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當局無法平息藏人的反抗意識，使出一招宗教離間計，企圖引基督教入藏以淡化和壓抑藏傳佛教，預料不會得逞，並將可能出現兩教互益的效應。

●基督教在中國的復活，超過人們的想
像。但要深入西藏，恐非易事。這是
北京海淀區燈光輝煌的基督教堂。

看來中共對西藏的局勢實在無計可施了。無論是大棒或胡蘿蔔，都不能使西藏人放棄他們要求自主、要求達賴喇嘛回藏的強烈呼聲。藏人的持久抗爭，使信奉「無神論」的中共見識了藏傳佛教凝聚人心的巨大能量。

據英國媒體報導，中共當局破例容忍基督教在西藏傳播，其用心之險惡在於：利用基督教傳教士作為藏傳佛教的反作用力。這是中共使出祖傳的「以夷制夷」老手段，以圖西方基督教制衡亞洲的藏傳佛教。西藏在古代被中國人稱之為「羌」，也被視為「蠻夷」一類。

當新一代傳教士進入高原傳播基督福音時，我們有必要回顧基督教和西藏百年交往的歷史，思考現代基督教將給西藏帶去什麼，是否會讓中共如願以償。

基督教在西藏曾被逐兩百年

西藏曾被西方傳教士視為「失落的基督教王國」。自一六二四年葡萄牙人在古格建立西藏第一座天主教堂後，一批批西方傳教士忍受高原的嚴寒與缺氧，千辛萬苦地長途跋涉，前去西藏傳播上帝的聲音。然而，傳教士的一切努力都宣告敗北。

儘管清朝政府曾有條約保護西方傳教士，但他們管不著藏地。傳教士在西藏一批批被驅逐，甚至發生過傳教士被殺死，教堂被燒毀的事件。民國時期基督教（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國漢地的影響大增，就連蔣介石總統也受洗為基督徒，但當時的西藏，仍然是基督教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一個獨立王國。

原因何在？首先是西藏全民信佛，人民深受佛教影響，難以對洋教發生興趣。其次是宗教的排他性，在政教合一的社會裡，藏傳佛教作為正統宗教具有極高的威望，外來的異教，被認為與地土不宜、與佛教不合。

再次是傳教士本身的問題。和西藏獨尊佛教一樣，基督教傳教士也自我中心地認為「普天之下莫非聖土」，他們視西藏佛教為異端邪說，認為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在傳播其教義的同時抨擊藏傳佛教，這就不為當地藏族僧侶和佛教徒所容。此外還有西藏的氣候、交通、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等各種原因，致使基督教傳教士難免失敗的結局。

無論在西藏還是在中國，西方傳教士豁出生命來從事的傳教事業，在五十年代中共執政後嘎然中止。宗教在專制政權的嚴厲打擊下被滅絕，傳教士銷聲匿跡。直到八十年代，基督教會才被允許重新開放。今天，中國漢族地區的基督教徒據說已經高達一億人左右。與此同時，有一些傳教士以學生、教師、醫生和商人等身份作為掩護，在以藏傳佛教為主導的西藏，千方百計地為上帝傳福音。

基督教必然與中共願望相悖

由於基督教和藏傳佛教一度互不相容，也由於一些中國基督教徒大講「順服在上掌權者」，這就讓中共當局產生了「以教制教」的想法。英媒報導說，中國當局在政治上信任傳教士，因為傳教士不願公開批評中共的政策。而藏傳佛教卻在西藏民族抵禦外來壓迫的抗爭中，起到了靈魂的作用。

那麼，中共對於基督教入藏的期望，是否能夠實現呢？換言之，上帝會去西藏幫助中共嗎？對此，我們不能只看到當今基督徒在中國溫和妥協的表現，對中共的罪惡保持沉默，更要看到這個偉大宗教的本質，看到它在當今世界上的整體形象和作為。

綿延兩個世紀的基督教，不僅是全球最大的信仰實體，對世界文明有不可比擬的影響力，而且對東西方文化交流有重大的推動作用。正是基督教開創了「藏學西漸」的時代。歐洲傳教士有關西藏的獨特見聞和報告，激起了西方人探索西藏的巨大興趣，從而形成當今世界性的「藏學熱」。

一九五九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就有天主教慈善機構前去救助藏族流亡者，協助成立「西藏難民兒童育幼院」。達賴喇嘛在自傳中說：「我也很佩服基督教各教派透過慈善機構，在健康與教育方面所做的實際工作。」

