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優異生走上政治異議之路。王丹選擇在台灣教書歷練取經，為未來囘中國參政作準備。薄瓜瓜在重慶新紅衛兵訓練營亮相成笑柄。團二代聽命於官二代的宿命前景。

●王丹回憶錄10 月6 日在台北舉行發布會。

我至今清晰記得，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首都知識界組織了一次「飛行集會」，就是自行車遊行，我隨一群作家騎在第一排。我看到幾個學生蹬了一輛三輪車，跟我們後面緊追不捨。其中有一個男生，發育太快的瘦高麻桿身材，挑著一顆娃娃臉的腦袋，臉上又架著一副鏡框巨大的眼鏡，給我印象比較深刻；行進間他還不小心從三輪車上掉下來一回，就更叫我忘不掉他。風暴過後，我才從新聞照片上認出來，他就是王丹。

王丹從小就是一個好學上進的男孩，台灣市井裡稱為「乖寶寶」。他說上小學時，老師曾深情地稱贊他：「要是學生都像王丹這樣，共產主義早就實現了。」這個細節，到今天已經讓他覺得「想起來真是不好意思，因為要是我那一代人都像我一樣，共產主義應該早就滅亡了」。

其實連王丹自己都沒有意識到，他回憶錄裡的這個描寫，具有非常豐富的政治學意味，涉及了中國大陸至今令中共頭疼的「政治參與」這個尖銳問題，也透視了一個中國青年，無論他（她）是在「五四時代」、還是在「九一八」、五七年、文革、「八九」乃至時下「腐敗盛世」，他們所具有的政治選項是怎樣被時代所籠罩；也再次證明，「青年運動」在中國政治生活裡永不顛簸的歷史作用；甚至詮釋「學而優則仕」這個傳統，在現代社會裡必定異化為政治參與。

社會優秀分子永恆的叛逆傾向

無論王丹怎樣強調他五六歲就貼過「第一張大字報」、「毛澤東死的時候我笑了」、「十二歲就因為組黨而被公安部審訊」等等，他基本上不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排斥、跟時代格格不入、淪落到社會底層的青年，總之不屬於廖亦武「底層系列」中的人物；相反，他小學擔任少先隊中隊委員，俗稱「兩道槓」；到高中竟也有了「團派背景」——年級團支部書記、參加區團代會、參加團中央的懇談會、一九八七年「北京市市級優秀團幹部」，以至校黨委「也向我交底，準備發展我入黨」。

問題是，像王丹這麼一個「跟體制親和」的青年，怎麼會轉變成「反體制」的異議分子、且成為最重要的領袖人物呢？王丹說「應當反思的恐怕不是我，而是中共自己」，顯示他其實未解其中緣故，這卻是我想做點分析的地方。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王丹是個很優秀的多才多藝的青年，這無疑跟他的天資、家教、成長環境的濃厚人文氛圍等等分不開。他從小的自信，給人印象深刻，在高考那個關口，「我記得我當時的心情頗為放鬆」，還去看電影，結果以全校最高分考進北京大學。他心儀北大之強烈，因為父母都是北大出身，自我詮釋為「有一種近乎血緣性的認同和親切」，但這也可以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壓力——我猜大多數北大出身者的後代，都會終身背負這種壓力。

北大自「五四」以來就是中國政治風雲的發源地，說「數風流人物，還數北大」，也不過分，那麼是不是北大塑造了一個反叛的王丹？有沒有一個所謂「北大精神」？反觀北大今天這幅墮落相（非指政治冷感，指迎奉體制、學術腐敗），你又會很沮喪。我認為，「北大精神」並沒有多少政治學上的意義，或者說，也做不了多少「政治」、「社會運動」的圖解。

「北大精神」的正宗，只是一種學術精神，即蔡元培的「兼容並包，思想自由」，容納信奉馬列的陳獨秀、自由主義的胡適、守舊的陳漢章、主張清帝復辟的劉師培。正是這樣的自由氛圍，讓北大在學術、思潮、政治等諸方面，領先群倫，也在「五四」等重大歷史關頭鶴立雞群。扼殺蔡元培精神，也就殺死了北大，這也許反倒可以歸納為一種「反北大精神」，在八九六四以後，逐漸臻於完備。

