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以福利制度而言，經費嚴重不足。廢除戶籍制度一項，就要花費全年財政收入的一半。只有不斷的落實憲法，憲政民主才能逐步實現。

三月初，中共在北京舉行「兩會」換屆，鄧路已盡，習向何方？習近平南巡講話已內部傳達，表明自己絕不是戈巴契夫。                  

軍隊徵兵難軍內待遇不公平

《解放軍報》曾在二○一一年底，專文報導軍人待遇低，徵兵難的現象。新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在時任濟南軍區司令員時，親自與魯豫兩省領導人通話，作了兩次徵兵動員，才勉強完成徵兵計畫。                                   

山東省軍區司令員、省國防動員委員會副主任朗劍釗在調研時發現，同一個班的戰士分別來自廣東、江蘇、山東、河南四個不同省份，年優待金從千餘元到數萬元不等，使來自經濟落後地區的官兵產生了極大的心理落差。       

儘管軍人的津貼在近五年中，從幾十元已提高到目前水準。范長龍見到條件好的軍人放下碗筷就到服務社買薯片、火腿腸等零食吃；有的戰士熄燈前要吃一袋速食麵；有的平時嘴不閑，不是口香糖就是瓜子，而有些戰士窮的要救濟。從提高軍人素質和擴大兵源的角度，本希望更多的大學生畢業就入伍。二○一一年，山東有五十一萬應屆高中畢業生，其中五十萬被大專院校錄取，四千人複讀，理論上只有六千人可以應徵入伍。同時，當年有四十八萬高校畢業生不願當兵。

義務兵第一年為列兵，每月津貼五百元；第二年為上等兵，每月津貼六百元；轉為士官，才有工資，下士頭年每月二千三百元，中士月三千七百元，上士月三千七百三十元，四級軍士長四千五百三十元。若普通士兵不能轉士官，服役兩年的津貼為一點三二萬元。一名大學生本科生入伍兩年，理論上可獲得四點七萬元津貼，月均二千元左右。顯然，月均二千元即便在西部地區也缺乏競爭力；若是非高校畢業生，待遇減半。軍人退役後，年齡偏大就學、就業難已成普遍現象，若將軍人的待遇提高到當地居民同等偏上水準，每年的軍費將幾何級上升，顯然習近平難有回天之力。

反貪不足以補福利改革之需

若未來的改革，能給予全體國民以同等福利保障，未來十年，每年需投入的資金至少是五、六萬億元，還未算住房的天大難題：

１、最低生活保障。目前中國大陸城市居民的月低保標準，幾乎是農民年均收入的一半以上，居民還可獲得最低生活救濟金，月均四百元左右，若按同一標準給予農民，政府每年投入的資金不少於四千億元。目前農村低保對象已達五千五百八十萬人，此外還有農村五保供養對象七百五十萬人。目前在八點五億農民中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以上應獲得低保，則一點四億元以上，按每人每月獲得四百元標準的救濟金，每年就至少六千億元。

２、養老保障。目前城市居民一般可獲得月養老保障金一千五百元以上，目前農村需要領取養老金的人數約一點二億人。若按每人每月一千五百元計算，其中即便一半來自政府財政，每年就是九千億元左右，這僅僅是假定農民自身能承擔一半，另一半歸政府出。二○一二年，全國農民人均月收入不到六百元。

３、教育保障。僅從職業教育來看，目前城鎮居民的職業教育基本是免費，但農民進城後，只有接受職業教育，才能獲得基本的就業技能。若給予農民以城市人平均年教育費七千元，未來五年就是五萬億元。若農民的子女進入城市，這開支每年還得遞增百分之三十。兩項合計未來五年就十萬億元。

４、醫療保障。目前城鎮實施「城鎮居民醫療」，農村實行的是「新農合」，兩者的標準差距巨大。原因是社會醫療保障的資金缺口無以計數，根本不足以使農民和城市居民有同等的待遇。以官方公佈的二○○九年為例，醫療保障金剛達三千五百億元，若農民與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至少每年要增加三倍。