在政治上公開支持達賴喇嘛的基督徒，最著名的有已故的天主教教宗保羅二世。保羅二世在波蘭對共產黨制度有切身的體會，因此他對西藏問題有清晰的理解。至於南非新教聖公會主教圖圖，他和達賴喇嘛長久而深厚的友誼，對流亡藏人堅定而有力的支持，更是眾所周知。又如，擁有一千三百萬基督徒的印度全國基督教會理事會在前不久發表聲明，呼籲全球基督教組織繼續支援西藏自由，並督促中國政府與西藏展開對話。

雖然目前已經進入或正想進入西藏的基督徒，大都有所顧忌。為了換取中共的容忍，他們對西藏局勢三緘其口。但只要他們不是親共的、虛偽的基督徒，只要他們還真誠懷抱「愛與公義」的信念，他們在西藏的傳教活動，就必然違背共產黨的期望，在客觀上推動西藏走向民主、人權和多元文化。

基督教入藏必然與中共願望相左？還因為，基督教在全球民主化的進程中扮演一個不容忽視的角色。例如，在政治體制上，基督教要求政教分離；在經濟發展上，資本主義和新教精神是共生關係；基督教的原罪論，有助權力制衡原則的出現；基督教會建立了廣泛的社會組織，推動了現代非政府組織的出現。此外，基督教的倫理道德精神在反對腐敗，提倡廉潔自律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響。

由此可見，即使入藏的基督徒不介入中國政治，但他們的教義與傳教活動，必然會和中共的專制主義文化相衝突。雖然這將是間接的、潛移默化的，但影響是深遠的。

藏民族與世界精神融合之契機

那麼，基督教入藏，是否會使藏傳佛教產生危機呢？各個宗教之間會有競爭，每一個宗教都企圖證明自己是最好的，藏傳佛教將面臨著挑戰並不奇怪。但藏傳佛教自古以來在西藏根深蒂固，其宗教文化滲透於每個藏人的日常生活，因此它仍然會長期在藏區佔據主導地位。何況至今，藏區的基督徒大都是來自內地的漢族移民。

在筆者看來，今天西方人入藏傳教，不會再遭遇藏民太大的抵制。原因有：西藏人天性慷慨大方、與人為善；不再和政治權力結合的藏傳佛教本身具有包容性；西方傳教士大都吸取了在藏地傳教失敗的歷史教訓，學會尊重當地的信仰和文化；由於西方人支援達賴喇嘛的流亡事業，藏傳佛教在西方廣受歡迎，這就使當今藏民對西方人的態度較為友好。

更重要的原因是，宗教的本質是超越民族和政治界限的，所有的宗教都面對著人類共同的問題：人的苦痛和社會公正。佛教講「慈悲」，基督教講「聖愛」，它們的目標都是促進人類的幸福與和平。達賴喇嘛曾談到他的基督教朋友墨頓神父教他瞭解：「所有叫人相愛與慈悲的主要宗教，都能產生善良的人。」

由於這兩種偉大宗教都具有內在品格的普世性，就使它們有成為「好鄰人」的可能。那麼，中共部署基督教入藏，借他人之手去制衡藏傳佛教，將可能適得其反。開放了宗教競爭的西藏，很可能會產生一種「互益模式」，使各方都獲得成長的機會。

因為：第一，基督教作為西方外來文化，它所標舉的普世價值，對共產專制的意識形態有消解作用，能促進西藏人現代意識的形成和增長。第二，進藏基督徒雖然不問政治，但它為了自身的信仰和傳教自由，必然要維護自己的權利，這就會帶動藏區的維權活動。第三，基督教強調積極介入社會、改變社會，他們建立了新型獨立、有能力的組織模式，將會促進西藏民間公民社會的活躍與發展。第四，基督教的濟貧精神，對西藏貧困地區的教育和醫療會有所幫助。

總之，基督教入藏將會在西藏形成宗教多元的局面，給藏人帶來更多的信仰選擇。這也將促使藏傳佛教更新、完善自己。達賴喇嘛就多次說過，藏傳佛教徒有很多應該向基督教的弟兄姊妹學習之處，例如基督教慈善機構積極的行動。達賴喇嘛還認為藏傳佛教也有值得基督徒學習之處，例如沉思打坐把思考集中在一處的技巧。

無論一個民族的文化成就多麼輝煌，衡量一個民族的精神價值，要看它背後是否有一種世界意識，即是否符合普世價值。今天，藏傳佛教這朵蓮花已經在西方遍地開放，被認為是東方給予西方的一份珍貴的禮物，那麼，我們期待真正的基督教入藏後，更能促進西藏民族與世界精神的融匯貫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