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的不義行為，在日本當局不敢、專家們不願的環境下，有麻生這樣的赤誠者，為中國血肉連筋的難兄難弟出聲，為兩國草根間的疏通活絡奔走，他的伊妹兒地址就是日語的「義兄弟」。

●日本作家麻生晴一郎，關注中國草根的公民
社會活動。去年11 月在北京機場被拒絕入
境。今年4 月在深圳羅湖再次被拒絕入境。

四月四日下午兩點半，麻生晴一郎兄（簡稱麻生）由香港入深圳海關，雙手遞上日本護照，「呸」，檢測器自動發出刺耳的聲音——「難道俺上了傳說中的黑名單嗎」？麻生百思不得其解。此行是麻生繼去年SB（十八）大前到達北京被強制送回日本之後第二次被拒入境。

「我想他們忙於關門開會，等他們開完會，門就打開了」。年末在東京某小咖啡店，麻生還憨厚地「嘿嘿」笑著。

看到麻生那張無辜而赤誠的臉，俺仍不願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貴國，何況麻生只是個日本寫作個體戶浪人，良心大大的好，白酒大碗碗地乾，扣「境外反動勢力」的帽子嘛，別逗啦，除非是SB大抽羊角瘋發癲了。俺也跟著「嘿嘿」癩蛤蟆胡亂高興了幾下。

這次，請貴國給一個透明的說法。

再拒入境：中國人的「義兄弟」

二○一○年六月梅雨的那天。麻生和河內老律師扛著幾箱《共和國憲法》資料和大橫幅從東京趕來。在亮堂堂的大阪律師會館舉辦一場「與中國人權律師共思考」演講會。俺接到淳子女史的電話，下了課呼朋喚友趕了場。以為肯定有不少日本人參加。偌大的會議室，其實就俺共四聽眾。麻生從布兜裡掏出小鬧鐘，滴答滴答中詳細報告了維權律師的艱難處境和他們熱誠參與的工作。完畢，雨愈發濃。俺實在不忍心他們又將資料搬回東京，一咬牙，死命地將紙箱扛回家，結果，扭傷老腰。

麻生為東京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東大在日本人心中的位置，高不可攀。他的同窗，要不做了教授，要不做了官僚。麻生卻鬍子拉碴樂呵呵地在中國大地風塵僕僕，身無盤纏，心憂天下，身體也不健，是醫生的常客。

十幾年前，麻生在黑龍江一鄉村農貿市場遇一個賣塑膠拖鞋的小販，「他的夢想在家鄉建一座星級賓館，一雙拖鞋才賣兩塊錢，要賣多少雙才能建成呢？我怎麼也想不通。但我覺得中國人很有意思，好玩，他有夢，敢於冒險。我們日本人不會這樣，日本人從生下來就中規中矩地框定在既有的等級秩序和應有的本分裡。」就這樣，從中國底層農民、下崗工人、上訪者到牢裡牢外尚未繳槍投降的藝術家，作家，NGO組織的成員，維權律師，公民社會建設的參與者都成了麻生血肉連筋的難兄難弟，他的伊妹兒地址就是日語發音的「義兄弟」。

日本當局沒膽對中國說「不」

去年九一五反日遊行上升為暴力行為之後，日本國民對中國「親近好感度」降到一九七二年建交以來最低，知識界要不親中，要不嫌中，非左即右，非黑即白，對立模式。

作家陳希我在《你我之間這缸劣質的酒啊！——給村上春樹的一封信》中說「我也希望能用自我清醒、自我批判，聯絡起文化交流的動脈。」但老實說，「對民主制度下的日本知識份子，我也是很懷疑的。還記得二十三年前中國那場舉世震驚的國殤，當時我在日本，日本政府並沒有對中國伸出救援之手。至於日本的知識人，對中國人的苦難又有多少發聲？大江健三郎貌似發聲了，但發的是什麼聲？」

