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主義、中產階級、經濟指標、西方教育這些因素和一個國家民主轉型的關係備受重視，但決定性的往往是政治領導人的素質和志向。

●蔣經國在斯大林蘇聯待了12年，回國後又在父親的一黨制下掌權，
晚年仍然成為台灣民主的推動者。他和太太女兒在1961年外遊。

中國有部分學者以東南亞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基本存在權威主義體制這一現象為由，認為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前提是經過新權威主義階段。他們主張通過新權威主義體制發展經濟，而後在這一基礎上實現政治民主化。似乎是，發展中國家只有權威主義政治之下才能發展經濟；只有在經濟發展之後才能發展民主政治。對於這一論點筆者無法苟同。因為該觀點似乎在告訴人們，在經濟不發達之前只能行獨裁政治。另外，舊權威主義也好、新權威主義也好，都沒有任何根據證明其為政治發展的必然性。

中產階級並非民主的必備條件

還有人將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與民主政治相關聯，認為中產階級是推動民主化的動力，更有人認為中產階級人數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五十時必然向民主社會轉化。筆者認為這一類型的觀點同樣沒有任何科學的證據。新權威主義認為與自由主義一樣最終目標是實現政治民主化，但現階段更重視秩序。這是新權威主義對自由民主的誤解，實際上，民主社會也講秩序，特別在權力問題上，有各種秩序。譬如，權力轉移是經由定期的選舉通過和平競爭而實現的。

一個社會的變化與各種各樣的因素相關連，有的是必然因素，但大多數是偶然因素。東南亞的汶萊是一個君主國家，該國的中產階級已經達到相當的數量，並不見其向民主國家轉化，還有中東的產油國家，如科威特其富裕程度舉世公認，但其政治仍是君主立憲的王國，有民選議會，並非民主國家。

確實，東南亞一些國家在權威主義體制之上發生了政治變革，如菲律賓的馬可仕政權在民眾抗議之下出走，使菲律賓實現了政治民主。印尼的蘇哈托政權在執政近三十年後，不得不將政權交出，從此印尼走上了民主之路。菲律賓與印尼兩國都是在各自的國民抗議之下，交出政權的。也就是說，菲律賓和印尼實現民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民眾上街和獨裁者「識大局」退場，更重要的是接手政權的新領導人有實施民主政治之心。

新加坡長期以來處於權威主義體制之下，經濟確實獲得大發展。但是如果新權威主義的觀點具有普遍性，科學性的話，新加坡應該是一個民主社會。但是新加坡至今未能擺脫權威主義的陰影，這種現象又怎麼解釋？是不是新加坡還需要持續權威主義來維持經濟發展？顯然不是，問題在於新加坡的為政者熱衷權威主義統治，喜愛獨裁。

前蘇聯實現政治民主化時，不僅其中產階級的人數根本沒有達到上述的標準，而且經濟體制的轉型還沒有徹底實施。德國納粹是在資本家以及中產階級支持下上台的，而且納粹之所以能夠上台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當時的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也就是說，民主社會也有走向專制獨裁的可能，民主制度本身具有無法克服這一問題的缺陷。

古希臘城邦國家已有民主制

這些事例證明瞭中產階級不是民主化的關鍵力量，只是在某項條件之下中產階級有可能推波助瀾促使社會轉型，但是轉向何方必須根據當時的社會所處的大背景而定。再說，美國獨立建國之後，實行的是民主政體（雖然有很多缺陷），當時的美國社會的中產階級可以肯定並沒有達到上述標準。

因此，中產階級人數說也好，人均國民收入三千美元社會轉化說也好，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筆者認為那些有關實現民主化條件的觀點是為非民主體制辯護的論調。所以，不採取民主政體的政府往往將這些論調作為拒絕政治體制改革的根據。

包括上述例子在內的一系列事實說明：將新權威主義體制作為發展中國家邁向民主的必須條件或必然性是沒有任何根據。如果具有必然性的話，極權主義體制在所有的國土上都必須出現過，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極權主義與新權威主義並非是一個國家發展過程中必然出現的體制。即使過去在某些國家存在過，或目前仍然存在著，這也不能說明其具有合理性。再說，古希臘的城邦國家實施過直接民主制度，雖然當時的民主制度與現在相比差異很大，但畢竟是一種民主制度，而且是在數千年前就實施了這一制度。按照新權威主義學者說法無法解釋古希臘存在過的政治體制。

社會轉型和領袖人物密切相關

筆者以為一個社會的轉型有時往往與一個政治領導人的思想有關，換言之，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改變有時與政治領導人有著密切的關係。無論甚麼政治體制都與權力有關，新權威主義也好、舊權威主義也好，還是自由民主主義也好，均與權力有關。

不同的政治體制，權力的歸屬以及運作方式不同。也就是說，獨裁政體的權力屬於獨裁者，一切由獨裁者決定；而由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結合形成了自由民主主義，實現了保障個人權利不受權力侵犯以及監督、較為合理使用權力，決策需經過議院的討價還價等等。

對政體的選擇，與政治人物的素質以及品質有密切的關係。政治人物在選擇政體時所表現出的心裡狀態無非兩種。一種是選擇蔑視個性自由的極權或權威政治，那是為了一己之私，另一種是選擇尊重個性發展的民主政治，那是為了造福社稷。

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南非的德克勒克總統能夠順應當時的形勢果斷廢除臭名昭著的種族隔離政策並實施普選。白人失去政權的選舉結果在廢除種族隔離政策之時已經註定，德克勒克也明白這一點，但是他沒有因為會失去政權而停止改革。

後來他和曼德拉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並使他在南非甚至世界歷史上佔據了光輝的一頁。從白人政權手中接過權力的曼德拉沒有對白人政權中樞人物進行秋後算帳，而是努力緩和種族間的緊張關係。這一切政治運作往往出自領導者的個人想法。

領導人的學歷背景也不是很重要

再者，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他可以繼續自勃列日涅夫以來的極權統治政策，這麼做，也許戈爾巴喬夫可以持續維持其政治權力至死。但是戈爾巴喬夫沒有這麼做，而是進行了蘇共執政以來從沒有過的政治大變革，將前蘇聯從全能型（極權）社會轉變為民主社會，也使自己提前出局。如果德克勒克、戈爾巴喬夫只考慮自己的私利，就有可能對變革敬而遠之，興許這樣可以使他持續握權在手，但是歷史將會給他們公正的評判。

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之轉變不應過於從經濟角度去理解，一個政治領導人的一念之差，就可能造就差之千里的政治體制。有些學者喜歡從政治領導的個人學歷以及經歷來判斷其在社會變革中可能發揮的作用，認為一個政治領導人如果在西方學習或生活過，那麼，該政治領導人就有可能在其本國實施較為合理的政治體制——民主主義體制。

筆者認為這也是一種沒有根據的錯誤觀點。前紅色高棉領導人波爾布特與喬森潘曾經留學於法國巴黎大學，回國後所建立起的政治體制卻是一個極權體制。再如蔣經國在極權主義的前蘇聯留學生活過，還娶了俄羅斯女子為妻，這一些經歷並沒有妨礙他晚年在台灣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將台灣社會帶向民主。

戈爾巴喬夫並沒有在西方國家留學過，也沒有受到西方社會的洗禮，卻能對前蘇聯進行大膽的改革，引進民主制度，並結束了冷戰為人類的和平做出巨大貢獻。由此可見，一個政治領導人在歷史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所扮演的角色，有時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

中國人早有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之爭，如前所述，在社會轉型的考察而言，應該是「英雄造時勢」超過時勢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