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早就將強調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正確譯成強調合二而一的儀統法，毛澤東的「一分而二」便無法駁倒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從而無法為毛氏階級鬥爭理論火上澆油。

●日本知識界最早向中國人傳播馬克思主義。早稻田大學一景。

本人治學多年，向覺「辯證法」、「極權主義」、「自由主義」、「企業家」、「企業家素質」五大常用名詞譯得不對，貽害無窮，因此毅然於己《馬學本無真：勞動價值說起步就錯了》書中，對它們採用自己首創的新譯。科學概念推陳出新，絕對不是生造辭彙，不能以中學語文教師教導學生的「使用術語必須遵守約定俗成原則」的信條，來看待這個問題。「聚乙烯醯胺」、「磷酸二酯酶」是生造辭彙麼？新的辭彙、新的術語只要不是出於無據，就不是生造，何況譯錯已是嚴重違反約定俗成原則——西人的約定俗成原則——在先。新譯及其理由如下。

錯譯辯證法，源於日本學者

Dialectics的正確中譯，應是「儀統宇觀」，而非「辯證法則」。「儀」必成雙，可以暗示「對立雙方」——鄭易里、曹成修主編《英華大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給出Dialectics釋義為「Dialectics studies how opposites can become identical」〔辯證法欲研究對立雙方如何變為統一整體〕。該詞的詞根應是Dial——鐘面，而非Dialogue——對話。Dial乃指古時之日晷儀Sundial，今時之撥號盤Phone dial。作者認為，遠古之時，日晷儀應為一根投射柱直立於圓心，若干根示度柱均布於圓周的「立體晷」（聯想英國巨石陣），而非近古之時的一根投射柱直立於圓心，若干簇刻度槽均布於圓周的「平面晷」（請看本文後附圖）。中柱與邊柱兩相呼應，方可表示時間。雖為呼應，卻為啞呼：既沒聲辯，也沒言證；亦不需要花費眼神辨別求證。中譯應當來自日譯，雙雙鑄成大錯——商務印書館《現代漢語外來詞詞典》收錄的很大一部分為日文借詞。B欄之下列出二十六個漢語日語借詞：霸權、白旗、白熱、白夜、版畫、半徑、半旗、飽和、保險、保障、悲觀、悲劇、背景、必要、變壓器、辯護士、辯證法、標本、標高、標語、表決、表像、波長、博士、不動產、不景氣。由此可見，今後應該撥亂反正，換稱「儀統宇觀」（簡稱「儀統法」），《儀統宇觀雜談》、「儀統唯物主義」、「儀統地看問題」，等等。

此錯並非馬學原錯，而為馬派哲學日本傳人原錯。馬恩二氏並不承認兩人所創學說包含虛悟哲學——一八五九年前後，他們就已全心全意轉而信奉實證科學。馬學包含哲學部門一說，乃為俄國普列漢諾夫、烏里揚諾夫（列寧）二氏後來所行強加。何況，馬恩二氏只是使用而非發明黑格爾儀統法——他倆曾在哪本自撰著作之中教學式解釋過儀統法？馬恩二氏既不承認馬學有一哲學部門，當然也就不會承認黑格爾儀統法源出他們自創話語。至於馬恩二氏所持的類哲學物史論，則為出自費爾巴哈，此為公論。然而，費氏曾經如何闡述生產能力變化推動生產關係變化，生產關係變化推動經濟基礎變化，經濟基礎變化推動上層建築變化，上層建築變化反推生產能力變化，於我所看書中，皆為語焉不詳，由此本人至今不曉馬恩二氏具體如何繼承發揚費氏學說，從而心生疑惑：蘇中兩黨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編譯機構，甚或德國學界有關方面，曾經有意無意遮暗費氏光芒？

極權主義、思辯哲學皆不準確

Totalitarianism的詞根Total，其意乃為「全體」，譯成「極權主義」，不涉「全體」，不妥，應當改譯成為「國家盡噬個人主義」，簡稱「國噬主義」，「盡」即為「全體」。

同理，Liberalism的詞根Liberate，其意乃為「解放」，譯成「自由主義」（由來已久），不見了「解放」，亦為不妥，現當改譯成為「解放被噬個人主義」，簡稱「解噬主義」。

Entrepreneur源自法語，舊譯「企業家」，不能令人聯想起來「高明的交換可以帶來可觀的利潤」。作者將之改成「司商家」；如棄白話文取文言文，則可稱「典商家」。

同理，Entrepreneurship，舊譯「企業家素質」，現當改譯成為「司商素質」，省略「家」字可也。在古代漢語看來，「商」字既然內有八口，就是表示平等協商。所以司商素質之要，就是拒絕依仗威權賺你錢沒商量。司商力可以理解為經營力，但此處的經營者就是所有者，至少是股份——哪怕是乾股——持有者。

附帶說明，本人認為，和「實證科學」恰成對比的，是「虛悟哲學」而非「思辨哲學」，後者乃為詞不達意，實證科學還缺思辨嗎？為什麼科學是實證，哲學是虛悟？本人引用一則流傳甚廣的笑話來作回答：

一日，某大學校長批判該校物理系主任：「你們預算這麼多錢買實驗設備，太破費了！你看數學系的預算，只需要買紙張、尺子、鉛筆、膠擦就夠了。」物理系主任反詰道：「您為什麼不舉哲學系的例子呢？他們連紙張、尺子、鉛筆、膠擦都不需要啊！」

