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王天成，湖南雙排縣人。一九八九年北大法律系碩士、講師。九二年參與中國自由民主黨被捕，判刑五年，九七年出獄。二○○八年赴美，在哥大紐約大學從事民主轉型研究，現任中國民主黨執行長。去年出版《大轉型：中國民主化戰略研究框架》，是廿年來中國政治學界的一本重要著作。

●《大轉型》作者王天成。多年著述，也積極投身民主運動。

習近平上位之後，海外及民間一度對啟動政改充滿樂觀的期待，一如十年前胡溫登台時那樣。然而，讓救黨派大失所望，習近平剛說幾句空話，就像縮頭烏龜一樣打回原形。

救黨派代表之一的「南方報系」，新年伊始就遭到宣傳部門一次大羞辱。經由宣傳部操刀的「改稿事件」，使得黨與媒體之間的「主奴關係」再度確認下來。自詡為「黨的看門狗」的《環球時報》，在社評中一語道破天機：第一，既然是黨的喉舌，何須新聞自由？奴隸一輩子都是奴隸，奴隸不要幻想翻身當主人。第二，黨內分歧只能在黨內解決，絕對不能允許讓人民上街表達他們的態度。

而習近平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則顯露出「毛澤東的孩子」的真實身份：「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本質上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兩個時期雖有差別，但決不能彼此割裂和對立，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習近平不會放棄毛澤東的獨裁傳統，他在肉身上是習仲勳的兒子，在精神上卻是毛澤東的兒子。他的兩個父親彼此為仇，他在兩個父親之間遊刃有餘。

這兩個事件釋放出再明顯不過的信號：改革已死，轉型在即。兩岸猿聲啼不住，破船難過萬重山。因此，王天成所著之《大轉型》就是一本扎根現實、面向未來的必讀之書。

知識界的漸進主義虛偽而荒謬

《大轉型》這本書是在研究了當代數十個民主轉型個案的基礎上寫成的，對近年來中國知識界盛行的、似是而非的漸進改革主義提出反駁和否定，進而提出基於中國民主化的戰略思考框架和操作方案。

在六四「屠殺」之後，標榜「改良主義」和「漸進主義」成為中國知識界的主流。二○一二年年底發表的有七十多人聯署的《改革共識倡議書》即為其代表作，它迴避報禁和黨禁而奢望執政當局尊重憲法，無異於緣木求魚、刻舟求劍。對此，王天成剖析說：「知識菁英試圖以低限度的要求去說服或者誘使統治精英開始政治改革，以此迴避開放言禁、黨禁等重大問題，幻想著只要小的改革開始了就會進一步引起大的改革。同時，他們又對民主轉型的大變革憂心忡忡，擔心會出現大的動盪、衝突，反對儘快開放黨禁、全國大選。」表面上，知識教育是害怕出現「天下大亂」的局面；實際上，他們是害怕失去自己的諸多利益——直接挑戰中共一黨獨裁的《零八憲章》的倡導者劉曉波的下場，就是前車之鑒。

但是，這只能形成彌漫於知識界的「戴著鐐銬跳舞」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明明改革已死，知識精英們還要裝模作樣地「死馬當作活馬醫」，稱贊皇帝的新裝真漂亮。他們認為，如果將共產黨捧得心花怒放，共產黨也許真的就會開始皇恩浩蕩的改革。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本來不是帝王師，偏偏要站在帝王師的角度思考和言說；他們本無屠龍術，卻要爭當馴獸師；他們既想當掌權者的智囊，又想充當民間社會的代言人。結果，正如王天成所論：

「正是這種正因為現實、策略和不自覺的自相矛盾，使得他們關於政治轉型的總體主張與民主轉型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緊張關係，具有反民主轉型的特質。可以說，以回避開放黨禁、全國選舉等整體性變革而言，當代中國知識界盛行的其實是一種偽漸進主義。這種漸進主義，由於所提要求的退讓、不得要領，與民主轉型之間實際上只有想像的聯繫⋯⋯沒有什麼比這更荒謬的了。」王天成進而認為，這種「偽漸進主義」造成了三個嚴重的政治後果：第一，是一種萎靡意志的鴉片；第二，以「漸進」的名義達成停滯的事實；第三，與當權者形成某種不經意的「共謀」。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帝王師、習近平的論文指導老師、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孫立平，卻說出了與王天成一致的「改革已死，轉型在即」的真話。一二年年初，孫立平提出轉型陷阱論，盼以公平正義為目標凝聚共識，推進改革。但一年後的今天，孫立平思想大變，提出不僅是放棄，而且是拋棄改革的觀點。

中國需要理論徹底的思想家

王天成在書中突破了長期以來「革命與改良」、「激進和漸進」的二元對立的概念，以及這些概念背後隱藏的價值評判，即：革命是壞的，改良是好的；激進是錯的，漸進是對的。王天成認為，轉型的成敗跟革命或改良、激進或漸進並無直接關聯，在某個時代，某個國家，快速實現轉型、走向民主化未嘗不是好事，比如今天的中國，「當轉型發生的時候，轉型將很可能是快速的，像大多數第三波民主化國家那樣⋯⋯快速轉型可以減少變數」。

晚清重臣李鴻章以「兩千年未有之變局」形容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社會危機，這場危機不僅關乎一個王朝的興衰，更是中國文化面對的根本性的挑戰。歷史學家唐德剛則以在驚濤駭浪中「出三峽」來形容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時至今日，中國仍然未能完成「三峽之旅」。因此，知識分子不僅應當有評判黑暗現實的勇氣，更應具備作出前瞻性思考的智慧。

