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孫大午先生是中國著名的農村改革家。近三十年來，在河北保定建立起世外桃源式的大午城，並以私有企業的立憲制，進行共同富裕的社會實驗，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被稱為中國企業家的良心。面對中國當前複雜的改革形勢，他有獨特的思考，在本文中提出「給官僚以資產，消除其特權；給工農大眾以福利，告別革命；給政治犯平反補償，讓體制外精英進入議會。」的主張。呼籲各派公平博弈，重建共和。

●孫大午：一位追求共富的農民企業家，兼有國家大局的思維，
這篇文章只是他的政見的一個結論。

歷史上多少英雄豪傑、仁人志士捨生忘死地追求「均貧富，等貴賤」的人類夢想，經過幾千年的血雨腥風、朝代更替，只有到了現代的工商時代才在一些發達國家實現了「等貴賤」的理想，許多人也都意識到，只要消除了政治上的特權，大家在人權上人人平等，就沒必要在產權上「共產」，不必推行產權的「均貧富」。否則，只能是一次次改朝換代。

由於我們進入工商時代比較晚，相對世界顯得很滯後。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們的資產階級沒有成氣候，改革開放以後人們才有了產權的概念和意識。現在形成了以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村小農階層和官僚（權貴）資產階級為主體的「兩頭大」的社會結構，中產階級仍很薄弱，沒有形成西方社會那種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橄欖型結構」。這樣「兩極分化」的社會結構和特色的「產權公有制度」，一旦出現清算式革命的話，還會是「工農革命」的性質，還是改朝換代，那將是社會的大倒退，等於這一百年，我們是在原地踏步。所以無論如何，革命都不是好的選擇。

改革開放呢？我們改革開放了三十年，把容易改的改了，可以放開的放開了，比如砸了工人的「鐵飯碗」，打破農村的「大鍋飯」。然而改革時至今日，政府、國企官員的政治特權、經濟特權不僅沒有打破，反而強化甚至固化了。政治權利、社會財富兩極分化嚴重，社會呈現出工農大眾與官僚（權貴）資產階級的對立態勢，幾乎是「遍地乾柴」。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下邊沒有權力，上層沒有動力，改革很難繼續深化。

那麼，我們能不能走出一條「告別革命，互利改革，開放社會，重構共和」的路呢？是可能的。

讓權貴和全體國民都獲益的改革

所謂互利改革，是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工農大眾、官僚（權貴）資產階級以及體制外精英等全體國民都能獲益的改革，只有這樣的改革，才能讓社會各階層達成共識。

網路上流傳過這樣一條微博：「上月與某位共產黨高幹聊天，談到反腐敗。取得共識：反腐要成功，唯一可行的是高官財產黨內秘密申報，限期處理。每個官員以一百萬為基數，貪污受賄一百萬以下的既往不咎，超過一百萬的部分六成上交國庫，超過一千萬的部分八成上交國庫，超過一億的部分九成上交國庫，然後就大赦天下。」對此，有人「寬厚」回帖：「能再寬厚一些嗎？比如：處級一千萬，廳級兩千萬，部級三千萬？讓他們保留體面、放棄特權就好！」

應該承認，我們的官員和公務員，絕大部分都是社會精英，如果不是因為體制的原因進入官場，在一個民主社會裡打拼的話，他們大部分也能憑藉本身的能力成為中產者，甚至大有作為。再者，我們的改革開放，這些官員和公務員大都是做出了貢獻的，他們有資格獲得一份改革成果，得到一些資產。如果我們能夠轉變觀念，讓這些人通過光明正大的途徑成為中產者，就可以在社會中造就一個數量可觀的中產階層，這有利於「橄欖型結構」社會的形成。

互利改革，必須讓工農大眾分享改革成果，起碼得到基本的社會保障。我們現在僅從資料上都不難得出結論，只要改變國有資源、國有企業的壟斷資產和收益的分配方式，就足以承擔全民醫療、教育和養老，緩解兩極分化，促進社會和諧。

體制外的精英，特別是因政治原因、制度困境、僵法惡法被打壓的精英分子，應當在互利改革中獲得平反，並得到國家補償。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錯案，主要發生在「地富反壞右」這個範圍之內，現在反革命、右派以及壞分子基本上已經摘帽平反了，而對農村的地主富農卻沒有平反之說。即便在經濟上補償不太現實，我們能不能在名譽上給這個群體一個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當初的平反，針對的是一個歷史整體，沒有把地主富農納入甄別平反的範圍本身就是不徹底、不公正的。因為徹底平反，不僅可以廓清意識形態給人們帶來的歷史傷害，而且可以以史為鑒，修復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因為歷史慣性和意識形態流毒造成的很多再度傷害。

