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物理學家許良英夫人王來棣（1926-2012）在北京逝世。她和先生八十年代以來相濡以沫為中國的民主啟蒙發聲，身體力行，著述立論。於揭露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敵視上，有特別貢獻。

●作者本文墨跡未乾，在王來棣病逝不到一個月，
她先生著名的思想史家、人權捍衛者許良英教授
又於1 月28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3 歲。這是他
們夫婦和魏京生（右）1990 年代合影於 北京。

二○一二年最後一天，王來棣先生在北京去世，同一天，許良英先生病倒，住進了海淀醫院的重症監護室。不幸傳來，我正在重讀台灣學者呂芳上的著作《從學生運動到運動學生》，關於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九年的學運史研究。王來棣先生和許良英先生一九四○年代反對國民黨的學生運動中經受洗禮，那已經不是單純的學運，背後有中共地下黨若隱若現的手，被毛澤東稱為「第二條戰線」。正是包括他們在內的一代知識青年拋灑青春、熱血，義無反顧地投身反對國民黨的洪流，他們以為從此告別了黑暗的舊中國，迎來的將是一個民主、自由、獨立、富強的新中國。那年許先生二十九歲，她二十三歲。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等待他們的會是漫長的煉獄之路。

一九五七年大難臨頭時，她成為丈夫許良英先生唯一的安慰，一九七○年代的無邊黑暗當中，她是兒子許成鋼唯一的精神支柱。一個外表纖弱的女子，在患難與逼迫中成全了兩代知識分子（許成鋼日後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經濟學家）。她身上有一種難以戰勝的力量，她是柔弱的，樸實的，純真的，卻有著比金子還要可貴的品質，不僅是她的正直，還有她身上處處流露出的文明和教養，她的家庭和民國教育所賦予她的那些品質。

柔弱勝剛強、成就兩代人

晚年的她似乎永遠都是那樣平靜，我見到她以來，她從來都是波瀾不驚的樣子，說話從來慢聲細語，即使對現實的犀利批評也出以文雅的表述，那是因為她經歷過太多風雨，從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年再到一九八九年以後，一路走來，她已不會被任何險惡所撼動。

一九七○年代末，許良英先生回到中國科學院時，他已經對走過的革命道路作了反思，並開始思考民主問題。王先生那時的研究方向也逐漸轉到這方面來，陸續發表了《孫中山的自由平等觀的演變和所揭示的問題》、《論希臘民主制》、《中國人接受人權概念的艱難歷程》等有分量的論文，特別是晚年的《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一文受到學界關注。

對毛敵視知識分子的重要發現

她收集了《毛澤東選集》首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九二五年最初發表、轉載的多個版本，發現收入選集時刪節了將近一半，變得面目全非了。原文把「反動派知識階級」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

「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則被歸入「中產階級」，「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也就是把知識分子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選集雖刪除了這些文字，但其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並沒有改變。所以，她從挖掘這一文獻入手，解剖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帶給整個民族的災難，從延安時期一直到「文革」。

王先生一向低調、謙和，目光柔和，不事張揚，世人很少知道她的作為，她一直默默地站在許良英先生的後面，其實她不僅在自己的專業上有建樹，而且在一九八○年代以來，她秉持知識分子的良知，始終跟許先生站在一起，參與了許多注定要載入史冊的爭民主、爭人權的行動。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八日，許先生發出一份聯名公開信，提出政治改革、保障言論出版新聞等自由、釋放所有因思想定罪的青年、增加教育和科研經費等四條建議，有四十二位知識分子參與簽名，包括二十八位自然科學家簽了名，她也名列其中。三月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約請他們夫婦、施雅風面談了四個多小時，充分聽取他們的意見。然後不久他們的全部希望化為了泡影。

以淡泊之心堅韌探索中國民主路

一九九○年代，他們中關村八一二樓的家幾乎成了一個風雨中的堡壘，家中燈光透出的乃是一個民族微弱的希望。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他們夫婦和物理學家劉遼、詩人邵燕祥、小說家張抗抗等七人發表《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指出「捨人權而奢談現代化，無異於緣木求魚」。一九九五年春天，許先生從西安的青年朋友楊海那裡得知當年是「聯合國寬容年」，他發起《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的公開信，王淦昌、樓適夷、楊憲益、周輔成、吳祖光等各界有影響的知識分子都簽了名，王先生當然也是簽名者之一。

這些隱沒在歷史深處的聲音終將浮出水面，若不是他們這些有道義擔當的知識分子，在最黑暗的時刻發出的亮光，我們的當代史將變得更為不堪。

多少驚濤駭浪都過來了，那些警察在電梯口、在樓道站崗、堵截的日子——煉獄之後，他們夫婦內心已無比清醒，只想腳踏實地，在餘生為未來的中國盡力，對現實他們已看透，也想透了。到八十年代後期，他們當年的同事、同志，有的已進入權力中樞。在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中，他們反思早，也反思得徹底。他們面朝未來活著，不再糾纏於眼前的一切，他們的淡泊之心和探索的韌勁構成巨大的反差。