中共政府是否有能力來投入這麼多資金，答案完全是否定的。二○一二年中國政府全部財政收入不會超過十一萬億元，這種收入相對於中國GDP總量而言，已相當驚人。

美國二○○九年的GDP總量已超過十五萬億美元，可是政府的收入僅為其中的五分之一左右。二○○九年中國的GDP是美國的三分之一，而政府的財政收入卻達到了美國的三分之二，即佔GDP四成，按人均算，更不合理。這種不平衡，極易引發社會問題。

有人認為，中國大陸只要解決貪腐，就可以節約出巨大的資金。先不談剷除中共體制性的貪腐有多麼艱難，即便中共認真反腐可以立即剷除腐敗，又可以省出多少資金？有人估計每年可以達九千億元，但是，廢除戶籍制度一項在未來的二十年，每年所需資金最低就需要五、六萬億元。可見，只反腐，不改制，中國的未來永遠是個夢。

勞教改革的真實原因經費缺口大

中共執政一方面壟斷巨額的財政收入，另一方面卻強硬地維持執政地位而所需的經費卻缺口巨大。以勞教為例，一月七日，政法委會議在京召開，孟建柱稱，將推行勞教改革。但無意根本廢除勞教制度，其真實原因，實際是勞教經費缺口巨大，難以為繼。

二○○五年，廣東省一份文件顯示，勞教局設行政編制七十九名，事業編制十二名。其中局長一名，政委一名，副局長三名，正副處長（主任）二十四名。該局近三年，部門預算收入和支出至二○一二年升至五點一億元，其中四點六億元來自政府公共預算的撥款，占預算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中西部省份勞教經費，目前無人能在公開管道查詢到。官媒僅透露了二○○七年中西部的某省的勞教經費，財政預算中基層勞教民警公用經費每人每月為四百一十六元，勞教人的生活費每人每月只有一百五十元（含伙食費、被服費、醫療費、雜支費和日用品補助費）。

中國大陸為何有那麼多的法外監獄—黑監獄？其重要原因，官方對正式監獄經費投入不足，導致法外黑監獄遍地開花⋯⋯

憲政民主不僅是人民有普選權

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政改，而是如何進行政改，將如何構建憲政社會？二○○九年《經濟學家》對一百六十七個國家進行民主指數的研究，當時只有十八個國家沒有實行民主，中國列在其中。進行民主法治改革，首先，民主必須是憲政的，說白了就是由選民選出代表加以制約的有限政府。要把構建憲政國家的目標入憲。其次，民主不僅是選舉權，也是徵稅權的問題。中國現政府徵稅是不受制約的，每年可以完成目標的百分之二百到三百。政府獲得高稅收並未依法合理的有效利用，每年十月起就突擊「花錢」。

實現憲政民主，憲政在前，民主在後。從一二一五年英國《大憲章》，到一六八八年的光榮革命，整個憲政進程是圍繞著限制國王的徵稅權而展開。從歐美歷史看，憲政民主，不僅僅是普選權和選民是否直選問題。

一個國家無憲法未必無憲政，有憲法未必有憲政。如英國，儘管缺乏成文的憲法，但從一六八九年頒佈的《權利法案》以來，英國屬資歷最老的憲政國家。憲政民主的道路是普世的，既然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市場化，民主法治也應隨之進行改革。中國的政治改革沒有跟上市場化的步伐，這是許多社會問題的總根源，執政黨有不可推卻之責。

二○一二年二月，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政法筆記》（增訂版），論述了法治轉型之痛苦。相對於八年前的第一版，作者馮象增加了《聖經》舊約中的第三卷《利未記》。值得慶賀的是中國法律人也開始認識到，《聖經》與現代民主法治、憲政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從現實看，中共自身主動地進行政改的可能性已很小，唯有從體制外自下而上的民間力量去突破。鄧小平摸石過河的改革路已到盡頭，改革的抉擇已經擺在面前，習向何方？若中共的反對派們對未來政治民主化的進程，想像僅是「普選制」那麼簡單，或在條件尚未成熟時，就鼓吹以大規模的突發性事件從外部觸發中共的改革，那麼憲政民主只是一個夢。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東歐的轉型國家，憲法制定後，憲政不會自然生成，而要通過不斷地適用憲法來為具體的法律、制度的形成而一步步去努力。二者間，類似骨架與血肉的關係。如果社會矛盾被激化，大眾就不會接受理性的憲政和法治的規則了。我認為要爭取憲政之幸福，必經法治之痛苦，這痛苦就是國家的社會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