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政府自孫中山以來的對藏政策，逐步改善，到完全尊重藏人自治，從無武力征服的主張。如果國府執政迄今，可能已經實現國家的聯邦制。

●台灣民進黨立委蕭美琴（右）和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達瓦才仁（左）在歡迎西藏流亡政府新聞部長德吉曲央（右2）的演講會上。

六十多年前敗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的執政經驗並不一無是處。在上百藏人捨身自焚抗議中共統治的今天，令人想到國民黨過去在大陸制訂的民族理論及民族政策，是否值得研究和借鑒？

在對待西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問題上，中華民國政府走過一條曲折的路，經歷了從單方面宣示主權、主張同化到給予少數民族高度自治的過程。一個「准民主政府」，由於國內外環境和它的憲政制度，使它在對藏事務中身段靈活，與時俱進，逐步改善，緩和民族矛盾。

可以設想，如果國民政府繼續留在大陸，漢藏矛盾不會陷入目前這樣的絕望境地。

空洞宣示主權，公開宣傳同化

在西藏人看來，他們在辛亥革命前只和元朝有蒙藏矛盾，和清朝有滿藏矛盾，直到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才開始產生漢藏矛盾。藏人不明白：西藏人與漢人同為滿人所征服，藏漢兩族本來不相統屬，一旦滿清覆滅，漢人的中華民國怎麼把藏地劃成他們的呢？

最初，孫中山革命黨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其本意是追求「漢族單一建國」，其他民族包括蒙古、西藏都是被排除在外的。但革命黨人一旦掌握政權，胃口就大了起來。早年鼓吹「漢族單一建國論」，到一九一二年孫中山發佈《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時，就變成了「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的「五族共和說」。

看來我們漢人不容忍外族統治，卻很樂意去統治外族。民國政治家們的一大「創造」是：虛構了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不承認的一個民族——「中華民族」。一夜之間，中國成為單一的民族國家，其他民族不叫民族而被改稱「宗族」。這個由民國大漢族主義者製造的政治名詞，被中共繼承下來沿用至今。

無論民國漢人怎樣親親熱熱地把藏族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西藏人卻不肯認這門親戚，只把他們與中國的關係定義為宗教意義上的「施主關係」。在西藏人眼中，漢藏是兩個具有平等地位的主權民族。然而，一九一二年頒佈的第一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卻明文規定：西藏是中華民國領土的一部分。這樣民國政府就以立法的形式，強行認定對西藏的主權。

這個單方面的主權宣示，在當時是空洞而無意義的。西藏在國民黨統治大陸期間一直是事實獨立的，民國政府從未在那裡實際行使過主權。但是，這個宣示卻給共產黨後來以大炮鐵蹄攻佔西藏，提供了所謂的「法理」基礎。曾一度宣稱「蒙古，西藏，新疆都可以從中國獨立出去」的中國共產黨，今天應該對他們的老對手感恩不忘，因為就在中共大唱「民族自決」先進思想之高調時，被他們視為「反動落後」的國民黨作為第一個漢族政府，擅自向西藏宣示了主權。

儘管國共兩黨在搞大漢族主義方面有共同之處，但比較起來，國民黨要誠實客觀一點。例如，國民黨就不太說「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這種話，因為民國時期學術界的主流認為，西藏並不是在元朝期間被納入中國版圖的。

國民黨大漢族主義者的誠實還在於，他們不像中共那樣「掛羊頭賣狗肉」，而是公開宣傳同化少數民族。孫中山曾於一九二三年在廣州號召說：「本黨尚須在民族主義上做功夫，務使滿、蒙、回、藏同化於我漢族。」此後，國民政府制定並實施了各項民族同化政策。

以「上國」自居卻無能力治藏

在單方面宣示主權和制訂同化政策時，國民政府根本不考慮包括西藏在內的少數民族自己的意願，他們認為漢族天生就優越於其他民族，因此要由大漢族來承擔改造其他落後民族的使命。這就是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所說的：「民族主義導致集體的自我崇拜。」

但是，一旦漢族政府真要去遙遠的西藏實施主權，卻是處處碰壁。即使只想繼承滿清和西藏的那種類似「宗主權」的關係，也是難上加難。一九二九年六月，國民黨三屆二中全會決議：「派員分赴蒙古、西藏，宣達中央扶植蒙藏民族之政策與決心，慰問並調查蒙藏人民之疾苦。」但當時的西藏噶廈政府否認與中華民國有任何政治上的從屬關係，國民政府派員前去宣慰遲遲未能成行。

直到一九三四年，國民政府才能趁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之機，派出官員黃慕松帶團進入西藏。這還是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國民政府高級代表團第一次進藏與西藏政府官員會晤。但西藏人一心維護自己完整的獨立狀態，他們明確地向黃慕松表示：「五族共和」不適合西藏政教制度，不能合作。

南京政府在少數民族面前以「上國」自居，卻又無能獲得藏地治權，只能訴諸於宗教形式。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國民黨在政治上具有一定妥協性，不像後來共產黨執政時毫不妥協地施行暴力鎮壓。

國府對藏和平原則與政策改善

應該說，當時國民政府不是沒有軍事實力征服西藏的。三十年代初，國府統領上百萬軍隊，光是駐扎在離西藏不遠的川、青兩地的軍隊，就多達數十萬人。其時西藏噶廈的軍力總數不足萬人，而且缺乏戰鬥力。但是，國民政府的對藏政策，始終奉行和平主義原則。

