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鼓吹「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是另一種模式的大而無當的口號。不踏實推行政改，挽救不了目前日漸嚴峻的社會危機。

●新華社特地發表的習近平家庭生活照片之一。在福州主政
時家居中帶著女兒踩單車。不是休閒裝而是西裝打領帶。

中共十八大之後不足一個月，新任領導人習近平逐漸展示出部分治國思路。海外媒體評論說，與江澤民和胡錦濤相比，習近平是「無縫接軌，快速上位」。

江澤民在「六四」屠殺之後，取代被罷黜的趙紫陽出任總書記。江本無太大的能耐，以為上海市委書記就已經到頭了，哪知晚年還能「范進中舉」。鄧小平並不屬意江澤民，但因為挑選的兩個接班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落馬，他不得不接受陳雲等元老欣賞的江澤民。江上位之初，迫於左派之淫威，經濟上實行「治理整頓」，一時間經濟滑坡、市場蕭條。鄧小平看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即將毀於一旦，遂南巡廣東，發起「思想北伐」。發出狠話，「誰不改革就讓誰下台」，鋒芒直指江澤民。江為保位，趕緊宣導市場經濟，這說明江澤民上台三年之後，在元老眼中仍然一名傀儡。

而胡錦濤是鄧小平選中的「隔代」接班人，雖然一九九二年就升任常委，有了儲君之身份，得以在軍機處演練等候接班。江澤民長期在上海任職，有「上海小開」的派頭，當然看不起來自貴州西藏、泥胎木偶般的胡錦濤。對胡頤指氣使，而胡只能曲意奉承。二○○二年胡正式「扶正」後。江甚至在卸任之後，繼續連任軍委主席兩年，讓胡錦濤當了兩年「兒皇帝」。胡陪江唱了十五年「婆媳二人轉」。

「空談」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習近平的上位，固然是中共各派系妥協的結果，但習僅僅在政治局操練了五年便順利接班，掌握大權。地方毛左之代表薄熙來被懲戒下台；胡錦濤因大秘令計畫的弄權，不得不以「裸退」謝罪。這樣，習近平撿了便宜，接班一個月，就成為鄧以來最強勢的總書記。

於是，習近平上台伊始，便喊出「空談誤國，實幹興邦」的治國綱領，受到海內外寄希望於中共「自改革」的人士的吹捧，認為是「習氏新政」之先聲。然而，在我看來，這一口號本身就是大而無當的誤國之妄言。

習近平之「空談誤國」說，缺乏主語，如果是對各級行政官員說的，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是對全國人民說的，那就大錯特錯。

首先，普通民眾對時政問題的「空談」，是其言論自由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老舍的話劇《茶館》中，滿清和民國的茶館中都張貼著「莫談國事」的告示，提醒茶客們不要議論國家大事，以免惹禍上身。儘管儒家文化中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但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之下，庶民倘若不小心談論到「敏感」的國事，下場往往都很悲慘。老舍本人的遭遇就堪稱《茶館》之續篇——老舍躲過「反右運動」，卻躲不過「文革」。雖然他早已放棄「清談」的習慣，仍然成為「被運動」的目標。斯文掃地、肉體折磨，再加上妻兒反目，讓他徹底絕望而投湖自盡。

反之，在民主國家，「空談」是公民受到憲法保障的基本人權。公民通過「空談」來討論乃至監督政府的作為，不會受到警察的騷擾。美國大法官小威廉．布倫南指出：「對公共事務的討論應當不受抑制、充滿活力並廣泛公開，它很可能包含了對政府或官員的激烈、刻薄，甚至尖銳的攻擊。」退一萬步說，即便普通人的「空談」說錯了，也不至於「誤國」，因為民眾不是政府官員，並不掌握公權力，「誤國」的只能是手中握有權力的政府官員。

其次，「空談」也是媒體的本性。作為「第四權」的媒體，就是為了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並對政府作嚴格的監督和嚴厲的批評。媒體不具有行政和執法的權力，「坐而論道」，而不能「起而行道」。但是，媒體的「空談」卻能在某些關鍵時刻改變歷史的走向，比如《紐約時報》對水門事件的揭露，使得尼克松在彈劾的壓力之下不得不黯然辭職——這是獨夫民賊毛澤東所不能理解的。

明朝並非亡於士大夫的袖手清談

一個社會是否有活力，從媒體是否可以海闊天空地，尤其是針對政府及各級官員的「空談」可以看出來。美國首席大法官埃文斯．休斯指出：「當報界輕率詆毀公眾任務，謾罵誹謗恪盡職守的公職人員，並借用公共輿論對他們施加負面影響時，文明不能說媒體權力被嚴重濫用，因為與開國先驅們當年遭受的人身攻擊相比，這類言論根本算不上什麼。」換言之，政府和官員就是被要媒體和民眾責罵的，幹得不好當然會被罵，幹得好也會被罵。罵是常態，讚是例外。習近平應當好好學習一下休斯大法官的這段話，並捫心自問：「我是否有足夠的胸懷充當公眾和媒體『空談』的對象？」

