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即將上台的中共第五代領導人被稱為知青一代。他們多數都經歷過七十年代文革中學生的下鄉運動。那段青春歲月必在他們的仕途上留下深刻痕跡。本文作者是他們同齡人，在此回顧當年的種種遭遇與見聞，盼這些新權貴以史為訓，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

文革中發生南京知青之歌事件，作者任毅被捕判刑10年。該歌反映知青不滿下鄉的無奈和憂傷，流行很廣。這幅油畫《南京知青之歌》就是描繪當年中學生坐火車離開城市的情景。

在中國大陸，文革話題因薄唱紅倒台再次引發關注。電視劇《知青》的播出更激起對上山下鄉運動的討論。官媒一如既往，以「將喪事辦成喜事」的宣傳手法，把那場知青人禍美化為「動人的青春之歌」，並借此為曾下過鄉的現任中共領導人唱讚歌。

但歷史已證明，與中共建政後的歷次整肅和改造運動一樣，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個政治「陽謀」，是強行推動的思想改造運動，造成知青身心的創傷，國民素質的惡化，以及社會風氣的敗壞。

有研究者說，毛澤東是為解決就業問題才將上千萬城市中學生下放農村的。這與我的經歷大相徑庭。中共文件說，文革是一場觸及靈魂的「繼續革命」。作為文革一部分的知青下鄉完全是不算「經濟帳」，只算「政治帳」的「革命」，乃是更全面的階級專政的一部分。

知青是被變相勞改

先說當時的「就業」問題。知青都是在校中學生，其中高中畢業需就業者只占一小部分。在我下鄉的東北農場生產隊，先後接納各地知青一百多人，高中畢業生只十餘人。若大專院校正常招生，加之文革前中國經濟的恢復，哪有高中生就業難的問題？知青下鄉及大學關門反而造成很多專業後繼無人。北京市就曾到北大荒召回大量高中畢業知青回城當中學教師。其他很多機構也招攬知青填補空缺。

我也不認同，知青下鄉是解散紅衛兵以打擊政敵的觀點，因為紅衛兵自始至終就算不上政壇的一支力量，只不過是毛澤東的一個暫用工具。以北京市為例，各中學一九六七年就被軍管，每個班都有現役軍人領導管理。

知青下鄉的實質是什麼呢？是毛通過文革摧毀傳統文化和教學秩序的深化。旨在借上山下鄉對一代知青進行「再教育」為名，以欺騙和強迫手段，將愚民政策灌輸到成長中的青少年身上。結果不僅使知青一代身心受到摧殘，而且知識水準倒退至小學水平。林彪集團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尖銳指出，上山下鄉運動是「變相勞改」，是恰如其實的批判。

知青是教育制度崩潰的受害者

教育是關乎一個國家全民素質和民族精神傳承的百年大計，國民教育水平體現一個國家的軟實力。美國立國二百多年，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其經百多年確立的世界一流教育制度功不可沒——大量中國權貴花重金將子女送到美國讀書，為美國教育作了最大的廣告。

人們很難明瞭毛澤東發動知青下鄉運動的真實想法。他也曾送兒子到蘇聯留學；但他在文革中竟然關閉全國的大學，全國停課鬧革命，後來才勉強說「理工科大學還要辦」。官方宣傳，上山下鄉是「反帝反修」戰略決策。依我看，反帝就是要反掉近代以來傳入中國的現代文明，包括國民教育；反修就是要否定蘇共淡化階級鬥爭的修正主義，包括專家治國，技術掛帥。造成「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反智主義大氾濫。反映了毛對現代文明的無知和對知識分子的仇視。

知青運動有違中國重視子女教育的傳統。整個文革造成對教育資源的大破壞。當年探親時我曾在一位原哈爾濱軍事學院教官的家裡借住，見過那座投資數千億元，規模宏偉的蘇式軍校的敗象。學院被撤銷，一座座有坦克，戰機雕飾的教學大樓冷冷清清。教職員人心惶惶，不滿之情溢於言表。在北京，我小學母校旁的北京機械學院也被搬遷，設施齊全的高等學府成了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的總部。