我非常欣賞王丹在第三章「北大：我的精神聖土」中，以強烈的筆觸，寫出了八十年代北大那種思想活躍、思潮激盪的醉人氛圍，他也由此描繪出他自己獨特的精神旅程，刻畫了他的叛逆傳奇——傾心各種講座、追隨「青年導師」，第一次到天安門廣場靜坐，迷戀、參與、主辦勺園塞萬提斯像下的「草地沙龍」、「民主沙龍」，編輯民辦系刊《燕園風》、校刊《新五四》⋯⋯一個優秀的人，只要置身於「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氛圍，他（她）就會吸收、思考、懷疑，一句話，變得更「優秀」。

這正是百年前「五四」那個北大、五七年「大鳴大放」時那個北大的光輝所在。這也證明了人類社會的一個法則：凡優秀分子，注定會懷疑體制、質疑多數、反抗潮流，唯此這個社會才有希望進步、大多數人的權利才有保障；反過來，這也注定了專制制度的存活前提，是必須扼殺社會優秀分子，對整個社會實行逆淘汰，輸送形形色色「腦殘」、平庸甚至卑劣之徒，至權力樞紐中，那麼它的運作代價和殺傷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2010年來自全國109所大學的162名
學生骨幹，在重慶接受文革式訓練後，
薄熙來發表講話，他旁邊竟然站著兒
子薄瓜瓜。一派文革紅衛兵氣勢。

「理想主義」可能是一個陷阱

王丹作自傳，回眸心路歷程，將自己的「造反心跡」歸因於理想主義，並以此詮釋「八九一代」。以我閱讀的範圍而言，這是多數學運領袖所見略同的一個看法。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未經剖析和分殊的籠統之見，期間暗藏著許多思潮的陷阱；「八九一代」也以「理想主義」來區分他們跟「後八九」的政治冷漠，顯示了某種代際緊張。

凡政治參與，都仰仗理想主義，文革中的「紅衛兵」恐怕是最極端的「理想主義」。「六四」屠殺後，中共痛定思痛，決意泯滅青年學子的政治參與企圖，不惜放縱娛樂化，以抵消理想主義，這大概是「理想主義話語」的一個主要觀點。其實，這不過是在重複所謂「法蘭克福學派」對「發達資本主義」的批判，即消費和享受，取消了人的批判和否定的能力。這種理論的缺陷一望而知，難道禁欲和清貧，就維持得住批判能力？

由於中國社會的政治發育程度極低，公民社會基本空缺，民間政治參與渠道徹底堵死，在這樣的社會裡，「關心國家大事」就是最大的理想主義了，這基本上就是「八九學運」的歷史前提。實際上，他們能夠承受的遺產很有限，唯有模仿文革的靜坐、絕食。假如用「理想主義」，可以同時解釋文革造反運動和「八九學運」的動機、驅力，這不是有點尷尬嗎？

王丹毫不諱言諸如「紅色經典情結」、建構於「國家主義」「集體主義」的責任感、民族主義的體育狂熱、閱讀馬列經典等「理想主義」要件，引出一個頗具張力的問題：「八九一代」的理想主義，發育在中共意識形態背景下，集體、國家、民族等巨獸徹底壓倒個體，如何支撐他們自由主義的反體制立場？這個悖論，甚至導致了他們與體制之間關於「愛國不愛國」的滑稽歧義。我們其實很難判斷，距離所謂「喝狼奶」的一代只有幾步之遙的「八九一代」，未被洗腦的程度究竟多少？王丹的客觀描述並不錯。「八九一代」未被解構的「民族國家」意識，使得「關心國家大事」的舊式政治參與難以長久，終究要被「個體」、「維權」等意識取代。

前不久中國在「釣魚島」爭端中爆發的反日狂熱，表演了一種由官方操縱的民間「政治參與」模式，令全世界跌破眼鏡：中共二十年來、尤其是茉莉花運動以來，最忌諱街頭運動，不惜耗費高於國防費的巨額資金來防堵，今天居然肆無忌憚地「自我導演」一場群眾抗議、砸店燒車、蔓延一百多個城市，規模空前。他們要向國際社會證明，他們用「民族主義」就可以把人民玩於股掌之間。慘不忍睹的是，民間鬱積的憤怒，借由「刺刀對外」的官辦臨時孔道而發泄，人們竟也自得其樂。