第三，在三權分立的國家，掌握立法權力的議會，就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空談」機構。所謂「議會」，其功能就是「議」，就是以「空談」為己任。議會並不從事行政管理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說，議會並不參與「實幹」。如果按照習近平的設想，議會乾脆就廢棄了，在中國，號稱「橡皮圖章」的人大更是可以精簡掉。然而，議會的價值恰恰在於，對政府的政策和法律，進行充分、細緻的分析、討論和辯駁，然後行使立法權力。所以議會的「空談」正是決策前後的「實談」。

習近平的「空談誤國」之說，脫胎於古已有之的「清談誤國」。明朝的滅亡，就有人將責任強加到「袖手清談」的士大夫身上，因為在皇權專制傳統中，即便是「亡國之君」亦是至高無上的、不可批評的「君」。所以，士大夫便不幸被當作了替罪羊。其實，清談哪可能誤國乃至亡國？作家冉雲飛敏銳地指出：「『清談誤國』這種比傻概念在中國流行千年，人們竟然看不出其間的邏輯不通來，這也變相證明我們受愚弄得有多深。『清談誤國』是誰發明的呢？我沒考證過，但我想專制獨裁政權最喜歡以此來箝制言論自由，同時人們也因此喪失了思想溝通下的腦力激盪。中國為什麼出不了大思想家呢，其原因之一，就是中國人不能自由地清談。」可惜的是，習近平不是把專制和腐敗當作敵人，而將清談當作「敵人」，是愚蠢，還是刻意為之？

習近平捨政改而侈談實幹興邦

習近平的後半句話「實幹興邦」，也了無新意，是溫家寶在汶川地震中「多難興邦」的「升級版」。

溫家寶的話，對於盼望天降甘霖的奴才來說，是最佳的精神按摩。於是，「多難興邦」傳遍神州大地。對於溫家寶的謬論，冉雲飛在《多難興邦與腦子壞死》一文中已有深刻的剖析，不妨引用如下：「興邦不需要多難，多難不一定造成興邦的果。美國包括西方許多民主國家算是『興邦』，但它們沒有多少災難；北朝鮮的災難不比我們少，但你看金正日把這邦給興得，興得以餓死人為樂。在我們國家，人禍遠多於天災，靠頻發人禍這樣的災難而興國，腦子要有多壞死，才敢得出這樣的結論。當我們的總理說這種話，而很多人包括知識界不少人都附和的時候，你就知道腦子大面積壞死是如何煉成的。這種『壞事可以變好事』的天然邏輯鏈下的必然結論，要有多傻就有多傻，可是它竟然忽悠了許多人。」

習近平以「實幹」為號召，似乎要刻意顯示與擊鼓傳花、垂拱而治的胡錦濤大異其趣。但是，何謂「實幹」？中文是一個極為模糊、極為曖昧的語言，由於基本的缺乏邏輯思維的訓練，這種語言成了謊言的淵藪。比如，官方與民間都在談「改革」，都在爭奪關於「改革」的話語權，卻很少對「改革」本身作出清晰的定義。實際上，官方談的「改革」與民間談的「改革」，雖然用的是同一個詞語，在本質上卻有天壤之別。官方所說的「改革」，是鄧小平以來就不斷強調的「改進行政效率」和「改善工作作風」，並不涉及對一黨專制格局的改變；而民間所說的「改革」，如《零八憲章》所論，是根本的政治制度的變革。

而「實幹」這個詞語更是如此。當年毛澤東的「大躍進」、「三面紅旗」，不也是以「實幹」為標榜嗎？當時，全國幾億人民都被毛鼓動起來，大煉鋼鐵，熱火朝天，仿佛一夜之間就能邁進共產主義。毛之鼓吹「實幹」，江、胡、習恐怕都要望塵莫及呢。但是，結果如何呢？毛一個人異想天開的「實幹」，最後演變成亙古未有的「人禍」，造成和平年代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慘劇，短短三年間治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甚至超過八年抗戰。 

且慢向習近平鼓掌。與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相比，「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是另一種模式的大而無當的口號。口號挽救不了目前日漸嚴峻的社會危機，當局必須啟動真正的政改，中國社會才能重現生機。

有人說，政改之難，難於上青天。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如此，因為今天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板結化，中共早已蛻變成一個「裙帶資本黨」，即便是最喜歡談政改的溫家寶，也不願將已經收入家族囊中的鉅款吐出來。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政改也有其著力點，那不是「實幹」，而是「放權」。民間的要求很簡單，不是要讓當局做甚麼，而是當局儘量「不做」什麼。比如，開放報禁，將新聞自由還給人民；踐行憲法中規定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和集會自由；釋放所有的良心犯，如劉曉波所期望的那樣，讓文字獄徹底成為歷史。這些建議，只是讓當局不再幹以前幹的那些壞事而已，而不是「揮刀自盡」。如果連如此溫和的建議都不願接受，習近平的下場就只能是「自作孽不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