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不可能是完美的，專制社會黑暗，民主社會也有缺陷，不僅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也需要烏鴉般的知識分子，予以徹底揭露批判。

●美國一部諷刺W 布希總統的電影《小布希傳》。
演員喬治布洛林將布希演得活靈活現，大受歡迎。

在一個社會裡，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越強烈，表示該社會的自由度越高。同樣，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越微弱，表示該社會的自由度越低。媒體亦然，專制社會的媒體需服從權力；自由社會的媒體可以監督權力。專制社會，不允許知識分子擁有獨立的人格，不允許媒體自由發言。因為專制社會是以謊言為基礎，任何一種講事實都將動搖其根基，防止人民說真話就成了專制社會一項重要任務。

專制統治者將知識分子看作是附在皮上的毛（毛澤東公開這樣說過），就是將知識分子當作統治機構的馴服的工具。而生存權利受控於專制統治者就使得知識分子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統治者的傳聲筒。當然在這種社會裡，知識分子大多是被迫的，非自願的。媒體則淪為專制政府的御用的宣傳工具。

自由社會知識分子也會變節

然而遺憾的是知識分子以及媒體淪為政府工具的現象不僅僅存在於專制社會，在自由社會裡也會出現這種工具現象，由於人的權力慾望使得一部分人自覺成為權力的奴才，忘記了知識分子必須與獨立人格相結合才成為名副其實的知識分子這一道理。一味地向統治者搖尾巴、獻媚。企圖從權力之餐中分得一杯羹。這種現象基本上出於非被迫，而是出於自願。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另外一種悲劇。

　　自由民主社會與專制獨裁社會同樣存在一個問題：生存。在專制獨裁社會裡，國家控制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知識分子不得不為五斗米而折腰。在自由民主社會裡，國家雖無法控制每一個人的生存權利，然而，每一個企業、每一個部門、每一個機構都有獨裁者，威脅著人們的生存，只是有法律的限制，使其強度弱於專制獨裁社會，因此自由民主社會裡的知識分子也面臨生存的問題。

但是，自由民主社會的知識分子在生存方面大大優於專制社會，這就為知識分子的維持獨立性提供了相對的保證。一般來說，自由民主社會相對於專制社會，人們說真話無需太多的勇氣；說謊倒要付出代價。這為媒體堅持新聞原則提供了重要條件。

總之，自由民主社會還是為知識分子保持獨立性以及媒體堅持新聞原則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即使如此，在自由民主社會，知識分子以及媒體的變節也是屢見不鮮。然而這類知識分子的變質同樣會給社會帶來不良的影響，有時影響更惡劣。因為自由民主社會下的知識分子變質更具欺騙性。就像美國某些媒體為了宣傳政府的政策，將依然處於困境，明明到處出現恐怖亂象的伊拉克描繪成已經基本恢復正常。這種為政府政策而撒謊是媒體的恥辱，也是不可饒恕的行為。

有人格的獨立才能制衡權力

現在，人們對專制社會的批判勇氣不小，但是對民主社會的批評卻出現不正常的現象，那就是有人不願意聽到批評民主社會的聲音。有的知識分子在金錢的誘惑之下，充當某一政黨的工具，吹鼓手。這種問題在民主社會也是存在的。總之，只要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的制約，各種腐敗就會出現，這裡包括媒體的墮落和知識分子的沉淪。知識分子的精神就是批判權力的精神，挑戰權威的精神，善於標新立異的精神。

筆者認為那種對獨裁專制社會中的知識分子非獨立性格予以激烈抨擊的同時，卻故意忽略或另眼看待自由民主社會中知識分子自願獻出獨立性的態度是錯誤的。民主制度也會出現獨裁政治，通過合法的民主程序上台的希特勒就是一個明證。也就是說民主制度本身在特定的條件下，會異化成破壞民主制度的力量。對於這種弱點目前還沒有找到更有效的方法，因此，知識分子更應該成為一切權力的批判力量，應該成為權力的制衡力量，應該成為三權之外的另一種勢力。但在成為這種勢力之前，知識分子首先要做到人格的獨立、思想的獨立、行動的獨立。

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國在北越南的東京灣製造了一場事件（Gulf of Tonkin Incident），並以此為藉口對北越實施空中打擊。後來被紐約時報記者Neil Sheehan揭露這一事件的主導者正是美國本身。舉出這個例子就是說民主制度之下還是有做壞事的空間，不是民主化了一切都平安無事了，民主主義制度還有待完善，修正。那種對民主制度採取百分之百美化的做法是完全不足取的。知識分子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面對權力必須有免疫力，把揭露權力背後的陰暗面作為知識分子的首要任務，這樣才會使政府面對更多的監督者。

不受監督的政府其行為一定有黑暗面，接受監督的政府行為也還會出現黑暗面。同時，任何權力總是想擺脫監督督，總是想反制監督。因此，知識分子必須成為批判權力的社會核心力量。媒體應該成為批判權力的另一個生力軍，而不是在權力指導下的傳聲筒。

民主社會有缺陷需要揭露批判

既然言論自由是人類的普世價值之一，為甚麼有人一聽到批判民主主義社會存在的問題就會不高興？對於專制社會的批判是再簡單也不過的，因為專制社會本身明顯存在種種不理性、種種非人性的東西。然而自由民主主義社會，存在著一部分形式化的民主現象，有些問題是隱藏在理性的名義背後，比較難以揭露。一個社會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專制社會是黑暗的，民主社會也有缺陷，只要有瑕疵，就要予以徹底的揭露，批判。這樣才會使民主主義社會更趨於完善。

但是，胡平先生在「也談英國騷亂──在英國發生的騷亂和在中國發生的群體事件根本不是同一性質」的評論中說「在自由民主的國家裡，騷亂就是騷亂，因此其責任在騷亂者。在專制國家裡，騷亂就很可能不是騷亂，而是合法的和平的抗議遭受非法鎮壓而激起的反彈，因此責任首先在政府在制度。」將民主社會發生的騷亂的責任不分青紅皂白就歸於騷亂者的論點是偏頗而不合理的，這難逃為權力當化妝師之嫌。

作為知識分子，無論在甚麼樣的條件、環境下都不應該趨炎附勢，不應該和權力結合。到去年三月十五日薄熙來下台之前，為重慶「唱紅打黑」當吹鼓手的一些知識界名流竭盡全力為薄熙來炮制理論。然而，薄熙來踐踏法律之事在他下台之前，那些名流不但無指責之聲，而是讚美聲不斷，將「唱紅打黑」當作了社會主義的新版本，企圖將重慶的唱紅打黑昇華為中國發展的模式。這種將知識與權力相結合的做法，完全是那些知識界名流出賣作為知識分子獨立性與良知的結果。知識分子與權力相結合過程，就是喪失獨立性的過程，出賣良知的過程，更是出賣知識價值的過程。

也許有人說民主主義社會是主權在民，人民自己統治自己的社會，其實，這也是一種理想，不是說通過選舉就可以達到人民統治自己的目標。這個統治過程是十分複雜的，要實現這一目標還需不斷的努力，所以需要由真正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起作用。也就是說民主社會不僅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也需要烏鴉般的知識分子。只有在這兩者共同推動下，民主社會才能更加進步，政治才能日益清廉，政治人物才會謙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