這是近年中國自由派知識人對日本最多的另類「怨氣」。日本侵華戰爭掐斷了中國萌芽的民族工業和民主化的進程，「六四」之後，全世界都在譴責獨裁政府開槍殺人時，日本再一次暗度陳倉，率先獻媚，搬動天皇大駕訪華，給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放生。二○○九年劉曉波被判十一年重刑時，十五個國家的外交人員在法院門口表示抗議——唯獨日本缺席。

於是，世界任何國家對中國的不義和反人道行為可以說「不」，就你日本不許。因為日本從來沒膽子說「不」，也就永遠不許說。說了就發動P民狠狠地砸爛你——柿子挑軟的捏。

其實，日本民間也存在另類「怨氣」——一位為中日民間交流鞠躬盡瘁的日本老人對中國自由派知識人有過疑惑：「中日邦交那麼多公報協定不算數嗎？你們說日本清算歷史不徹底，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以後鎮壓反革命，大躍進餓死人，反右鬥爭、四清、文革、六四，你們自己的歷史究竟又清算了多少呢？」「民主憲政、言論自由和結社集會的空間都受到極大的限制，你們的歷史研究，提出的資料如何令人信服呢？」

中日兩國種種「民怨」的暗流之中存在更加滯重的東西——公正自由的對話平臺。準確地說，中國民眾的「怨氣」更多的來自密封的高壓鍋裡「滾水煮青蛙」。

一位年輕的教師說：「日本對華ODA—日元貸款、無償援助和技術合作，其實並沒有落實到中國老百姓的口袋裡。修路建橋，只肥了貪官的腰包，反恐技術的提供，反而幫了天朝維穩，來對付我們。」也就是說，日本在普世價值的道義和大義上的扭捏作態，在中國一次次憲政民主轉型的大節關頭缺席，使得日本國際政治促狹，囿於織錦滾邊的四疊半榻榻米內。歷史的裹挾和慣性？抑或天性的自我沉默？

麻生們超越左右，道義同行

然而，幸虧還有，也僅有寥寥的麻生們候鳥般在「越界」。在努力改良民間土壤的基礎上，緩解中日之間的「怨氣」，為兩國草根間血脈的呼吸和疏通活絡，他們，在行行重行行啊。

底層農村、愛滋病村，地震災區，麻生——都在場。他不斷撰文向日本社會報告來自中國民間正在萌芽的公民意識和維權運動。

日本左翼—熱臉貼在冷屁股上，統戰的對象；日本右翼—恨不得築一道海上長城，與烏糟糟的鄰國一刀兩斷；左右這對天敵在平衡日本言論生態空間上互為依附生存。日本中翼——絕大多數日本國民被PM2.5污濁的空氣、毒餃子、地溝油、智慧財產權的侵害等等嚇得青紅紫白，一愣一愣的了。他們幾乎是「白雪公主」，中國政治權力的殘酷險惡，中國生活的每個環節殺機四伏，中國人的苟且偷生的能力和技術——誰見過這賴皮架勢呢？哪國人性社會生長的人又不是「白雪公主」呢？

因此，麻生關於中國的報導尤為可貴。在日本左中右之外，他持續地發出另一種聲音——為像一個人樣的體面地生，有尊嚴地死——中國民眾野草般一茬一茬兒地在蹦躂——地火在運行，公民意識新的生命力在萌芽。「我正因為對中國有貼心貼肺的情感，才對中國問題持有批評的眼光，這才是真正的中日友好」。

他的友好，就是他在東京的不大的巢和鍋，成了他川流不息的義兄弟們的地窩。日本冠以「中日友好協會」，「友好人士」多如牛毛。日本人狹小潔癖的自宅空間稀有讓「外人」窺視的，更何況留宿共食。所謂的「草根交流」在富麗堂皇的水晶燈下，用的是七拐八彎的敬語，那敬語的燈芯，就是「外人」彬彬有禮中的分寸，節制，距離。

