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激情澎湃的學生領袖到謙卑的基督徒，從才思敏捷的作家到忠心服侍的牧師，從卑賤的逃亡者到被上帝重用的僕人，張伯笠終於步入人生的新境界。

荷蘭心理學家杜威．德拉伊斯瑪認為，自傳性記憶是人類最親密的夥伴，將這種自傳性記憶記載下來的，就是由本人親筆書寫的自傳或回憶錄，這正是我喜歡閱讀自傳和回憶錄的原因。第一次讀張伯笠的《逃亡者》，是在十多年前，那時我正在尋求信仰的道路上，對不曾謀面的作者出死入生的經歷「心嚮往之」；如今為再版的《逃亡者》寫序，我自己以另一種方式逃離中國，成為張伯笠擔任主任牧師的大華府華夏豐收教會的一員，也成為張伯笠的鄰居與摯友，物換星移，我們的人生軌跡有了一個神奇的交集。

苦難在哪裡顯多，恩典便在哪裡顯多。張伯笠的生命見證便是如此：一九八八年，他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作家班，在北大呼吸到的自由空氣，喚醒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激情。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張伯笠將第一首悼念胡耀邦的詩《長相思．雨夜送耀邦》貼在北大三角地，由此捲入了那場血與火交融的民主運動。在八九學運中，他曾任廣場副總指揮和僅存在一天的「民主大學」校長。六四屠殺後，他被列為二十一名通緝的學生領袖之一。之後，他逃到黑龍江的中蘇邊境，被當地一名基督徒收留。半年後，他越境偷渡到蘇聯，向蘇聯政府請求過境到歐美，卻遭到拒絕並被秘密遣返中國。後來，他在黑龍江的荒原中躲藏，刀耕火種、捕魚狩獵，宛如當代魯濱遜。兩年後，他通過秘密管道逃亡香港，向美國駐香港領事館申請政治庇護。到達美國後，張伯笠成為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一名研究員。自由的生活剛剛開始，又患上重病，在生死掙扎中皈依基督並完成回憶錄《逃亡者》。

與習近平等不同的知青生活 

在當年被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領袖中，張伯笠是惟一的既未被逮捕又未逃出中國的人。在中共的天羅地網之中，他在森林和荒原中頑強地生存了長達兩年之久。

張伯笠早年的經歷與劉曉波頗為相似。他們都出生於東北的共產黨幹部家庭，父輩並非精於專營之輩，不願與血腥政治同流合污。在少年時代，他們倔強而叛逆，讓父母操透了心。他們也都親身親歷了「文革」極為弔詭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殘酷的鬥爭，甚至波及親人朋友；另一方面是社會的權威被打倒之後，他們「享受」了一段無拘無束的自由時光。

張伯笠與劉曉波都屬於最年輕的一批知青，他們與同樣經過艱苦的知青歲月的習近平和王岐山走上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張伯笠和劉曉波與最窮苦的農民朝夕相處，體驗了農民被共產黨政權欺騙和壓榨的悲慘處境，由此開始了對苦難大眾的同情和悲憫，進而對中共的極權體制有了初步的質疑與反思；而習近平和王岐山卻將知青經歷當作問鼎最高權力的「紅色資本」，雖然在共產黨治下的農民直到今天仍然缺乏基本的自由與尊嚴，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卻繼續實行將農民當作奴隸勞工的政治和經濟政策，作為「中國崛起」之基石。

有過知青生活的張伯笠，接上了中國的「地氣」，具備了在大部分知識份子身上罕見的草根品質。張伯笠在《逃離祖國》中寫道：「不到一年，我學會了鋤地、割地、刨糞、打繩、騎馬、趕車、扶犁、砍樹等多項農活，這不僅使我和農民們的感情更為貼近，而對十幾年後我在槍口下的兩年逃亡生活有很大益處，由於我對農民和農活的熟知，使我在兩年逃亡農村的生活裡如魚得水。」在那些「上窮碧落下黃泉」的日子裡，他不僅獲得了認識真實的中國的契機，還學會了如何將無邊的苦難轉化為救贖的精神資源。中國傳統的士大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民生疾苦，與社會底層脫節，從而喪失了對歷史之舵的掌握權。反之，劉邦、朱元璋、毛澤東之類的梟雄、獨夫，深味流民社會的秘密，由此玩弄民心、操縱民意，最終完成「一將功成萬骨枯」之霸業。這正是中國歷史的悲劇的根源。

而要改變這種中國歷史的惡性循環，就需要有張伯笠這樣生命被更新、價值觀被翻轉的知識份子群體的出現——他們既知曉中國底層社會的真實狀況，又努力以上帝的公義和慈愛來化解多年積累下來的苦難與怨毒，並引導中國「出黑暗，入光明」。

走過最黑暗的隧道仰望光明

那個屠殺之夜，子彈橫飛，天崩地裂，多少雙眼睛再也看不到太陽升起；那段逃亡之路，同情與背叛，真相與謊言，一幕幕地讓人眼花繚亂地登場。此前，張伯笠是一名供職於鐵道系統的無限風光的記者，拿著特殊的通行證，可以免費乘坐通往任何地方的火車；而此刻，作為通緝犯，他只能喬裝打扮、隱姓埋名，自行車、馬車、雪橇、步行逐一嘗試，甚至退回了茹毛飲血的原始社會。

