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作家石貝女士紀念父親的回憶錄《一片冰心在玉壺》，描述香港出生的一位外科醫生，奔赴大陸為民治癆，卻飽經政治折磨，含冤而死。即將由五七出版社香港出版。

●香港作家石貝。2005 年聖誕節在香港。

認識石貝，二十多年了，但只是在拜讀了她的這部書稿，我才真正瞭解她。石貝一九八○從大陸移居香港，比我早一點。初到貴境，香港那些豆腐塊式的報紙專欄，是我們幾乎每天的必讀。因此，知道《明報》有一個專欄作家石貝。有一天，去《明報》辦事，在大門口有人指給我說，那位就是石貝。只見一位打扮很斯文的小姐，匆匆而過。聽說她還是金庸的秘書。中英文都好。

之後，大家同行，熟悉了一些，知道她名叫歐陽碧。後來，大約是香港回歸前後，聽說她移民加拿大，和在溫哥華的前輩許行先生常來往。這時我已經深深地陷落在雜誌的苦役之中。記得她曾寫文章批評姜文的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很有同感，她提到文革中「黑五類」的生活。後來開放雜誌也發表過她回憶知青年代的文章。最近，看了她回憶父親的這本書，才知道她和她的家庭，在大陸遭遇的苦難。雖然只有十萬字的文章，但故事非常沉痛。我在香港經營雜誌和出版社，小本生意，卻有一個觀察大千世界的機會，面對中國百年來的歷史，尤其是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共上台以來，多少悲歡離合，多少家破人亡的故事，心都被磨得快麻木了。但石貝和她父親的不幸，仍然使我感動，難以自己。

名醫挨批鬥，三次自殺死去活來

石貝的父親歐陽靜戈，廣東新會人，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同年出生於香港。在廣州學醫，九一八事變後，考取軍醫資格，為國效力。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開始，和太太決心到上海行醫。適逢國人肺癆流行，乃投入醫療，出任兩家肺病醫院院長、防癆協會總幹事，一九四 七年被派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等處深造，一九四九年以對新政府的期待，留在上海繼續防癆服務。一九五○年父母作為名醫，被邀請出席北京全國中華醫學會首次會議。一九五一年應邀舉家遷往北京，任民航總局之「民升醫院」院長。

從一九五三年三反運動開始，歐陽大夫厄運臨頭，直到去世，都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挨批鬥，下放勞改，度過淒風苦雨的後半生。三反竟然將這樣一位捐獻進口Ｘ光機、為民治癆的名醫誣為貪污的「大老虎」，被迫自殺，未遂。押回上海對質，無罪。卻被撤職，禁止做外科手術。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又被領導誘騙發言，聲淚俱下批評中共虐待知識分子，被打成「極右分子」。第二次自殺，被救活。工資連降五級，趕出北京，到灤平、承德醫院接受改造，包括掃廁所的侮辱。文革的恐怖專政中，歐陽大夫又是對象，第三次自殺，可以想像，他是怎樣的死去活來。

這樣一位名醫的命運，使我想起王友琴在《文革受難者》書中描述的潘光旦教授概括自己在共產黨治下的命運是四個Ｓ——即投降、屈服、活命與滅亡的英文字（Surrender、Submit、Survive、Succumb）。著名的社會學家、留學哥大的潘光旦是只有一條腿的殘疾人，文革中被迫趴在地上拔草，接受懲罰，一年後冤死。

那個時代，多少人受不了一次次運動的屈辱和折磨自殺而死，多少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奔赴死亡，九死一生——中國為什麼沒有一部「自殺史」啊？歐陽大夫三死而忍辱偷生，恐怕他的愛女石貝也難以探測父親內心的痛苦與悔恨於萬一！

