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子承父業或孫承祖業。政客下野都推舉自己的子弟為繼承人，這種體制如何產生？利弊何在？

日本政壇主要由幾個政黨把持，各黨政治家除了一部分議員外，許多政黨的國會議員（參議員、眾議員）的背景較為相似，那就是子承父業現象突出，也就是說在日本存在著一種世襲政治。九月份又一次當選自民黨總裁的前首相安倍晉三、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福田康夫、民主黨前首相鳩山由紀夫、現任國民生活第一黨黨首的小澤一郎、現任文部省大臣田中真紀子及其丈夫等等都是子承父業的例子。

子承父業的日本世襲政治

據不完全統計，日本政治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子承父業或孫承祖業。也就是日本的「太子黨」。當然這個「太子黨」隸屬不同黨派與政治團體。安倍晉三是從祖父一代開始活躍於日本政壇，其外祖父是曾經擔任過首相的岸信介，其父是前外相安倍晉太郎。像安倍這樣三代都是政治家的也為數不少。鳩山兄弟也是第三代，小泉家族至今則是第四代、其兒子自民黨青年局局長小泉進一郎也是眾議員。

十一月十六日，首相野田宣佈解散眾議院，日本將在十二月十六日產生新的政權。政黨輪替的可能性高，民主黨的下野幾成定局。但是在新的大選來臨之際，一些政治人物宣佈退出政界的同時推舉自己的兒子當繼承人。這裡包括了自民黨的前首相福田康夫、前自民黨幹事長武部勤、民主黨的前首相羽田孜（羽田之子現為國土交通大臣、參議員，民主黨在杜絕政治世襲方面態度較為堅決，所以這次選舉沒有公認羽田之子當候選人）等。

一般來說，日本的眾議院選舉是採用小選舉區制（三百個席位）和比例代表制（一百八十個席位），每一位候選人可以同時參選，既可以通過小選舉區制，也可以通過比例代表制參選。即可同時重複參選。所以有的候選人，在小選舉制選舉中落選，但在比例代表制選舉中復活。小選舉區制是甚麼意思呢？小選舉區制就是每一個小選區中獲得票數最多的候選人當選。這一選舉制度的好處在於選區小，所需費用不多，與選民之間的接觸與互動頻繁，可以直接傾聽選民的意願等等。另外，一個選區只有一個人當選，獲得選民支持的政黨的席位就會增加，以致有可能單獨獲得過半數。也容易形成政權交替的形勢。但是這一選舉制度不利於小政黨，還存在選舉劃分不公等問題。為此，一部分採用比例代表制以克服小選舉區制度的負面和不足的問題。

政客和後援團隊的鐵桿關係

一個民主政體是如何造就子承父業現象產生？一位引退的政治家如何將席位傳給自己的後代的呢？

在日本每一位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後援會，也就是支持他的團隊。這些團隊可以說是鐵桿支持者，他們不僅與政治人物形成利益的共同體，而且還與政治人物形成一種家族式的關係。這些支持團隊在每一次選舉中都扮演了拉選票的角色，當然，他們本身就是一部分票源，而且是不可忽視的票倉。他們對於自己所支持的政治人物是忠心耿耿的，一般情況下不會背叛。並且這一忠心延續到了政治人物的下一代。也就是說，當一個至今為止所支持的政治人物宣示引退並指名自己的後繼者時，他們就會像支持現職政治人物那樣支持繼承人。

這樣就使得現職政治人物有可能將自己的席位「禪讓」給自己屬意的人。日本的政治人物在退出政界的同時，基本上都會推舉自己的子弟為繼承人。當然，政治人物對於自己的支持團隊也要維持基本的忠誠，也就是說要盡量滿足自己的團隊所提出的要求，並將要求落實到政府的政策上。如此之關係影響了眾議員的國民代表性，而變成一種只重視與選區有關的地方利益的代表。

早在十八世紀愛爾蘭學者Ｂ·伯克就提出國會的議員應該是國民的代表，應該是全國性的，而目前的日本政治家所代表的幾乎都是局部性的。比如，新瀉長岡市正是由於是前首相田中角榮的家鄉，才會有新幹線通過該地區，類似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無需建造高速公路的地方也建造了高速公路，無需建設機場的卻建造了機場。結果是很多稅金沒有花在刀刃上，浪費了納稅人的血汗。