例如，一九二三年九世班禪喇嘛出走內地後，國民黨就一直支持班禪返回西藏，希望利用這位親漢班禪的返藏，來實行他們向西藏滲透的計畫，獲得藏地的治權。但此事因各種原因受阻，直到一九三七年班禪在青海圓寂，也未能成功。期間，國民黨曾一度計畫以軍事護送班禪回藏，有人主張「假手武力」、「施以兵威」。但國民黨最終仍然堅持恩撫懷柔。

除了拒絕對藏動武的和平主義原則之外，國民政府值得稱道的，還有他們對西藏原有政治制度的態度。最初國民政府企圖用三民主義去改造西藏，推行政教分離，後來轉為承認西藏的特殊性，採取羈縻的放任政策。

一九二九年三月，雄心勃勃的國民黨曾在其決議案中宣佈：將在西藏等邊疆地區實行三民主義。雖然「人民之方言習俗，與他省不同」，但同為中華民族，應該實現西藏和內地一體化，「同進於文明進步之域」。

但西藏人認為他們世世代代有自己不同於漢人的文明，「吾藏隆盛之教業」是「吾數千年以來西藏之正統」。儘管藏人對國民黨企圖改造他們的意圖有危懼之感，但噶廈官員仍對前去拉薩的國府特使黃慕松說：「改變為民國之法規，於教於政，均有極大方悖之處。」

一九三五年，南京行政院對此表態：「國民政府得依西藏官民之願望，允許維持其固有之政教制度。」這一點，後來以武力攻下西藏的共產黨也曾在其《十七條》裡承諾過，只不過是一紙空文而已。

國民政府的自我改進，更體現在他們的立法上。一九三一年《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規定：「中華民國領土為各省及蒙古、西藏」。此時蒙藏兩族的地位與各省差不多，只是稍有一點特殊。到一九三四年黃慕松入藏時，國民政府表示給予西藏的「適度之自治」。一九四五年，國民黨六全大會通過宣言，宣佈「賦予外蒙、西藏以高度自治之權」。

為何國共對藏政策背道而馳？

從行省化到適度自治，再到高度自治，國民黨的政策隨著形勢發展不斷變化，變得越來越尊重少數民族的意願與權益。在國民政府遷台十年之後，西藏人民不滿中共的統治奮起抗暴，蔣介石在台灣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發表聲明，承認藏人有「民族自決」的權利。顯示對國民黨早期的西藏政策有深刻反省。

為什麼中共的民族政策，從早期馬列的「少數民族自決」理論，到建國後制訂民族自治政策（姑無論是否兌現），再到目前醞釀取消民族自治政策？六十餘年來，中共走在一條與時代潮流悖逆的道路上，至今仍以強硬鎮壓對付民族問題，釀成西藏一次次巨大的悲劇。

國共兩黨的對藏政策之所以走向相反，是否由於不同的實力而決定？國民政府在大陸，先是對付軍閥割據，而後陷入國共分裂，接著是日本入侵，八年抗戰後又是三年內戰，國府逃離大陸。因而無力來征服西藏。

這個說法有一定道理。蔣介石曾說過：解決邊疆問題之方法有兩種，「一即剛性的實力之運用，一即柔性的政策之羈縻。」「但吾人今當革命時期，實力不夠，欲解決邊疆問題，只能講究政策。」如果國民政府不是陷入長期戰亂，其治藏手段可能要剛硬一點。

但是，民國畢竟不同於共產黨國家，即使蔣介石想要強硬對付西藏，也會有各種力量制約他，使他不能像中共一樣動輒使用武力。民國時期有政府不能為所欲為的因素：

第一，憲政體制。中華民國實行憲政制度，規定主權在民。雖然形格勢禁，國民黨在大陸時沒能完全實行民主制度，但它畢竟有一個時間表，計畫了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步驟，確定了五權分立的國家體制。要獨裁不容易。

第二，傳統繼承。共產黨一貫破壞中國傳統，而國民黨一直繼承中國傳統。中國自唐代以來，便有允許邊疆民族自治之羈縻政策。國民政府是共和政府，蔣介石還是尊重傳統的，他認為：「放任自治，則邊民樂於自由，習於傳統，猶有羈縻籠絡之餘地。」

第三，國際環境。當時國共兩黨受到不同國際勢力的支援。蔣介石受到英國的影響，西方的壓力，使他在對藏事務上不能不小心翼翼。而在社會主義陣營，斯大林直接指使毛澤東佔領西藏。一九五○年元旦之後，毛從莫斯科發回電報，指示解放軍強行進攻西藏。

第四，自由知識份子的作用。民國時期，一些從西方留學歸來的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家致力於構建「邊政學」，其中有作家冰心的丈夫吳文藻。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使漢族統治者認識邊疆民族的不同文化，改進了政府對於邊疆民族的政策。但到共產黨時期，這些專業學者中不少人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

總之，雖然國共兩黨都是在中國千年專制土地上產生的政黨，都有不同程度的大漢族主義，但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他們的民族政策有著相反的走向。如果當年國民黨不敗於中共，今天的西藏很可能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區域，中國很可能實行了聯邦制。

人們常說，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反思歷史卻需要假設。在反思中假設歷史原本存在著某種更明智的選擇，認識到這一點，人類才能避免更大的悲劇。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