●石貝（左）和父母攝於文革中1970 年北京。（石貝）

命運坎坷，不忘治病救人天職

但是，石貝在這本書中，為我們記錄了一個罕見的啟示，可以窺視這位悲劇人物內心的一角，那就是她父親留下的五份針灸手稿。那是一位忠誠的醫生在漫漫長夜中恪守人道主義職業操守的證明。歐陽大夫在一九五三年倖免於三反運動的滅頂之災，深知已經從新中國的科技精英墜入「人民的敵人」，正當盛年（四十二歲），他不甘沉淪。毅然決然地選擇了一個新的專業跑道——自學針灸。西方醫學教育和豐富的臨床經驗，使他幾乎是點石成金地成為現代針灸學的先鋒。他一九五四年的第一份報告，便宣稱針灸可以進入醫院的臨床治療。他借用西醫的解剖學，準確找到穴位，是將西醫和中醫針灸相結合的第一人。

歐陽大夫的針灸療效彰顯，卓然成家。在北京時，費孝通教授、畫家吳作人、齊白石、副市長吳晗都是他的針灸受益者，齊白石曾贈畫致謝，吳晗送過一個手風琴。在灤平、承德，以待罪之身為鄉親父老看病扎針，遠近聞名，求醫者應接不暇。不僅施針灸於他的專長肺結核治療，更遍及闌尾炎、腦溢血、聾啞人等疑難病症，當中風病人走著回家，啞巴到處說醫生好話時，歐陽大夫成為當地有口皆碑的「神醫」。年幼的石貝一九六二年去探望父親，竟不明白為什麼街上那麼多人，都和父親熱情招呼。成年之後，她才明白那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赤誠、堅忍、坦蕩和無私」換來的尊重——她將這本書題名為《一片冰心在玉壺》。

政治殘酷，摧毀一個美滿家庭

石貝說，父親喜愛音樂，善彈曼陀鈴。他百彈不厭的曲子是《Home Sweet Home》，寄托了他有家不能歸的孤苦心情。《可愛的家》這首美國開拓時期的民歌已經傳遍世界，中國也一度流傳：

我的家庭真可愛，幸福又安詳，無論我在哪裡，都懷念我的家，好像上天降臨的聲音，向我親切召喚，我走遍天涯海角，總想念我的家。

但是，到了毛語錄歌肆虐的年代，已經沒有人再敢唱，也沒有人再敢奢望「天下沒有比家更好的地方」，可以躲避鋪天蓋地的紅色風暴。石貝悲痛地寫道：「共產黨的狠毒」，不僅在於對有貢獻的知識分子實行政治迫害，還「將他們驅逐出京城，分裂他們的家庭，連基本的人倫之情都被強行奪去。」石貝真切而坦誠地記錄了她的少女時代所親歷的，她的家庭的毀滅──是這本書最感人的部分。

石貝後來曾經設想，假使她父母當年不是為了報國治病救人而留在香港，她會有一個多麼幸福而溫馨的家啊。父母都是醫生，在上海期間，生活事業也相當安穩，有成就，有尊嚴。但是到了北京之後，尤其是一個反右運動，近親家人六人打成右派，母親一言未發，也因父親「極右」而劃成「中右分子」，被空軍後勤醫院掃地出門，一位資深的小兒科兼婦科醫生，處處醫院都不敢接受，只能在一個幼兒園醫務室棲身。而四個孩子都在讀書。

父親遭遇不測，家庭經濟困窘。從母親到哥哥姐姐面對的最大壓力是「和父親劃清界限」。父母感情變得冷淡，父親被流放十七年，母親沒有去探望一次。當父親在外地文革中傳來自殺的消息，母親的反應是：

「你爸就是這樣不負責任，一受不了就要自殺，他死了倒輕鬆，我們呢？我們背了他這麼多年的右派家屬包袱，已經夠瞧的了，這回他真要死了，那壓力還不是我們來受？」

和母親相依為命還在念中學的石貝，描述「那天晚上，飯菜在桌上放涼了，我們誰都不想舉筷，昏黃的燈光籠罩著一屋的沉悶，我的淚水一再湧出，我不想在母親面前掉淚，惹她傷心。」今天的中學生啊，你們能夠想像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一個怎樣無情的世界啊！