大學關門，中學生下鄉使本來就很落後的中國大陸被世界技術革命遠遠拋在後面。在這方面，中國遠不如「蘇修」。蘇聯的教育體系與傳統，一直沒有受到破壞。基礎教育公認居世界一流。冷戰時期的航天領域還一度領先美國。時至今日，中國的教育與科技都落後於俄國。文革反修只是留下一個醜陋的笑話。

中國知青的父母極少真心擁護上山下鄉運動，自願放棄對子女監護之責的。因為那是違背中國幾千年的家庭倫理，誰願意在和平年景家人離散？導致一兩代人親情的缺失。然而毛的「革命」自來不講人性，一場知青運動留下的後遺症延續至今。包括目前中國不少與那代人有關的家庭問題，如扭曲的婚姻觀，不善養育子女，不懂孝敬長輩等等。

知青下鄉加重農民負擔

官方宣傳上山下鄉的目的是「縮小城鄉差別」。有人也說，知青沒有甚麼可抱怨的，那些世代勞作的農民比知青更不幸——這是非常荒謬的說法。中國農民的苦難由來已久，但有史以來，儘管常有農民困苦奮起造反的事件，但農村一直是文人雅士的隱居之所。三國時諸葛亮就是劉皇叔「三顧茅廬」才肯進城做官。晉代陶淵明辭官回鄉，務農二十餘載，老死鄉里。即使有罪臣被流放邊陲，也多是家人同行，絕無在校學子被集體趕去務農的先例。

農村之成為勞改之地，農民之成為次等國民，是中共通過集體化剝奪農民土地所有權及實施嚴格戶籍管制以後的事。時至今日，中國農民進城打工，仍被貶為「農民工」，境遇如奴工，處處受歧視，城鄉差別有增無減。知青下鄉和城鄉差別風馬牛不相及。若不是下過鄉，我不會知道，當年被派去開發北大荒的轉業官兵，很多都是軍隊政治清洗的犧牲品，國營農場成右派分子的勞改所，盡人皆知。

知青不僅沒有為東北農場增加收入，反而使本來盈利的農墾系統連年虧損。中央為推動上山下鄉運動，壓各級政府撥款為知青建房發補貼，加重了農村的經濟負擔，更凸顯農民與城裡人的不平等。結果，廣袤的東北原野上沒有因大批知青到來而建成哪怕一座像俄國西伯利亞共青城那樣的重鎮。中國也不可能有如美國十九世紀淘金熱那樣的西部大開發偉業，皆因知青下放無異於流放、勞改。

知青是農村的弱勢群體

電視劇《知青》塑造了一個改變農村面貌的知青支書形象，拔高了知青幹部的膽識能力，是對世代務農的中國農民聰明才智的極大貶低，也不符合事實。當年高考交白卷的知青張鐵生描繪的實情是，他這個「負全責」的小隊長「每天近十八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根本沒時間讀書「復習」。

絕大多數知青靠辛苦勞作養活自己都成問題，談何為農民謀福利？個別知青幹部只是當地幹部隊伍的陪襯，應付集體勞動已力不從心，談何為民請命，挑戰上級？黑龍江兵團很多女知青被現役軍官強姦悲劇的曝光，據我所知，是因有受害者或知情人是高幹子女，他們有辦法告到中央，幾名施暴者才被處決。公開披露的案情未見有知青幹部起而保護女知青的紀錄。其實有的知青幹部自己也是受害者。在半軍事化的兵團尚且如此，知青在無親無故鄉村的境況可想而知。甚至有南京知青因寫歌訴鄉情被判重刑，歌曲被禁唱。