從一九八八年起，他們夫婦決心寫一本《民主的歷史和理論》，從古希臘寫到中國，從頭學起，由她執筆的希臘部分、中國部分早已完稿，許先生負責的部分從羅馬、荷蘭、英國、美國到法國民主演變的歷史，因為工程浩大，法國部分尚未完成，理論探討部分也未完成。

夫婦合作民主史論：西方與中國

這本書稿計劃分三編，第一編《民主在西方的歷程》，包括雅典、羅馬、文藝復興、荷蘭共和國、英國兩次民主革命、議會民主制的形成、洛克的自由民主思想、美國民主制的創立和發展、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第一章《希臘雅典的民主制》主要由她負責（許先生參與）從希臘民主制產生的歷史背景、雅典民主制的演變到雅典民主制的內容和特點，以及民主制度對雅典社會的影響，斯巴達與雅典的比較等，對持續了二百五十六年的雅典民主制追根溯源，論證非常詳實。

值得一提是，他們沒有迴避雅典民主制度的缺陷，而是用事實說明，雅典人雖然創造了順應人性的政治制度，卻還沒有形成人權概念，沒有認識到人人生而平等，每個人都有不可侵犯和轉讓的權利，建立民主制就是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比如將多數決定原則無條件地應用到一切領域，造成了驅逐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普羅塔哥拉事件，甚至處死蘇格拉底這樣的悲劇；比如只有城邦自由民中的男性才享有公民權，婦女、外邦人被排除在外，占人口半數以上的奴隸被剝奪了一切權利。

第二編《民主在中國的傳播》，共分五章，王先生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這個部分當然由她執筆，第一章《中國古代沒有民主傳統》，第二章《十九世紀四十到九十年代中國人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認識》，第三章《戊戌變法與思想解放運動》，第四章《孫中山的民主觀》，第五章《「五四」民主啟蒙運動的興起和夭折》。

特別是後面兩章，不僅是她長期研究的結果，也融入了他們一生的經歷、親身的人生體驗，她認真梳理了孫中山民主觀的演變的四個階段，以及對人權、自由、平等的看法，發現其中「往往自相矛盾，或有意無意地加以曲解」，她指出孫中山民主觀混亂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對革命失敗原因總結的錯誤，「革命黨內思想混亂，組織渙散，並不是由於黨員自由平等思想太多，而恰恰是由於他們中的多數人對民主自由的真正含義缺乏認識」，孫中山卻把失敗歸咎於「平等自由的思想」。

深入探討陳獨秀的思想歷程

對於「五四」啟蒙運動的夭折，學界長期以來都比較認同「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她卻認為是啟蒙運動主流本身發生了變化，從主張民主走向了否定民主，導致啟蒙的夭折。其中最突出的代表是陳獨秀，從一九二○年九月發表的《談政治》一文起，在多篇文章中都以階級鬥爭否定民主，將民主看作「資產階級的專有物」，是資產階級「拿他來欺騙世人把持政治底詭計」，也就是說啟蒙者自己扼殺了啟蒙運動。她分析陳獨秀轉向否定民主的原因，發現他無論在接受馬列主義之前還是之後，都有排斥異己的問題，他身上有一種定於一尊的文化專制主義傾向。

她指出，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陳獨秀等五四運動的激進派所以能夠輕率地接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否定民主，是因為他們對民族的理論和歷史理解不深，整個五四時期，沒有一篇系統介紹民主的歷史和理論的文章。偶有涉及，也常夾雜著誤解。他們往往把法國大革命看作是民主革命的主要代表。」

「五四」前後陳獨秀只有一篇短文《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論及民主人權思想的歷史淵源，其中有不少問題，不僅是對西方文明史的觀點有誤，事實上也有錯誤。可見當時他對民主的認識十分膚淺，而當時「五四」的啟蒙者中無人撰文指正。直到晚年，經歷政治上的嚴重挫折，嘗盡種種痛苦之後，他從無產階級專政的噩夢中醒來，冷靜反思，對民主才有了較深刻的理解，儘管還沒有擺脫階級鬥爭的思想痕跡，給民主貼上了階級的標簽。

第三編《理論的探討》尚未完成。從她們夫婦決心合力研究民主的來龍去脈迄今，已過去了二十五年，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漫長時光，耗去了他們晚年的主要精力。她在論陳獨秀的最後說，「他三十到四十年代關於民主問題的新見解，成為禁品，只有少數人才能接觸到，未能在思想界激起應有的浪花。他發動的民主啟蒙運動，至今將近一個世紀，仍遠未完成任務。」她們自稱，整個研究、寫作的漫長過程也是她們自我啟蒙的過程。

如今書還未成，王先生卻已先走了，許先生還在重症監護室裡躺著，他的家人、朋友、讀者都期待著他能度過難關，恢復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