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有獻身於社會，才能找出那實際上是短暫而有風險的人生意義——許良英實踐愛因斯坦的人生觀。他畢生的求真精神，他人格上的示範，是他留給後世的無形之碑。

●中共開國1949年的許良英、王來棣，當時尚未結婚。
經過幾十年的磨練，他們成為最有力的中共的批判者。

二○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一點二十五分，許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醫院去世，我得到噩耗大約是兩點多鐘，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六天前，我曾到重症監護室探視先生，我一直盼望著奇跡發生。他的家人還在討論，哪些音樂是最讓他心動的，準備在他醒過來以後，幫助他恢復神志。但他再也沒有醒來。

我二十九日晚上抵達霧霾中的北京。三十日早上起來，北京依然是漫天霧霾，能見度很底，我來到熟悉的中關村八一二樓先生住了三十年的家，一眼看見書房兼客廳那幅愛因斯坦黑白照片，愛因斯坦影響他一生，他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三卷本也影響了幾代中國人。

他的路，走得比愛因斯坦更遠

一九三八年他在上大學前讀到愛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觀》中譯本，在心靈上受到最大衝擊的是愛因斯坦關於國家與個人關係的那些觀點：「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從，而我們不應當作國家的奴隸。」二○○一年我寫了《愛因斯坦的影子：許良英的道路》一文（收入開放出版社的《脊梁》一書）。

先生不大同意這個說法，他在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跟我說，「我一九四○年以後走的道路比Einstein更是遠得多，完全放棄自己愛好的專業，完全投身於社會革命，決心做一塊革命道路上無名的鋪路石。Einstein一生以科學研究為主，旁及社會政治問題。因此，在個人與社會關係的基本問題，我考慮得比他多些，比他徹底些。」

他說年輕時代已把自己獻給了革命，一九七八年他結束二十年的農民生活，重新回到中國科學院，從事世界科學史、科學哲學的研究，他卻把重心放在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上面，為此付出後半生的主要精力。十年前，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默爾．戈德曼（Merle  Goldman）要寫一本書，以《從同志到公民》為題，已著手搜集他的文章。從革命者到啟蒙者，從同志到公民。他從一九七○年代開始，逐漸完成了角色轉型。

一月三十日那天，我在先生生前工作的書桌上寫挽聯，一直到下午一點半才完成，匆匆趕往北大醫學院遺體捐贈中心，大門口聚集了大批保安，氣氛有一點緊張。我到達現場時， 已有很多挽聯懸掛。「探真理，抗強權，一生波折，鑄獨立精神；秉正義，捨天倫，半世流離，樹慨然正氣。」是他長子許成鋼和媳婦郭迪敬獻的。「說真話，求真相，做真人，無私無畏；爭民主，探科學，守理性，有始有終。」是我們全家送的。「霧失京都，哭我華夏又失一忠良；寒鎖大地，痛我中國又少一精英。」是陳龍德、吳高興送的。「天地同悲，哭我民族良知；京都霧霾，送別中華英傑。」是楊海、王德邦送的。「良心無價，先生人格永遠活在心中；英風千秋，先生思想長久垂範後世。」是劉慶梅送的。

德先生賽先生，方先生許先生

「一生求真，科學民主理性；千古師表，後學義士銘心。」是王天成送的。「今歲逢奇寒，先損夫人，再弱許公，民主陣營失老帥；京城多陰霾，霧鎖九門，猶如毒彈，你方唱罷我登臺。」是韓三洲送的。「心憂民主科學，九十三年遺志在；力喊啟蒙理性，八千里路大星沉。」是哈爾濱趕來的史曉雷送的。「講科學，論民主，啟蒙世人思想傾心良苦；研歷史，倡人權，力行普世價值，盡致英鑒。」是姚監復、姚蜀平、程宏、林愛民送的。

