是金牌一等獎。斯大林還建議為蕭洛霍夫在家鄉建立銅像。三十年代的蕭氏，已是國際聞名的作家。在蘇聯大清洗中，內務部也沒有放過蕭洛霍夫，又是斯大林親自保護他安然過關。

二、配合農業集體化而創作。斯大林如此器重蕭洛霍夫，當然要利用蕭的那枝筆。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對農民是一場災難。他會見蕭洛霍夫時，聽取蕭反映集體農莊的失敗，一言不發。蕭知道領袖需要一本寫集體化的書，於是放下《靜靜的頓河》，一九三二年寫了《被開墾的處女地》第一部，手稿經斯大林看過出版，又是巨大成功。換來他《靜靜的頓河》的繼續寫作。由於集體化的過火暴力，第二部拖到一九六○年才完成。除了小說，蕭還在作家協會任書記及社會活動方面配合黨的政策，成為蘇聯文壇幾乎唯一的三代紅人（斯大林、赫魯曉夫、勃列日湼夫）。四屆黨中央委員，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委員。獲獎無數。

三、支持蘇共高壓政策。蕭洛霍夫不僅為自己的文學發展巴結權貴，而且還充當蘇共鎮壓良心作家的幫凶。索忍尼辛（索爾仁尼琴）是赫魯曉夫支持的異見作家，一九七○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蕭洛霍夫曾攻擊他是「瘋子」「反蘇的誹謗者」「吃蘇聯麵包，為西方資產階級主子服務」「是蘇聯作家中的典型疫病」。

勃列日湼夫時代曾公審兩名以筆名在國外發表作品的不同政見者，引起很多蘇聯作家抗議，蕭洛霍夫卻在蘇共二十三大上說，這兩個「黑心壞小子」要落到二十年代就好了，以革命的法治不會判這麼輕。作為作協書記的蕭洛霍夫甚至要求「槍斃這兩個敗類」。西方傳媒聞訊，有人要求諾委會追回喪失作家人格的蕭洛霍夫的諾貝爾獎金。

以至於他的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資料顯示，是蘇共中央「公關」的結果。早在一九五四年諾委會就向蘇方徵求推薦諾獎候選人，蘇共中央書記處該年二月決定採納作協推舉蕭洛霍夫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的建議，政治局（主席團）核准後函告諾委會。諾委會拖延四年，給了巴斯特納克，蘇共大怒，刁難巴氏獲獎，並繼續推銷蕭洛霍夫。一九六五年諾委會副主席訪問莫斯科，會見蕭洛霍夫，透露當年有意授獎予他。蕭即函告勃列日湼夫，請示政治局表態。勃徵得文化部同意。政治局又開會通過。於是，一九六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如蘇共所願，授予「傑出的蘇聯作家蕭洛霍夫」。

這樣，在蘇聯這個紅色帝國的七十四年歷史上就有了一個奇蹟：一位既獲得列寧文學獎、斯大林文學獎、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蕭洛霍夫。所以稱奇，因為發生在東西方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背景下。

可見，對照莫言與蕭洛霍夫「和共產黨的關係」，無疑是小巫與大巫之比。不言而喻，無論大巫小巫，諾委會都知情，頒獎給他們，只有一個解釋：高度肯定他們的文學成就。值得我們特別一窺的是蕭洛霍夫的故事。

    
蕭洛霍夫諾貝爾文學獎名著《靜靜的頓河》真實描寫哥薩克的悲劇，贏得東西方一致喝彩。
1957年拍成三集故事片，亦大受歡迎。海報與劇照。

蕭洛霍夫文學良知的執著

蕭洛霍夫（M.Sholokhov1905—1984）成名至今已八十多年。他從蘇聯內戰的硝煙中崛起，到今天蘇聯已煙消雲散，然而，他的書，主要是《靜靜的頓河》卻作為蘇聯文化遺產保留下來，爭議已漸趨平靜。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於蕭氏百年誕辰，定二○○五年為「蕭洛霍夫年」，儼然已進入文化巨人的歷史長廊。

早在二十年代末，《靜靜的頓河》第一部出版就流行一個「剽竊說」，指其手稿是某白衛軍官受審時的遺物，後來索忍尼辛也堅持此說，直到一九九九年找到小說手稿八百八十五頁，經鑑定無誤，並在二○○九年出版影印本，對《靜靜的頓河》的這場真偽之爭才告結案，由此，蕭洛霍夫的文學天才更令人傾倒。

對這部描寫頓河地區哥薩克在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內戰，十年動盪生活的史詩長卷，諾貝爾文學獎的頌詞是：「在描寫俄國人民生活各歷史階段的頓河史詩中所顯現的藝術力量與正直品格。」注意，諾獎不但肯定小說的藝術成就，也肯定作者「心靈深處對人性的崇高敬意」（頒獎詞）。這頗為不同凡響。