張伯笠在逃亡路上經歷的所謂「民意」的蛻變，亦顯示了人心的幽暗：從激情投入、熱情支持到冷淡、失望、避之唯恐不及，甚至選擇與殺人者站在一起說謊，這就是沒有被上帝的公義和慈愛所洗滌的人心的本相。黨國自然是靠不住的，而在宏大敘事中被神聖化的「人民」同樣也靠不住。

不過，上帝的奇妙安排超過人的所思所想。若不是亡命天涯，若不是家庭破碎，若不是人的路走到盡頭，張伯笠仍然是一名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知識份子。上帝偏偏狠狠擊打他，讓他在一段最黑暗的隧道中仰望到從未見過的光明。——在漫天風雪中，一戶家徒四壁的農夫農婦收留了這個身無分文的逃犯，並像對待親兄弟一樣接待他。就好像《悲慘世界》中那個救濟和包容了冉阿讓的神父，生命之光可以像「星星點燈」一樣傳遞。

這個細節是整本書中最讓我感動的部分，它平淡而細膩，堪稱一場靜悄悄的心靈革命：有一天，張伯笠剛喝過大姐給他燉的雞湯，大姐從櫃子裡拿出一個紅布包對他說：「你喝了我的雞湯，也幫幫我，我不認識字，把這本書給我讀一下。」張伯笠打開了紅布包，立刻被驚呆了，那是一本手抄的《約翰福音》。「你信基督？」張伯笠驚奇地問。大姐點了點頭：「我信了好幾年了，有時覺得活得太累，把主權交給神就好了。」張伯笠好久沒有讀書了，雖然不信耶穌，但有書讀總是好的，況且每天喝大姐的雞湯，也不好意思不給她讀。

沒想到，讀著讀著就放不下了。每天張伯笠都點著油燈讀。當讀到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時，他已淚流滿面。那時，他就想到也許有一天自己會被捕，會被押赴刑場槍殺，同樣會有許多中國人麻木而又快樂地看著他，英雄也會覺得人生毫無意義。然而，耶穌臨死時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是什麼樣的力量、胸襟和信仰，讓耶穌說出了這句石破天驚的話來呢？

從激情澎湃的學生領袖到謙卑虛己的基督徒，從才思敏捷的作家到忠心服侍的牧師，從塵土一樣卑賤的逃亡者到被上帝重用的僕人，張伯笠的人生終於步入了「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

打破圍城：從出中國到入中國

 出中國的路比出埃及更長。回中國呢？

出走，會以回歸為結局嗎？同樣也是「六四」屠殺之後亡命天涯的作家蘇曉康，在離開中國十四年之後，因任中共黨內文宣系統高官的父親去世才被允許回國奔喪。當蘇曉康與因車禍身體殘障的妻子傅莉飛抵北京首都機場的時候，有人來把輪椅上的傅莉推到一旁等候，而他則被領進一間會客室。三個自稱北京市公安局的人，向其宣佈所謂的「三不」政策：不見媒體、不發表言論、不接觸敏感人物，然後才放行。對此，蘇曉康感慨說：「這也是一種屈辱；我是回來奔喪的，哪有那三種心情？」這個警察國家早已不是他疼愛的祖國，他在簽證到期之日按時離去，不再有鄉愁，也無須揮手告別。

而張伯笠的遭遇也顯示出這個國家的警察系統是唯一還有效率的機構：已經歸化為美國公民的張伯笠，以美國護照獲得了中國外交部的合法簽證，回國探望父母。年逾八旬的父母和家人在長春機場苦苦等候，哪知他在廣州機場入境的時候就被國保警察扣留，然後宣布拒絕入境。張伯笠問：「我的護照上不是有你們外交部的合法簽證嗎？」警察說：「那是外交部，我們是公安部。」張伯笠又問：「外交部和公安部不都歸國務院管嗎？你們何以政出多門？」警察遂無言以對。二十多年以後，張伯笠依然是一個令他們感到害怕的人，他們為什麼要害怕這個一直微笑著的傳道人呢？

這個面積位居世界第三的大國，堪稱一座固若金湯的圍城。那兩張「不允許出境」和「不允許入境」的黑名單越來越長了。這個國家，什麼時候變成了殘忍的老大哥們的私家莊園，既不允許某些人出去，又不允許某些人進來？對於身為傳道人的張伯笠來說，「一個人的自由」不是終極的自由，牧養一個位於大華府地區的華人教會也不是上帝給他唯一的使命。

我想，有一天，張伯笠會將他的回憶錄寫成三部曲，而《逃離中國》只是其中的第一部——第二部是他在美國二十多年裡的掙扎、奮起、重建家庭、創建教會、廣傳福音、被主所用的經歷，而第三部將是他未來返回自由中國，在那片等待收割的禾場上揮汗如雨地收割的經歷。三部曲環環相扣，昔日的眼淚都是為了明天的歡笑，昔日的苦難都是為了明天的豐收。

在上帝的計畫中，張伯笠九死一生之「出中國」，最終是為了帶著種子「回中國」：有一天，在獨裁者曾經耀武揚威的天安門廣場上，在張伯笠曾經為了民主理想而險些付出生命代價的天安門廣場上，他將舉行一場場的啟迪人心的佈道會，讓無數的同胞歡呼雀躍地接受那從天而降的甘霖。（註：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