「仕途」在今日中國

王丹或是一個做學問的好苗子，卻此生注定要「以政治為志業」了，這使我自然有興趣梳理一番今日中國的「仕途經濟」。

中國官場今日的路數有二：是「太子黨」須得混文憑，是平民擁有高學位也須得入「團派」，舍此二途，做官無門。所以我們來設想一番王丹，假如「八九學運」未曾發生，當初以他頗為看好的「團派背景」，又是北大出身，也夠機靈，而今以他四十出頭的年齡，興許當上省委書記了；假如他的「學長」李克強肯提攜，進政治局也說不定。

如今在中國高等學府裡，對「團派」仕途，一定趨之若鶩，平民「學而優則仕」，唯循此徑，跟「官二代」分享權力。網上曾風靡一個視頻，薄熙來跟來自全國的一群大學生骨幹座談，恰好可以拿來作「官二代」、「團二代」兩廂的應證，所以特別有趣。（見OPEN網站）

薄熙來接見新一代紅衛兵

話說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九所全國知名高校的學生會或研究生會的主席，共一百六十二人，二○一○年來重慶參加「中國大學生骨幹培養學校」，由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盧雍政帶領，跟薄熙來座談。這些學生骨幹在重慶「上山下鄉」、參觀考察，卻在座談會上，一律穿著紅色polo（馬球）衫，極為諷刺。這段視頻的跟貼評品，最為精彩：

這些學生幹部是將來官僚體系的中堅力量，是最善於鑽營的一個群體，目前我們的官員系統主要培養的就是這種人，唯長官意志是從，有個性的有為青年被排除在外。

當代這些學生會頭頭也是學生中的「人精」啊。他們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學會官場中那一套，他們年輕，卻並非心智不成熟，而是過度投機於政治，不知道薄案發的今天，再看這段視頻他們作何感想？他們還想玩政治，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就在視頻接近尾聲、全體人員起立鼓掌時，畫面突然閃過主席台，赫然出現薄瓜瓜，他站在薄熙來右邊的位子上，前面並未擺放名牌。網友感嘆這段影片如今看來格外諷刺：

看看這個視頻，我更加堅信這廝若是當上一把手，必然重演文革，國家走向納粹式的極權萬劫不復之地。注意：視頻最後十三分三十秒起立時，薄身邊那個年輕小夥像誰？而且他台上是沒擺放名字牌的，奇怪，政府會議竟然帶兒子參加，什麼用意？扶持上路？

不厚非常神往當年毛賊城樓一揮手百萬紅衛兵山呼萬歲的那個場景，非常神往紅海洋，非常想玩毛賊那個味。看了這個視頻，可以確認這廝正在重走毛賊曾經走過的道路，幾乎沒有區別。可怕的是，這些激情發言的名校大學生領袖跟當年的紅衛兵領袖幾乎一個腔調，他們隨時可能揮舞紅寶書，衝向不厚指向的戰場。

團二代聽命於官二代的前景

最讓人擔心的不是薄家少爺的出現，最可怕的是中國的年輕菁英們如此輕易的放棄了信仰，主動向權力靠攏。年輕菁英不再是社會進步的力量，已經徹底淪為權力的附庸，成為現行體制的接力維護者。這應該就是錢理群先生十分擔心的所謂「精英利己主義」吧。悲觀了，進步的動力在哪裡？

不過我並沒有網友們那麼「氣憤填膺」，因為薄熙來的架勢，與其說叫「團二代」跟「官二代」（薄瓜瓜）見個面，不如說他要讓「團二代」明白，你們都要聽命「官二代」。這不僅就是眼下中南海裡的戲碼，也將成為中國政治的長期內容。那情形，頗像滿清王朝，有滿員漢員之分，位高權重而顢頇的一定是滿員，精幹而不被信任的多為漢員，此亦大清覆亡之因。

由此，王丹暫時在台灣邊教書邊歷練取經，實為上策。他將要去中國走一條全新的參政之路。其實他有一個更親密的北大「學長」王軍濤，也是他最服氣的人，比他有更深的「團派」背景，卻在紐約流亡環境下，作更艱幸的試煉。據說，他常常站在時代廣場，衝著川流不息的熙攘人潮，用中國話大聲演說，到了「如入無人之境」的境界。有一次我從王丹的手機屏幕上看到，王軍濤磨練完了從紐約回新澤西家中去，深夜一個人孤零零站在路燈下等長途汽車。我忽然非常感動。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美國德拉瓦州）

《王丹回憶錄：從六四到流亡》，台北市，時報文化，二○一二年九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