「中國良心，高舉德賽垂百載；學界英傑，洞穿黑夜照千秋。」是武宜三和香港五七學社同人送的。「把那渴望呼吸到自由的人，給我吧！把一切無家可歸淪落天涯的人，給我吧！——譯自《一個女神的腳下》」。這是李淑嫻並代表已故方勵之發來的挽詞之一。

「德先生、賽先生，前有方先生，後有許先生，前仆後繼兩先生；說右論、批左論，方述天體論，許譯相對論，耿直方正可推論。」這是萬潤南先生送的挽聯，下聯尤其寫得好，他的挽聯涉及許先生和方勵之先生，其實，許先生對民主的覺悟還在方先生之前，他們的關係並非是前仆後繼。許比方年長十六歲，一九七七年兩人因愛因斯坦而結緣，一見如故，共同經歷了一九八○年代的難忘歲月，一起成為那個時代中國民主化進程的有力推手。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多年中，他們「來往一直很密切，無所不談，真是心心相印。」

一九八六年，許、方與劉賓雁共同發起《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趙紫陽向鄧小平口頭匯報這件事時，把他錯成了王若望，所以鄧隨口要開除三個人的黨籍，沒有他。他這樣逃過了一九八七年，卻沒有倖免於一九八九年。他生平最後的一篇文章是為《方勵之選集》寫的序言。他對方的評價很高，他曾幾次跟我說起，方精力充沛，思想敏銳，能量和衝擊力都比他大。

方勵之對他也是十分推崇，一九九○年代初，方初到美國時，曾對戈德曼說，自己的民主思想最初是受許良英的影響。一九九四年，戈德曼在哈佛出版的《毛以後的中國知識份子》指出，「許的民主觀很大地影響了他年輕的同行方勵之，方轉而影響了中國學生。」

先生告訴我，方勵之當時只提出釋放魏京生，他考慮得更深遠些，提出政治民主化和結束以言治罪的歷史。他率先提出要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和《人權宣言》二百周年，開展民主啟蒙運動，立即得到與會的方勵之等人熱烈附和，於是構成了八九年公眾活動的主旋律。

老中青三百多人深情告別

六四後，他大義凜然，不顧危險，再次被中共懲罰，在黨員重新登記時不讓他登記。但他已百煉成鋼，堅定不移。在九○年代的被冷落、被邊緣、被封殺中，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為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喚實現國內寬容》、《為王丹辯護》⋯⋯為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挽回尊嚴，為這個古老民族留下浩然正氣。

許先生頭枕菊花，面色安詳地長眠了。靈堂擺滿了挽聯和花圈，一面牆上貼滿了海內外的大量唁電、悼辭，李銳老先生送的花圈擺在醒目的位置，還有丁子霖、蔣培坤老師送的花籃，胡舒立和財新傳媒全體員工送的花籃，艾未未托人送來的花籃⋯⋯大約有三百多人在霧霾和嚴寒中趕來與先生告別，由於場地太小，一次只能進來十個人，很多人要在室外的寒風中排隊，遺體告別，提前到兩點二十五分開始。最先進入的是丁子霖、蔣培坤和王丹的父母王憲曾、王凌雲等人，丁老師的眼淚感染了全場，許多人潸然淚下。范岱年、胡亞東、邵燕祥、杜光、姚監復、蔡德誠、陶世龍⋯⋯等老先生來了，江棋生、劉蘇里、徐曉、韓三洲、俞梅蓀、靳海科、張宏海等來了，劉賓雁的女兒劉小雁、李慎之的兒子李三達他們來了，許多年輕人來了，為許先生的人格、思想所感召、泣不成聲、默默流淚。一位研究科學史的學者說「我們只是苟活者」。

人不可有傲態，但不可無傲骨

這是一次沉默的告別，沒有人說一句話，只有許先生生前最喜歡的《漁光曲》旋律在流淌，家人特意選了琵笆和古琴曲。他兒子成鋼說，從年輕時代起，《漁光曲》就是他的最愛，那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同名電影的插曲：