只要官僚（權貴）資產階級、工農大眾和體制外精英都能從改革中獲益，社會就能重新取得基本共識，為重構共和創造條件。

廢除審批經濟，土地承包一百年

「舉公平正義之旗，走民主法治之路」，無論如何都是遲早的事。國家應該去意識形態化，一切從實際出發，以最大限度保障每一個人的權益為基點。經濟上，應儘快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建設，促進國民經濟平穩可持續發展。

現在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三大障礙：行業的壟斷制度、城鄉的二元制度、公共的產權制度，這些不僅是社會財富的最大最不公的分配制度，還阻礙著市場化經濟的進程。由於財富分配的巨大不公（資源、金融、無形資產等），社會財富公開地或隱形地向城市、國企、有權人轉移。這也是造成貧富差距、群體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要破除行業壟斷制度、城鄉二元制度，淡化公共產權制度。在一個國家內，站在高處看，不論是個體還是大企業，任何人創造的財富，發明的科技都屬於國家。

呼籲政策上一視同仁。從根本上要廢除大量的審批經濟，由市場經濟主導經濟體制改革、政府機構設置。我們所有的法律法規都應該面向市場經濟，為開放的社會服務。

對於農村，加大農村經濟市場化的力度，搞活農村經濟。把土地的承包期提高到一百年，實現土地的完整流轉。土地的治理權最好下放到縣一級，宅基地可以自由買賣，可以抵押。農村發展的最優組織形態就是企業化，因為企業家是獨立組織各種生產要素，創造社會財富的經濟界領袖，對身處其中的時代氛圍和政治環境，更是「春江水暖鴨先知」的代表人物。企業生產的是商品，最終要在市場上流通的。農業的現代化，標誌就是商品的生產，而不是產品的生產，農村的土地上必須出產大量可以變現的商品，才能夠實現農業的現代化，實現經濟的市場化。

政治上，要放開對群眾社團的限制，允許工人成立自己的工會，農民成立自己認可的農會，民眾自己能解決的問題，放手讓民眾自己解決，政府應該「惠而不費」，不要再大包大攬，費力不討好。開放社會，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建一個議會大廈定公平遊戲規則

這意味著，上至達官貴人、億萬富豪，下到平民百姓乃至監獄的犯人，都能夠在共和的制度下享有自己的權利保障，這種權利的保障就是共和的體制。制定出各個階層都能接受的、多方博弈的公平遊戲規則。

也許我們應該建一個議會大廈，讓各方各派坐到一起來，只要不帶刀槍，怎麼吵架都可以。議會就是一個博弈空間，讓我們利用這個博弈空間，把美國的問題，毛澤東的問題，俄羅斯的改革實踐，國共兩黨的實踐，一一辨析清楚，明確我們的方向，找出我們的路徑。

讓我們探索這樣一個制度，官僚資產階級、公務員中的中產階級、體制外的精英階層、民營企業家以及廣大的工農大眾，在這個社會中都能得到相應的利益保障，產權可以不平等，但是人權一定要平等；在分配制度上，按勞分配、按資分配、按需分配都能兼顧、體現，且公開、公正、公平。

說來蒼涼，一九二一年閻錫山在被近代思想史有意無意忽略的進山會議上，就曾以「山西改革」為試點，發出過不容湮沒的歷史先聲。這個「山西王」，既不認可「資本主義」，也不能認同中共的階級鬥爭，他召集梁漱溟等社會賢達討論兩年之久，提煉出一個「公道主義」，一個「資公有，產私有，按勞分配」的真正民主共和的社會制度設計。

時移世易，大道不廢，既然世界本來是參差多態、聖凡同住的，自然要消弭無謂的爭端，共期公道共和。搞清算、大規模反貪污、反腐敗，固然痛快，但官員的腐敗根源在於制度，有些就應該由制度買單。我們為什麼不開啟政治智慧，開闢一個和平轉型的光明未來？比如，給官僚以資產，消除其特權；給工農大眾以福利，告別革命；給政治犯平反補償，讓體制外精英進入議會。齊心合力，共襄民族復興偉業。

「舉公平正義之旗，走民主法治之路」，消除特權，重構共和，符合這個民智已開的大時代，是對往古先賢，仁人志士的交代，是一個足以告慰歷史偉人和先烈英靈的光明未來。

二○一三年二月六日（摘自孫大午著《歷史的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