有一個「花絮」值得引述。一九四○年蘇聯作協主流派對蕭洛霍夫的重點指責之一是對《靜靜的頓河》處理主角葛利高里的結局十分不滿。他們說，小說描寫了哥薩克和白衛軍的悲劇，主角最後應該覺醒成為一個共產黨員！現在的結局太令人失望。

筆者在青年時代就看過《靜靜的頓河》的電影和小說。記得葛利高里經歷過身為紅軍白軍的反覆廝殺、家破人亡之後，決計帶著情人阿克西妮婭逃亡，途中情人又被打死，他已無路可去，只好回到頓河邊的家。他把隨身武器扔進河中，來到村裡，只剩下他年幼的兒子⋯⋯小說結尾是：

「葛利高里在多少不眠之夜幻想的那點兒心願終於實現了，他站在自家大門口，抱起兒子⋯⋯這就是他生活中剩下的一切，這就是他暫時還和大地及整個在這太陽的寒光照耀下，光輝的茫茫世界相聯繫的一切。」

甚至斯大林本人都當面問過葛利高里的命運：「他甚麼時候會成為布爾什維克？」蕭洛霍夫回答：「我想勸說他，可他無論如何不想入黨。」他認為，他要寫的是個別人的悲劇命運，「要在葛利高里身上表現人的魅力。」

蕭與莫言時代背景巨大差異

即使在《被開墾的處女地》這本遵命之作中，蕭洛霍夫也謝絕了斯大林改編劇本的要求。當面表示回老家、寧可坐牢之意。並在這部長篇小說中採取了將觀點隱藏在文字描寫之中的手法，表達他對斯大林鐵腕消滅富農的不滿。直到世紀末，有學者說，對蕭洛霍夫的偏見應改變：「沒有一本書像《被開墾的處女地》那樣不掩飾農業集體化悲劇性的不幸。」

可見，蕭洛霍夫在文學上不僅才氣橫溢，而且有他堅持忠於真實的寫實底線，即使面對斯大林也不屈服。

莫言和蕭洛霍夫有相同的地方，他們都是鄉土作家，來自高密東北鄉和來自頓河哥薩克族群。他們都曾在家鄉長期居住（蕭洛霍夫死於頓河家鄉維申斯克）。他們的文化教育程度都很低（小學，蕭只讀過四年書）。他們都在紅色革命的政治背景上成長，在接近六十歲時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成為兩種意識形態對立的社會體制都可以接受的作家。

但是，他們的文學創作有巨大的時代背景的差別——兩人文學活動相差天翻地覆的半世紀。蕭的少年時代，趕上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與內戰，他加入紅軍，做過徵糧隊等工作，是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參與者。家境小康，十七歲開始文學活動，雖然成名後二十七歲才入黨，政治上早已是革命的一代，從信仰到組織上，直到晚年從無異議之嫌。但是，在十月革命前後，那個時代有無產階級文化之勃興，卻沒有延安文藝講話之類的規範。當時的文學創作還是受著俄國十九世紀寫實主義（被譽為黃金時代）傳統的強大影響，如托爾斯泰、屠格湼夫、契訶夫、評論家別林斯基等大師，一直為社會與蘇共所崇敬。蕭洛霍夫小說的宏偉架構與氣魄顯然有托爾斯泰名作的真傳。

可是，一九五五年出生的莫言的背景就狹窄得多，他的主要經歷是大饑荒、文革和西潮初湧的八十年代。莫言說他的創作來源是饑餓與孤獨。小時候吃不飽、穿不暖，甚至吃媒塊（不可思議）。內心深處充滿懦弱和無力感，他千方百計避開一切爭論。他說他能在文學中找到發揮的本事，「對一切不公正的現象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如《酒國》、《豐乳肥臀》。可是有評論質疑一個連的士司機都害怕的人（莫言自道）又怎能描寫殘酷的現實？

莫言因中國文學而獲獎

無情的事實是，中共治下的作家、藝術家，六十年都被一個緊箍咒所捆綁，那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包括莫言在內。

因為涉及今年抄寫延安文藝講話事件，莫言和其他的作家都出來表態，承認講話的侷限性，也肯定講話的合理性。筆者特地將講話以盡量客觀的心態拜讀一遍，實在看不出有甚麼合理性。講話從頭到尾，極其強烈的要求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為政治服務、做黨的螺絲釘。公然批判寫人性、寫人類之愛，暴露黑暗。要求作家寫黨性、做革命的工具，完全否認文學的獨立特性與傳統，從屈原、李杜到曹雪芹都不提及。說生活是藝術的唯一源泉，那也只是一句寫作方法上的空話而已。比之斯大林尊稱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大異其趣。