中國知識分子總是過多考量策略性、可操作性，而自我削減思想的鋒芒和力度。如果自我定位為政治活動家、實幹家，當然必須這樣考慮，並不得不對「絕對真理」打一定的折扣；但是，如果自我定位為思想家和理論家，就必須像先知那樣言說全部的「絕對真理」，並有「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和「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強大的自信。今天中國最缺乏的，就是這種思想先行、理論徹底的思想家和理論家。

在批判偽漸進主義、探討轉型過程中的恰當變革順序的章節，王天成堪稱一位思想先行、理論徹底的思想家和理論家。但這一立場並未貫徹全書，在涉及統獨問題、民族問題的時候，作者又退縮到政治活動家的立場上，而未能堅守「人權高於主權」之觀念。比如，王天成認為，「在未來中國政治變革中，如果省級自由選舉先於全國性大選發生，國家很可能分裂」。顯見作者在潛意識中已然認定，國家的統一是正面價值，分裂是負面價值。作者未能擺脫「大一統」傳統思維方式之魔咒——其實，對於確保每個生命體的人權和自由而言，分裂也許是一種比統一更好的價值。再如，王天成提出，「可以借鑒西班牙經驗滿足少數民族地區自治的要求」。且不說西班牙經驗不足為憑——加泰羅尼亞的獨立呼聲一直未停，看看中國自身，「自治」甚至聯邦或邦聯的框架，早已無法應對西藏和新疆等少數民族地區以及香港、台灣的主流民意。在這些章節當中，王天成顯得小心翼翼，似乎害怕「觸犯眾怒」，似乎要為其服務的中國民主黨爭取更多的同情者。這種「策略壓倒真理」的思考方式，不又跟他否定的那些偽漸進主義者們一樣了嗎？

未能說明英美保守主義的實質

一九八九年民主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中國知識界二十多年來整體性地陷入沉寂之中。九十年代初，李澤厚、劉再復發表「告別革命」對話，開啟了知識界全面保守化的趨向。此後，歷史學家錢乘旦在《走向現代國家之路》一書中宣揚英國漸進改革的成功模式，得到中國高層統治者的青睞，作者也因而獲得「南書房行走」之殊榮，被選中為政治局的「集體學習」講課。於是，人人爭說保守主義，並以保守主義者自居。對此，王天成批評說：

「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自由主義既沒有嚴肅對待其西方智識資源，也沒有嚴肅對待中國還沒有終結專制的現實。」

不過，此保守主義非彼保守主義，走向「保守化」的中國知識界，其實並沒有多少人洞察英美保守主義傳統的本質。王天成說出中國知識界以標榜保守主義來掩飾其虛偽與怯懦的事實；但是，他並未以適當的篇幅梳理英美「保守的自由主義」思潮的來龍去脈，更沒有論述加爾文神學、新教倫理、清教徒傳統、長老教會體制與英美保守主義傳統之間的深刻聯繫。

這一脈絡，不僅那些中國的偽保守主義者一無所知，而且批判偽保守主義的王天成亦模糊不清。實際上，早有中譯的三本名著——馬克斯·韋伯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托克維爾之《論美國的民主》、伯爾曼之《法律與革命》——已回答何謂「真正的保守主義精神」。保守主義並不反對革命，英國的光榮革命就是一場革命，美國的獨立革命也是一場革命。保守主義反對的，是從法國大革命到蘇俄革命再到中共革命的現代化之歧途。

西方保守主義堅決反對共產暴政

在這個意義上，李澤厚、劉再復、錢乘旦等人並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者。中國知識界的問題，不是過多地談論柏克、哈耶克、波普的思想，而是刻意刪除柏克、哈耶克、波普的著作中對專制主義、極權主義尖銳批判的部分。在英美的保守主義傳統中，保守並不意味著對專制和獨裁的容忍、妥協和維護；反之，真正的保守主義者，都是熱愛自由的人，他們當然也熱愛捍衛自由和人權的正常的秩序，而對專制和獨裁深惡痛絕。

當西方左派將斯大林、毛澤東、格瓦拉、波爾布特等獨夫民賊視為人類救星的時候，正是那些冷靜睿智的保守主義者們，包括丘吉爾、撒切爾夫人、里根等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扛起了反對共產主義暴政的大旗。中國知識界，正是以劉曉波為代表的真正的保守主義者們，走在反抗專制獨裁的第一線並為之付出沉重代價。因此，批判中國知識界的保守化趨勢，不應否定保守主義的理論資源及實踐經驗對中國轉型的正面參考價值。當然，中國的轉型也需要融會貫通其他的路徑和模式。

最後，王天成還特別論述了轉型正義的問題，對南美、東歐、南非、台灣、南韓的轉型正義做了細緻的比較研究，他指出：「專制主義所造成的最嚴重的危害，是對人們道德心靈的普遍污染。治療由此所導致的道德疾病，要比終結專制需要更長的時間。一個民族在終結專制、建立民主的過程中，其精英人物如果不嚴肅、認真對待過去的反人權犯罪，所損害的正是民主制度所不能依賴的道德、倫理基礎。」這是對二○一二年柴玲言不及義的「寬恕」之說的有力糾偏，公共人物絕對不能以情感的宣泄來取代對政治議題的嚴肅討論。《大轉型》出版了，而真正的對話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