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人口比率只有三成五，因為二億農民工沒有城市戶口，城市化首先要解決他們的住房問題，還有實行土地的私有化，否則就是偽城市化。

●中國計劃以40 萬億元推動農村城
鎮化。關鍵是要解決農民進城的居
住問題。武漢大學學生宿舍一景。

中共十八大後，以城鎮化來推進經濟改革，但高層至今未達共識，「城鎮化總規劃方案」出台尚無時間表，以往的「城鎮化」已失敗。五月十二日，吳敬璉在中國改革座談會上說，當前對於解決中國經濟社會問題有兩種看法，一是繼續推動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改革，另一種是主張強化政府力量，動用海量投資保持高速增長，並解決各種問題，後一種被稱為「中國模式」，但「這是一條死路、絕路」。

農民養老危機五年將集中爆發

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二○一一年農民工調查監測被告》，農民工總量達二萬五千二百七十八萬人，其中五十歲以上占百分之十四點三，突破三千六百萬。從各社會群體看，最需要養老及其他保障的就是農民工群體。截止二○一二年九月，在二點五億農民工中參加養老、醫療、失業、工傷保險的比重分別為百分之十七點八、十九點七、十點四和二十八。

有「農民工維權律師」之稱的重慶律師周立太表示，第一代農民工現老了，已逐漸喪失勞動能力，卻處於「沒人要，沒人管」的困境。周表示，農民工維權艱難，他與同行代理的農民工維權案，多年來均得不到法院受理。有人認為，這不僅僅是法律問題，在中國還是個政治難題，若這個矛盾都由法院受理，法院無法承受這個壓力。

各地農民工喪失勞力回鄉後，平均每人每月八十元的新農保收入並不能維持生活，絕大部分還得靠（獨生）子女瞻養。農民的養老模式已從傳統的「養兒防老」到「以兒養老」轉變。有識之士認為，五年內第一代農民工的養老危機將集中爆發，將影響社會的穩定。

先土地私有化後城市化

憲法規定的土地國有制，是中共建政六十年多來一系列社會問題的基本根源，產生社會諸多危機；也導致各級政府與民爭利。歷史上各國的城市化的經驗值得借鑒。

土地私有制加法治，是各國城市化成功之路。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二○○六年曾專程到美國和加拿大考察，從徵地到規劃到物業稅逐一考察後指出：「討論土地制度的改革，到國外去，到發展中國家，到發達國家去看，私有制是一個基本現象，基本都是私有的，但私有了就不需要用途管制了嗎？同樣需要。

土地權益人的權益和政府對土地用途的管制，這兩種權益的平衡，就是私權和公權之間的平衡，它又需要一個非常重要條件，就是規劃必須科學、合理、公平、透明的。一道紅線規劃，這兒土地不許用於建築，只能農作。農地賣一千遍，規劃不改，還是農地。

我到美國西雅圖的一個縣具體看他規劃形成和規劃的分批過程。最好的地，如果作為農地來賣，五千美元一英畝（約六畝地），若為建設用地，底價二十萬美元，相差四十倍，當地政府請各方面專家制定一個初始規劃，放在縣議會大廳，公布兩個月以上，任何人都可以提意見。最後由議會投票決定」。

陳還認為：「如果（中國）老是以超低價格向工業企業供地，那我們培育不出好企業來。企業第一拼命壓低地價，第二拼命要土地的規模越大越好。將來城市發展了，過去的開發區慢慢變成市區，要調整規劃，你想把地再拿回來，這個代價就不得了。因此，超低價格的工業用地，對於工業的轉型非常不利，培育不出具有世界一流競爭性企業」。

經濟學家吳敬璉近日認為，在徵地中農民損失了三十萬億元人民幣。

陳錫文與我同齡並有相似經歷，一九六八年從上海下鄉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務農，一九七八年從黑龍江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一九八二年畢業後先後在中國社科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國務院研究中心工作。自一九八○年代以來，參與起草了大部份農業和農村政策的中央文件。十年的知青和三十年的農業研究經歷，成了中共的「三農」及土地問題的高層智庫成員，但本人卻成了被中共入獄三年、至今軟禁七年的對象。