●歐陽醫生1957 年反右運動被誘騙發言，批評共產黨的知識分子政策，被打成極右分子。當時和太太、石貝等合影。

女兒伴隨父親的苦難一道成長

人們常說，家庭是一個男子漢的避風港，當你在商場、政壇、事業乃至旅途遭逢失敗和意外時，家庭的溫暖總能給你慰藉和補償。但是，共產黨的革命連這條最後的出路也完全封殺、堵死。就是要讓你「眾叛親離」、生不如死。（李志綏回憶錄記載，毛在發動文革時跟他閒談：「這次恐怕又有千把人自殺。現在是天翻地覆，我就是高興天下大亂。」學者丁抒研判文革初期有十到二十萬人死於自殺。）無疑，「走投無路」是自殺的重要原因。著名作家老舍之死就是因為被社會拋棄，又被家人拋棄，萬念俱灰而投湖自盡。老舍一家四口，死了三人。

石貝是家中最年幼的成員，在出身歧視中長大，思想相對單純，反叛意識萌生。天然的親情成為她和苦命的父親之間割不斷的紐帶。她回憶文革時，只有她和母親留在家中，天天提心吊膽怕紅衛兵來抄家。她的思念，她的悲情，都寄託在下放承德的父親身上：

「自我懂得寫字，承德二字就被不計其數地寫在信封上。承德即父親，父親即承德。像是一條無形的脈管一樣，在承德和北京我家之間，流了二十多年的血、淚、情、愛。直到今天，看到承德二字，都會有一種特別感觸，觸動內心深處的傷痛。」

她的智慧和情商伴隨父親的苦難一道成長，對父愛的嚮往，和她抗拒知青下鄉一樣，是她在文革逆境中啟蒙和成熟的標誌。她以女孩子的一點小聰明，就矇過了軍代表，讓在勞改中受傷的父親回到北京。又為父親戶口遷回北京，和皇城的官僚們打了一場長期的「抗戰」。最後，也是她，為了家人說服父親寫右派改正的「申請報告」，父親原是堅拒申請的，非常鄙夷當局這種做法，看不起有些右派對共產黨感恩戴德。

歐陽大夫一九七八年以大面積心肌梗死而辭世，終年六十七歲。母親在悲痛中對石貝說，你爸走了，這個家就只有我們倆了。兩位姐姐一個哥哥在外地工作，他們回來和父親作了告別，以前他們為了個人的進步和前途，一直和父親「劃清界限」，甚至每年父親回家探親一個星期，他們要待在學校不回家，避免和父親見面。二姐後來深感悔悟地對石貝說，她是一個不孝的女兒。石貝諒解家人對父親的疏遠，她知道這都是所謂階級鬥爭，公開號召消滅「人性論」，企圖把人變成狼的後果。──而實際上，這種罪惡的政策，不僅毀掉歐陽的家庭，導致無法數計的親情撕裂、家破人亡，悲劇的後遺症在今天中國家庭中蔓延無窮。

父親疼愛的小女兒伴陪他渡過生命的最後歲月。他的北京戶口，在去世前一個星期才辦好，四人幫倒台，他臉上才露出一絲笑容。歐陽大夫給女兒留下的遺言是，他已經到了生老病死的最後階段，「我根本不覺得這個世界還有甚麼值得留戀。」他對女兒說，「總有一天，你會去香港的。」

父親過世兩年，石貝繼母親之後，帶著傷痕累累的青春記憶和父親有關針灸的遺稿，來到父親的出生地香港，尋找新的生活。

現在，歐陽靜戈醫生的一代，已經消失在歷史中，「黑二代」們也漸漸年華老去，但是民族的曙光還沒有升起。人們期待倖存者和石貝一樣，為歷史留下一頁見證，總有一天，這些文字會變成國民教材和藝術家的靈感，訴說中國曾經有過一個多麼黑暗和悲慘的時代。

二○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