戰後日本，眾多的知識人和市民對中國人深感戰爭的負疚，對中國人權災難，以為自己不具發言之「格」，亦怕被貼上「干涉中國內政」的標籤，加之對「文明大國」漢字文化和歷史的憧憬與幻覺，以及日本人 以「沉默是金」為美德，大多數人無意識地遵守日光東照宮「三猿」規則：「不聞、不看、不說」，極少對中國出格問題提出抗議。

二○一一年「茉莉花革命」時，麻生相識和不相識的義兄弟一個接一個被失蹤，迫使麻生和朋友們不得不站出來。「我們對中國人權和言論自由問題深表憂慮，到了我們日本民眾發出聲音的時候了」，他發起了日本公民請願的簽名徵集，督促日本政府對中國展開積極人權外交，促使中國迅速釋放唐吉田、滕彪、冉雲飛、劉曉波等獄中朋友。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確保自由與人權，是中國公民與我們日本公民攜手共創和平與共生的亞洲的大前提」。

中國問題專家的冷漠和吝嗇

那次「自立的市民」自願支持和請願呼籲，雖然需要實名加上蓋章簽字，傳真勞神費力的手續，唯色、希我、茵姐、真姐、洪森、茉莉、天琪、詠梅等多位海內外朋友在短短幾日內使勁地給了一把力。這是中日關係史上鮮有的一次中日市民道義的聯手。由於日本發生前所未有的三一一大災，直到六月簽名才遞交至外務省。這次簽名主要來自日本普通市民，難得地包括了日本左右兩翼的超越。

是年炎夏，俺在河南聽到冉雲飛獲釋的消息，一把老鼻涕抹在真姐的臉上——或許與日本的麻生們並無任何直接的關係，但，俺們無論如何應該銘念這些異國兄弟們的努力啊。

俺的記憶中，「作為鄰國作家，實在無法坐視」起而行對「中國內政」發出異聲的，似只有一九六七年川端康成、安部公房、三島由紀夫等四名作家聯名發表《關於對中國文革的聲明》，抗議政治權力鬥爭的文革對學問藝術的自律自主的侵犯。

四十多年過去了，今天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似乎更加睜眼做俯臥撐，閉嘴躲貓貓。光怪陸離應接不暇的中國問題置入「客觀的學術框架」的冰箱裡，保持冷靜的距離來考古考究，其中既有風險的考量，利益的權衡，還有在憧憬中國的「革命史」理想的歷史，也多次身中流彈，傷痕累累。

那些「進步知識人、言論人」更願意就那塊無人島發表不痛不癢的聲明文，現成的自由民主制保證了他們在日本抗議的安全，哄取國內民眾，又不得罪中國政府，還取悅了中國知識階層。而對同樣因六篇文章坐牢的大活人，一個字，一句話，他們都是吝嗇的守財奴。因而在「名譽教授，共同研究，專案合作」中分得了一杯殘羹冷炙。二○一○年那位口吃的朋友獲獎時，俺正撞上一「進步知識人」，將印有密密麻麻名譽教授頭銜的三折疊名片遞給俺時，那面具的表情後隱藏著頂天的得意：「LXB現象，嗯，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感謝和中國兄弟共疼痛的朋友

魯迅曾在《燈下漫筆》中說：「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謝謝麻生，謝謝所有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同仁，還捨得割下自己的半斤八兩來與你們中國的義兄弟們共疼痛的志士，直接間接參與並推動中國憲政民主，公民力量成長的同行者，借此文紀念兩位陸續辭世的日本朋友：記者清水美和——病重之際趕來參加中國問題討論，為未來中國的走向焦心痛心揪心以至暈倒在地的，護士安島鬱子——她們由眼科大夫和護士組成的醫療隊，十三年來每年利用日本正月為印度北部流亡藏人義務做白內障手術。感謝並懷念你們！

二○一三年四月五日匆匆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