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倫思：《無國籍的上海人》

威倫思的父母是俄羅斯猶太人，一九二○年經由哈爾濱到上海謀生。威倫思一九二七年生於上海，在中國渡過了二十四個年頭，直到一九五一年才離開上海。她的書Stateless in Shanghai，權且譯為《無國籍的上海人》，敘述的正是她們一家從俄羅斯輾轉到上海，歷經租界內外的繁華、掙扎、戰事、共產革命之後，去上海的經歷。該書二○一○年在香港出版。 

鄭念的書《上海生與死》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早在一九八六年問世，稱該書對中國的文革做了定義性的敘述，或許不為過。 

作者寫書，請已頗有建樹的其他作者來看手稿，期冀「美言」幾句，可以說是業內的「常規」，蓋源於作者彼此之間的惺惺相惜吧。

二○○七年十月中的一天，鄭念親筆致函威倫思：「已經是午夜了。我剛剛讀完你的書，非常好。你會有很多讀者的。可能你已經找到出版商了，要是沒有的話，我想你能在紐約找到一位。很遺憾，我不認識代理人。我的書，最早是在英國出版的。在那兒的一次晚宴期間，碰到一位女士，正巧，她在英國的科林斯出版社工作（現在已經改名叫哈泊爾—科林斯）。」

二○○七年十月末，鄭念在電郵中，提到了她的病情：「我一下午都在看醫生，還抽了血，去化驗。因為我的腎的問題，不得不經常抽血化驗，明天，還要去醫院拍Ｘ光片。不過還好，從昨天起，已經不發燒了。」

那一年的聖誕節過後，鄭念在給威倫思的親筆信中說：「再次感謝你寄來的那麼漂亮的賀卡。我常想到你，不知你找到代理人沒有。現在還有很多節日期間的賀卡沒有回，因為我姪女突如其來從她的工作和生活地加州到訪。公司派她到波士頓，回去之前，她決定來看我，在這兒待了幾天，昨天剛走。她走了以後，我才看到桌上已經攢了那麼多的賀卡，即開始回復，昨晚，直到夜裡兩點才睡下。」 

威倫思少女時代。在上海。

威倫思提議兩人去中國商店買一些食品。鄭念回信說：「時下那些店舖都到（位於馬裡蘭州的）洛克維爾去了。有哪一家是你特別想去的麼﹖對我來說，去哪一家都可以。他們通常都是星期五進貨。」 

九十多歲高齡的鄭念，對周遭還有這樣細緻的瞭解。

 二○○八年：為威倫思的書「美言」

不過，到了二○○八年五月，鄭念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不如從前，也開始對自己下一步的生活做安排。她在信裡說：「我已經把我（在住宅樓內）的停車位轉讓給了那個小店鋪的主人，不收他的錢﹔作為交換，他負責去Safeway（當地一家超市）和中國商店幫我買菜。過去一直有朋友或者買菜送到我這裡，或者帶我出去購買，我深感幸運。現在，我生命裡的那個階段，可以說是過去了。」

五月底，威倫思請鄭念幫忙為她的書美言幾句。鄭念欣然應允。鄭念在一個星期後寫就的「美言」是這樣說的：「處於無國籍狀態本是一個障礙，但是本書的作者及其他人將之轉換成為了優勢。上海的租界地帶將這些人收留了﹔他們到上海，有的是因為要逃離布爾什維克革命，其他人則是源於希特勒的迫害。他們將藝術和文化帶到上海，並在那裡，開創了新的生活和機遇。」

威倫思女士的書在最後發表的時候，用的是另外一段來自鄭念的「美言」，雖然那不是鄭念親筆寫的，但是威倫思本人覺得那段美言更適合放在書的封底，鄭念對此也無異議。

鄭念（前）和威倫思2009年攝於華盛頓鄭念家中。

二○○九：鄭念已經準備好，要走了

二○○九年一月下旬，鄭念在給威倫思的信中說：「我已經病了許久了。情況時好時壞。咋看去像是感冒，但是實際要嚴重得多。整個冬天，我恐怕都好不了﹔等天氣暖和些，我們再聚吧。我擔心我的兩條腿可能支撐不住了﹔在我這把年紀，要是摔倒的話，就會骨折的。冬天過後，再聯繫吧。（一月二十八號，我將滿九十四歲。）」

二○○九年一月三十日那天，鄭念在親手寫給威倫思的一張卡片上說：「謝謝你送我的護膚油。我今晚就會用。我皮膚比較乾，多少年來都是如此。」信裡，她再次抱怨說，嚴冬時節，是讓她感覺最受病痛困擾的。

二○○九年八月，威倫思的書即將問世，她也在計劃去中國出席新書發布。鄭念寫信說：「祝賀你的成功！我這段時間身體非常不好，剛從醫院回來。你此次到中國去，應該會很開心的，那裡現在已經發展得不錯了。」 

威倫思女士回信說：「盼早日康復，以便我十一月赴上海出席新書發布之前，能來看你。」

這是鄭念和威倫思之間最後的通信往來。 

二○○九年十一月二日星期一晚九時餘，威倫思在寫給另外一位友人的電郵中說：「從苔絲那裡得知，鄭念今天早上過世了。如有任何悼念活動，請告知。很高興能在她住院期間去看她，和她說話。她那時頭腦還很清醒，但是已經非常、非常虛弱了。談話期間，她反覆說，已經準備好，要走了。」

【後記】鄭念在世的時候，雖然我們都是住在華盛頓西北區，而且相隔只有幾條街道，但是並不認識。為她寫悼文期間，匆匆結識了她的一些友人。後閱讀她的書信，默默中，也仿佛結識了一位朋友。冥冥之中，似乎與鄭念有些緣份。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