煙霧裡辛苦等魚蹤！魚兒難捕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天已明，力已盡，眼望著漁村路萬重。腰已酸，手已腫，捕得了魚兒腹內空！

六四之後的無邊黑暗當中，他一次次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為王丹，為六四難屬，為許多不知名的受迫害者，伸出援手溫暖過包括我在內的許多小人物。他總是以平等的心態與我們相交。他說自己少年時代讀到陸隴其的一句話：「人不可有傲態，但不可無傲骨。」深受啟發，一直視為座右銘。他多次跟我說：「傲態即自視高人一等，是絕對不可取的。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如斯賓諾莎、洛克、愛因斯坦都無半點傲態，我的老師竺可楨、王淦昌、陳立也是這樣。民主的前提就是承認人人生而平等，反對等級觀念。民主精神要求自己的就是要以平常心，做平常人。」

他喜歡《漁光曲》，正是基於他對底層、對弱者、對受苦者的天然同情。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對於知識界在六四後普遍的沉默和怯懦，他雖然也感到痛心，但從不贊同將那些沒有勇氣站出來批評黑暗現實的知識份子一概罵倒，他認為，只要是不為虎作倀而勤懇從事本業工作的知識份子都應該受到尊重。

堅守理性、公開、非暴力準則

他一生有傲骨而無傲態。他對所有人都直言無忌，也因此傷過許多人，特別是許多成名的知識份子和民運人士，他們對他或敬而遠之，或頗有意見。一次聚會時，曾彥修、何方兩位老先生提及「毛主席」，他當場指出，怎麼還叫「毛主席」而不是直呼其名，結果惹得兩位老先生很不高興，何方先生跟我說，稱「毛主席」只是習慣，如同稱「愛新覺羅玄燁」為康熙一樣，並無他意。

而他就是這樣一個直言而且較真的人，有時會令人難堪，以致難以接受。我有時想，許先生活了九十三歲，卻童心未泯，他以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衣》中那個說真話的小孩自比，他身上「台州式的硬氣」和「迂」，也是他引以自豪的。正是他這樣的個性和文化底氣，才成就了他的人格。

十三年前，他八十歲時，我曾問過他一個問題，在他八十年的人生中哪個時期最痛苦？他回答：「自從一九四○到四一年確立了自己的人生觀，解決個人與社會的關係問題以後，對人類和社會滿懷希望，對個人得失很少甚至不屑計較，因此，即使在逆境中也感覺不到『痛苦』。面對權勢者的暴戾和社會上的黑暗，我只有憤懣和抗爭。環境越險惡，越需要抗爭的勇氣。當然，抗爭並不是要搞暴力鬥爭，而是一種合乎理性的韌性的鬥爭」。他無數次強調，在中國追求民主要堅守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準則，反對地下鬥爭和秘密組織。他自己是從地下黨走出來的，深知其中的弊端，他甚至討厭「戰鬥」這樣的辭彙。

他多次跟我說，獨立知識份子必須具有獨立人格、獨立思想，特別要有獨立批判精神，這是愛因斯坦一生所高揚的，當代中國知識份子最缺乏的是反思精神和獨立的批判精神，他說，在這方面魯迅和愛因斯坦都是我們的榜樣。他青年時代就喜歡讀魯迅作品，一生中曾兩次讀《魯迅全集》，為後人肩起黑暗的閘門是他畢生的追求，他做到了。最後他將遺體都捐獻了，在他身後沒有墓，沒有碑，沒有遺言，他晚年的文章、著作，他寫給許多人的大量書信，他畢生的求真精神，他人格上的示範，就是他留給後世的無形之碑。當他離世之際，北京只有漫天的霧霾為他送行，空氣中彌漫著一種難言的壓抑。他一生都沒有為個人的得失計較過。我站在他的遺體前，含淚為他禱告，並與他做最後的告別：「許先生，從此再也聽不到您說話了，再也看不見您了。但您將一直活在我心中。您安息吧。」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日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