二億三千萬農民工的住房問題

中共高層至今對實行小城鎮化還是大城市（群）化舉棋不定並爭論不休。據國務院去年底的數據，城鎮的人口是七億一千一百八十萬，占全國總人口百分之五十二點六，約有三分之一沒城鎮戶口。真實的城鎮化率是百分之三十五，有戶口的不到四億八千萬。

二○一一年，全國進城農民工中有百分之五十二住用人單位提供的住所，包括工地上工棚等，其實就是一個床位，安不了家。有百分之四十七租住在城中村、郊區、城鄉接合部的低階房。在城鎮擁有自住房的只有百分之零點七。農民工繳納住房公積金不到百分之三，進城農民的住房既是個天大問題，又是個衝擊體制的爆炸性問題。

我在上海每天清晨五到六時出門遛狗，在蘇州河邊的綠道上，一公里路就可見到上百對三十五到六十歲的外地人，在光天化日下擁抱、接吻⋯⋯

他們是夫妻？不見得。農民夫妻有的一人打工，一人留守；有的外出打工夫妻卻不在同一城市，即便是同一城市又不在同相近區域，大量工棚與集體宿舍又不適合安居。現上海從賓館到大街小巷的私人旅館都有鐘點房，兩小時三十到六十元不等。官方的研究被告評估，全國約有一千二百萬性工作者，城鄉處處是紅燈區，大街小巷中臨時夫妻比比皆是。

比如廣東的東莞，戶籍人口一百八十多萬，而常住戶口有八百多萬，很多外地打工者、創業者在那裡買房安家。僅虎門鎮已發展到七十萬人常住，經濟繁榮，每年有百分之七十的財政收入上交。有人認為，若中國自然形成十個以上的大城市群，人都將擠到東部沿海，特別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群，中國的發展就不均衡了。對區域來說，肯定不均衡，但對於每個人來說卻是均衡和公平的，這保證了每個人的平等發展機遇。香港的區域面積是上海的十分之一，但安居著七百五十萬人，上海完全有條件安居七千五百萬人。人的均衡發展高於區域的均衡發展，這是中國人權的關鍵之一。

城市化還需要憲政民主保障

從根本保障來說，沒有憲政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有現代質量的城市化，偽城市化必然失敗。城市化的浪潮是中國八億農民真正翻身，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的必由之路。中共堅持城鄉二元化體制已經六十年，農村政策，七變八變，就是沒有憲政保障和實踐憲政的人才。

一八九五年，甲午戰爭後，憲政民主的理念就進入中國。憲政的基本要素有四：一、立憲；二、限制國家權力；三、實施憲法；四、有一大批法律人參政。法律人包括律師、法官、檢察官、執法者、法學研究者、法律教育者、法科學生等。

蘇聯能夠實現現代化、工業化和民主化改革，戈爾巴喬夫居功甚偉，他不是什麼偉大人物，但卻是一位法律系的畢業生。他的出現並非偶然。他就讀的莫斯科大學法律系，有幾十個留學生，其中一位捷克人是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的領袖之一；是《七七憲章》的簽署者，茲德涅克．娒林納日（1930—1997）就是他的好朋友。一九六八年蘇軍坦克攻入布拉克之後，被開除黨籍，後被迫僑居維也納。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總書記後，曾邀茲氏赴莫斯科會面。可見法學是一門促進社會進步的學問。

相比中國，迄今沒有留學海外法科生任中共高層職務，並成為民主運動的領袖。當年留蘇法科生江平回國不久，剛結婚三天就被打成右派，還斷了一條腿，「文革」後才出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因「六四」而被迫辭職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也不會簽署《零八憲章》之類的文件，趙也更不可能僑居海外⋯⋯人們企盼出現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中國不缺戈爾巴喬夫之類的人，但缺產生戈爾巴喬夫的文化與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