一兩千萬知青在六七億人口的農村（農場）是弱勢群體，出身不好者還成鬥爭對象，大批知青未能適應當地生活就已思遷。受年齡，教育程度及境遇的制約，知青沒有能力承擔改變農村面貌的任務，在技術上不行，在改革體制弊端上更不可能有所作為。知青赤腳醫生和鄉村教師等，在總體上連業餘救護和代課教師的標準都達不到。記得《兵團戰士報》曾宣傳過知青搞科研的典型：將大豆與花生嫁接，想培育出地上結大豆，地下長花生的新品種。當時沒人敢公開質疑，後來也是一場空。

至於知青參與農村改革嘗試的，據我所知，因為與世隔絕使知青們對農業現代化的要件一無所知，他們不可能有所作為。在同齡人中，常常充當政治運動前鋒的高幹子女，多是借父母之便，讀過內部文件而聞風先動。在有風險的開創性改革上，鮮見高幹後代有大建樹者，而借父輩之光進城當官者卻大有人在。

空前規模的走後門到返城潮

知青改造運動注定以流產、失敗而告終。它不僅遭到知青及家長的普遍反感，也受到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幹部，包括被打成走資派的高官們的抵制。除極少數高幹子女能將下鄉之苦化為此後晉升的資本外，絕大多數知青除了苦痛和疾病，幾乎一無所得：無文憑，待業，下崗，提前退休，成弱勢中之弱勢。即使有少數知青通過考試成為七七到七八級大學生，卻是和小十多歲的一代人同班，那些為人父母的知青大學生還要負養家活口之責。有甚麼能補償那十多年被荒廢踐踏的青春時光呢？

開走後門當兵之先的是高幹子女。下鄉沒多久，我的一位同室北京知青突然不辭而別，被褥上的字條說，他當兵去了，行李書籍等任由我們處置。據說他去了福建軍區。而我們隊幾名經正常徵兵入伍的平民子女，兩三年服役期滿，都轉業回了北大荒。北京知青也不例外，利用上學返城者更多。記得隊裡一位只有小學程度的女知青，突然向我們請教二十六個英文字母的排列和發音。不久，她悄然離隊，被大學外語系點名錄取。有同學說，她父親是管分配住房的官。

也有知青為離開兵團，放棄吃商品糧戶口，到農村插隊，再利用關係，經招工或推薦上學返城。我並未見有電視劇《知青》中那樣要到兵團去的插隊知青，因為在中後期，因農村都不願知青與社員爭口糧，插隊知青返城已較容易。我因為留在兵團而被笑為傻瓜。

走後門返城之風使「聽黨的話」的知青處境尷尬。沒返城的被看成沒有本事，或家庭有問題。後期，全國的知青家長為孩子返城找門路，送禮拉關係蔚然成風。很多知青也被迫假離婚，假傷殘，威脅幹部，甚至出賣貞節，只為拿回原有的城市戶口（嚴歌苓的電影《天浴》真實描寫一個四川女知青的悲劇）。知青回城首創的這種大規模「走後門」的負面影響延續到今天，並被發揚光大成為中國一大特色。

目前中共已不可能再發動毛式知青下鄉運動了，但以動員下鄉作為治國術仍有市場，如派遣大學生當村官的運動。中共網站披露，目前全國在崗大學生村官達二十萬人，到二○二○年，將達到四十萬的規模。二○一一年中國有六萬大學生村官離開崗位，考公務員或另謀高就，占村官總數三分之一。

黨媒為配合中共十八大換屆，借電視劇《知青》播放宣傳中共政治局中有五人曾是知青，包括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李源潮、張德江。其中習／李死已內定為胡／溫的接班人，其餘三人都可能成為下屆政治局常委。他們對上山下鄉經歷的反思將影響中國的政治走向，其中若有能痛定思痛挖掘運動罪根，尋求改革之道者，應是中共之幸，中國之幸。

（作者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七年為北大荒農場的北京知青，一九八七年中國社科院碩士。

現為美國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