六十年一批又一批文藝整肅，直到大革文化之命，血淋淋的事實都證實這個講話的反文明反人性實質，完全是中共暴力專政的附屬品。怎麼到諾貝爾承認莫言受「魔幻寫實主義影響」而獲獎的今天，還有些頭面人物在肯定延安講話的合理性？實在匪夷所思！

那麼，莫言究竟憑甚麼獲諾貝爾獎？

我認為，他是憑中國文學而得獎。這是基於一種認知：諾貝爾文學獎和其他科技獎不同，並非得獎作品是最好的、首創的，但這作品有一定的較大的較優秀的代表性。

諾貝爾獎稱讚莫言是「用理想、魔幻的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現實融合起來的人。」莫言自認他的寫作來自兒時的民間說書人，他從給母親講故事開始了寫作。莫言的小說確實紀錄了他的故鄉山東高密一帶的民間故事，折射出從民國、抗日到大饑荒這段崎嶇而充滿悲情歷史的中國景象。

和諾貝爾獎對蕭洛霍夫的頌詞不同在於，莫言作品少了「史詩」的桂冠，也少了對作家「正直品格」的讚揚。根據已如前述，蕭在政治上的黨性遠高於莫言，但在文學上，他在斯大林時代作家唯黨命是從，以寫革命英雄為榮的潮流中堅守寫真實的良知，滿懷同情地塑造一個動搖於革命反革命之間的個性鮮明的哥薩克形象，正如蕭的自白：他是「寫白軍對紅軍的鬥爭，而不是紅軍對白軍的鬥爭」，從而創作「一部令世界為之震撼的書」——這不僅需要天才、功力，更需要正直和勇氣。

中國有深厚的寫實文學傳統，但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受到共產黨的致命摧殘。毛時代結束後，對外開放，給文學帶來新的生機。在官方意識形態的管治中，精力集中於威脅性大的新聞傳媒，文學有網開一面的趨向。因此，民意民情得以大量地借文藝虛擬方式發洩出來（全國作協會員九千一百人，各省市不計其數），盡管主旋律還在大力控制之中，每年數千部小說（二○一二年長篇小說四千三百部）已是官方無法控制的洪流，良莠不齊中產生數十個莫言、李銳、韓寒，自不足為奇。他們的作品記錄了一個大民族的生存狀態，有為諾貝爾獎所接受貯存的價值，不容置疑。為這個民族帶來一陣歡樂、緩和中歐關係，也是好事。

中國黨文化的粗鄙落後

最後，補充一個作家與黨的關係問題，為甚麼斯大林那樣寵愛蕭洛霍夫？

沒有更多資料可引。歷代統治者籠絡幾個名士才子附庸風雅，那是中外皆備的佳話，共產國家亦不例外，列寧之於高爾基、毛之於郭沫若、讓他們享有特權，免於恐懼，不在話下。而古今帝王的文質風流大抵也與其民族傳統相關。斯大林專政的暴虐，在文化領域上沒有毛澤東來得那樣粗鄙野蠻，至少不會發動那種遺笑千古的「大躍進」和將古今文化趕盡殺絕的大規模焚書坑儒。無他，蘇共是在俄國資本主義文明已有相當發達的背景上發動的革命，中共本質上則是一場小農社會佔山為王的造反。毛在文革中放屁入詩，「八億人不鬥行嗎」強作聖旨的無法無天，已經醜態畢露。

蘇共治下能出蕭洛霍夫、圖波列夫（飛機設計師）和沙皇時代能出普希金、門捷列夫（發明元素週期表）一樣，映照中國現代文明的巨大落後。蘇共的倒台和它引領二十世紀國際共運一樣，顯示俄羅斯的現代意識及其文學成就也大大超越中共。斯大林支持蕭洛霍夫除其實用考量外，應與他不俗的藝術鑑賞力有關（他對蕭斯塔科維奇交響樂的評論是另一例）。而作家世界觀與創作的矛盾，政治與文學的雙重人格，甚至道德、生理的精神分裂，在古今世界文化的傑出人才中已有不少先例可尋。

結語是：從文學成就的層面來看莫言和蕭洛霍夫依然是「小巫見大巫」。

中共官方稱莫言獲獎是「打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通道」——此話可疑。中國文學即使是黨文化下的文學，也是一個巨大存在，莫言獲獎之前，沒有走向世界嗎？甚麼原因？一個人獲獎，就能帶動一個大國文學走向世界？文學作為一個人類心靈世界的生存狀態，是十分複雜的範疇。諾貝爾文學獎顯然是西方文明主流價值的碑石，古老的中國文化百年才有一個莫言入選，應該是異數。

莫言獲獎真正的意義，可能和蕭洛霍夫一樣，作為一個共產大國歷史上唯一的被東西方認可的作家，而名留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