另外缺乏政治家所需的素質也是世襲政治中較為突出的問題。安倍晉三曾以「肚子痛」這種十分幼稚的理由辭去首相職務的。彰顯其責任心不足，如今，自民黨重掌政權機會極大，故此君再次出任首相可能性也水漲船高。是否可挑重擔，拭目以待。

政治近親繁殖易出平庸政治家

二○○九年前，民主黨曾經提案要求廢除世襲制度，但是在當時的執政黨自民黨卻消極對待，說並不是所有政治家的後代都不行，也有很優秀的。是的，不排除政客的後代裡有優秀之輩，然而，這樣的權力轉移方式對於需要政治的新鮮血液的日本來說卻是十分不利的。由於政治上的近親繁殖，支持團隊的盲目性很可能造就出一批脫離現實生活平庸的政治家。這樣的政治家根本就不知民間疾苦，錯判形勢，做出不切實際的政策選擇。

過去自民黨首相麻生太郎對人說啤酒一瓶一千日元（約九十五元港幣）便宜，這一說法受到了社會輿論的抨擊。也就是說普通人家對於這價錢完全無法接受，但是麻生他就可以信口開河。本來通過選舉會使政治人物更加注意接近民間，但是，轉移支持團隊的做法使得後繼者有恃無恐，養尊處優了。

目前，日本政界人士幾乎都認為日本是低通脹，搖搖欲墜的民主黨政府也準備通過解消所謂的低通脹來刺激經濟的復甦，但是，在高通脹情況下能否就能實現經濟的發展？確是一個大問題。這就是與現實脫節的表現。低收入的家庭普遍存在，就目前的物價水準來看很難說是低通脹，而政客們卻想通過高通脹來刺激經濟。同樣也是與現實脫節表現。

擴大中產階層缺乏基本的依據

根據有關統計，二○○七年在日本，屬於下游層次年收入在二百萬至四百萬日元（19—38萬港元）之間，佔人口百分之三十二點五，大約一千四百八十萬人。屬於貧困層次（不足二百萬日元）為百分之二十二點七，大約一千零三十二萬人。二○一一年，年收入在三百萬日元（約二十八萬港元）以下的人達到整個人口的百分之四十點三，近五千萬人。目前日本將中產層次的收入標準定在四百萬至八百萬日元（38—76萬港元）之間。大跨幅的標準顯得輕佻而不嚴肅。

年收入從四百萬至八百萬日元，彈性極大。為何中產階層的收入跨幅定得這麼寬？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故意而為之，將中產階層範圍擴大可以增加中產人數，即使是中產階層中間的收入差距大，但可以中產自稱，這樣便模糊了收入不均的問題。這一手法不過是六十年代開始的中產層次調查所製造出的「一億人的總中流」的神話之翻版。

所謂一億人中產階級的結論是缺少判斷標準的，最初是調查人員到受調查者家中查看，在上等、中等（分中之上、中之中、中之下）、下等中，幾乎都被歸納為中等。無論其中收入差距有多大，總可以與中等沾邊，那就可以成為中產之分子。

數年後，該調查從調查人員判斷轉變為受調查者自我判斷填寫，其中，該項調查的重大缺陷則是沒有一個基本的判斷依據。就像不丹王國的幸福指數那樣僅憑受調查者當時的心情，便宣稱他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如此建立在無根據基礎上的調查能讓人為之傾倒，簡直是匪夷所思。如今，日本面對經濟不景氣與收入差距，雖說與經濟全球化有關，但是不斷的政爭，以及不成熟的政黨輪替的操作，朝野互不適應也是重要原因。

即將舉行的大選，日本國民會做出什麼樣選擇，勢必影響日本的走向。目前，日本政黨林立，但是，具體政策宣示的政黨卻不多，許多政黨往往口號先行，讓投票者無所適從。根據日本政治風土，可以說在這場大選中日本「太子黨」各自獲得席位應該不在話下，問題是他們能發揮多大的政治作用，日本急需重振往日的創造經濟奇蹟時的雄風。今年的大選也許正是日本國民認真思考需要理想的政治人物時候了，長期以來，人們對不同政治人物有過期待，結果多為失望。人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人物？通過十二月大選，完全可以看出日本民眾的政治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