由此可以得出一個操作性分類用定義：虛悟哲學僅僅使用大腦從事研究，實證科學於此之上追加「有著可得公認檢驗程式的實驗」從事研究。順便指出，本人極為同意嚴家祺先生的觀點「正像數學不屬於自然科學一樣，哲學不屬於社會科學。」因此，「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本是一偽命題，「有著公認檢驗程式的實證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方是一真命題。胡福明教授，在下意見與您相左，但是在下絕非毛左。

應以國際音標取代漢語拼音

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輯劉誠先生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寫給本人一封電郵，信中誠懇說道：

尊敬的徐澤榮博士，我在逐字逐句閱讀您的《馬學知行原錯》時，對以下段落尤為讚賞：鑒於細節可以決定成敗，本書還將告訴讀者，以前將: Liberalism譯成自由主義，Totalitarianism譯成極權主義，Dialectics譯成辯證法，Entrepreneur譯成企業家等不對，是為百年誤譯；將交換價值誤稱為價值；將虛悟哲學誤稱為思辨哲學等不對，是為百年誤稱。我特地去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實地看了日晷，驗證了dial是日晷的字根！「辯證法則」應當翻作「儀統宇觀」！在漢語界只有您，找到了迷霧中的路徑！

按圖索驥，我聯想到學生時代閱讀過中國的外來譯詞，大部分是從日本國假道而傳來的，系由清末國門洞開後臨近滿清的日本傳來現代化西方辭彙。以上您說的誤譯是否和日本人的初始化草率翻譯有關係？我找到了四川人民出版社《西學的仲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一書，裡面詳細講述了當年日本文化的舶來歷程⋯⋯還記得日本人的英語學習是薄弱的，要不然國人的「新東方」英語培訓學校也不會把店開到日本。是否能從日本語言的特點分析日本人學習歐洲語言的薄弱之處⋯⋯這麼說來這個話題就越談越大了⋯⋯但還是覺著有那麼點關聯。請徐博士指教一下。

本人以往在牛津大學求學、訪問時，也曾發覺日本同學、同事說起英語，一般來說都是結結巴巴。據說日本學校教授外語，不用國際音標而用日語音標來為單詞注音。這當然會對他們理解、翻譯外文尤其是英文，造成先天性、隱蔽性的障礙。語言學家理應好好研究一下這個現象，本人自覺功力不足。順便說說，近年國中也有一個學派大力提倡廢棄使用國際音標學習外語尤其是英語。對此，本人卻持相反意見：應當廢棄中文拼音轉取國際音標，來作學生學習標準漢語、各地方言、本族語言如藏語等、外語尤其是英語，以及地名外文標示的通用工具。如此畢其功於一役，可以極大地方便小學生、外國人，事半而功倍——一套音標就可成為一個人學多種話的工具。以此性價比照觀之，國際音標字母多乎哉？不多也！周光召創中文拼音可以退而用作漢語電腦軟體操作程式語言。

一分為二代替合二而一國難臨頭

中共黨史載曰，蔡和森到法國後，一度廢寢忘食，「猛看猛譯」馬恩著作。似乎明治維新運動在日掀起「脫亞入歐」思潮之後，日人也曾舉國經歷如此二猛階段，自然免卻不了「生翻硬譯」。不過我們也得反躬自問：為何我國英語教學大師許國璋、俞大絪、張道真、徐燕謀等，海歸留德學者蔡元培、陳翰笙、馬君武、章伯鈞等，以及蘇共中央外文書籍出版社、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沒有及早發現這個問題，提出這個疑問？翻譯界數萬人，以前為何沒出現長於譯名考證的「類陳寅恪」？

可見，事實上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 + 明治維新猛看猛譯」二者，曾為中國破天荒地帶來馬列主義。本人研習馬克思《資本論》時，就曾借助日人河上肇所著輔導書不少，他寫得不比郭大力、于光遠、蘇星、徐禾四人差，且在很多方面勝於他們四人。西學東漸本是好事，日舛西漸卻是壞事。如果一早就將Dialectics正確譯成儀統宇觀，毛澤東的「一分而二」便會無法駁倒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從而無法為毛氏繼承馬學衣缽的階級仇恨 + 階級鬥爭理論火上澆油。

賴此，本人相信，會有許多許多的人少受折磨，甚或死裡逃生。不妨推論，日人錯譯「辯證法」之危害中華（軟刀子）程度，大於日軍南京大屠殺（硬刀子）。相反，由於不將馬派哲學尊為立國原旨，日人本身卻無深受其害。於此，天可憐見，「一言（三字）可以傷邦」一語成讖！蘆笛先生曾著《「辯證法」是最強大的「致愚教」》，實與本人英雄所見略同。

始於一九七○年代末期鄧小平推動的改革開放，雖然實踐取得偉大成功——方針援引列寧新經濟政策、西方經濟學原理，但是理論缺乏哲學突破，兼且不合馬氏勞動價值學說。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實事求是地將強調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改譯成強調合二而一的儀統法，必將成為這一偉大的哲學突破的天賜抓手。

一損俱損，一改俱改：習近平總書記如欲帶領人民實現當代中國春秋大夢，在政治經濟學上，朝野雙方還得實是求是地將勞動價值學說改換成效用價值學說，拋棄馬學同時迎立新學，不過此為後話，在此不贅。

讀者若有興趣，可讀本人新著《馬學本無真：勞動價值說起步就錯了》。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於洛杉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