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出生一九五四年，上小學前，母親就再三嚴肅叮囑：「家裡大人說的話，絕對不能到外面說！」文革前，母親叮囑升級：「你在外面說話，直直要小心，多少人禍從口出！」最有說服力的是幼稚園密友之父，孤兒出身的新四軍，杭州一家保密大廠二把手，從頭紅到腳的十三級幹部，竟劃「極右」。那會兒，我弄不明白何為右派，只知道都是說話惹的話，後果很嚴重。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裴毅然教授，經歷
毛澤東時代迄今的紅色中國的巨大變遷。

童年開始生活在恐怖之中

「禍從口出」成為童年最濃重的心理陰影，「千萬不要忘記」、「不要亂說亂動」⋯⋯我的「言論自由」從那時起就被剝奪了，開始生活在恐怖之中。反右威力，我從那位「開襠褲朋友」的父親臉上第一次讀到。他被開除黨籍、直降六級，一下子成了不能「亂說亂動」的階級敵人。那副悲哀容貌，至今鮮然在目。

本人少年時代好說好問，話務員的母親十分擔心我惹禍，要我「沉默是金」。憋屈的童年，空氣中飄著不祥。反右對妻子一家也影響深巨。岳丈出身浙東「三五支隊」，接收《東南日報》軍管幹部，曾任浙江省委宣傳部長陳冰（文革後天津市委書記）秘書。鳴放時，講了幾句有關農村窘狀的話，全賴陳冰力保，才劃「中右」，留黨察看兩年，保住黨籍。剛生妻的丈母娘驚嚇之下，縮回奶水。文革時，岳丈被誣「漏網右派」、「假黨員」，以酒澆愁，喝壞身體，不到五十就去世。十六歲參加革命的丈母娘一生未得提拔，退休仍是個「副處」。多虧反右使她家成分不佳，妻才多少理解一點「黑五類」，共產黨的女兒才肯嫁給國民黨的兒子。

文革爆發，加入紅衛兵要填成分。回家問父，父親尷尬至極，轉著彎告知其家庭出身血血紅——城市貧民，本人成分則墨墨黑，上了《公安六條》的國軍少校，標準黑五類——「歷史反革命」。我一下子明白了母親何以再三再四嚴誡，原來底兒在這裡！我與十分嚮往革命的姐姐（杭女中初三生），那個絕望、那個驚恐⋯⋯只要巷口響起抄家鑼鼓，姐弟倆便瑟縮發抖，生怕鑼聲停在自家門口。淪為菜場會計的父親很識相，自踏三輪車請來造反派抄家，那晚破天荒囑我晚點回家。我瘋玩至八點多才回家，一進門，滿地狼藉，母親最珍愛的照片散落一地⋯⋯我頓時明白了「無產階級專政」。鄰居葉阿婆站上洗衣石板，掛牌「逃亡地主婆」。很要好的小學同學也論起階級，「富農」「資本家」「貧農」「革命幹部」⋯⋯

六四的體驗：反右還在延續！

文革結束，上山下鄉八年的我考入黑龍江大學。五十五號文件下達後，去那位「開襠褲朋友」家，其父從箱底翻出陳年稿紙——「極右」發言記錄，省級直屬機關處級以上幹部座談會上的「鳴放」。關鍵性幾句：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中央領導也可能犯錯誤。他一口濃重蘇北腔：「你現在是大學生，能懂了，我什麼地方反黨？中央領導有可能犯錯誤，錯了嗎？」他那一臉悲憤，深澱我心，不禁想到反右很值得研究，但立即自我槍斃——怎麼可以研究黨的錯誤？不敢再向前多想。

一九八○年代，「五○後」競相一江春水向西流，奔歐赴美。上海相聲說有的滬青死也要死在西寶興路（上海殯儀館之一），因為帶個「西」字。

真正覺得必須研究赤潮，源自六四。六四槍響，為中國「徹底」送走馬列主義。研究形成六四開槍的紅式邏輯，我已意識到其間價值。九一年，我入杭州大學攻讀文學碩士，懾於左威，尚不敢正面研赤，但選擇了尚為禁區的人性研究。

六四後，老左派來打隔代新右派。本人執教的浙廣高專，新任黨委書記即反右積極分子，五七年復旦新聞系學生黨員。六四期間，本人在杭州中心廣場發表演講，並在廣場為學生廣播站審稿數日，公安局備案的「露頭分子」。這位書記偷偷摸摸聽我的課（隱坐高個學生身後），下令停我的課，要我「深刻檢查」。我當時就意識到：反右還在延續！從五七至六四，邏輯一脈相承，上一代「右派」遭受的紅色恐怖這次輪到我們這一代品嘗了。

○五年初，本人首次訪學香港，得閱港報港刊，接觸「不同聲音」，才感覺「德不孤」，正式以知識份子為切入點研究赤潮，陸續在港刊發表「不同聲音」，包括對反右派運動的研究與評論。

研究赤潮過程中，我很快發現自己全身浸淫紅色，已難徹洗，不僅詞語一片紅，連思維邏輯都血血紅。每走一步、每深入一寸，都會自警「這不符合黨的要求」、「那是不是太反動」、「阿拉會捉進去？」⋯⋯反右滲入的深深恐怖、自幼輸入的紅色說教，成為走向獨立自由必須首先掙脫的縛繩。

當今大陸知識界仍籠罩在「反右後」的暴力陰影中，雖然寬鬆一些，但性質同一：必須為中共守諱，必須回避敏感話題，必須握守言論尺度。維護一黨專政的「相對合理性」，必須替中共各種「失誤」尋找客觀原因。

深遠的影響，艱難的醒悟

反右是中共暴力直接鎮壓士林的起點，英俊沉下僚，老粗管老細，開啟通往文革的意識形態甬道，直接影響我們「五○後」一代。耽誤我們這一代，自然就是耽誤國家的整體發展。紅衛兵一代淪為二十世紀文化程度最低的一代，承受國家大方向嚴重出偏的後果。

最近讀到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頭劉進、宋彬彬的「檢討書」。這些六旬紅老太的檢討，表面真誠，內容空洞，對文革仍「憶往昔崢嶸歲月稠」，無限懷念，拖著一個個意味深長的「但是」。他們至今仍未建立基礎人文理念，對人性人權等普世價值十分隔膜，尤其對「生命第一」十分淡漠。卞仲耘校長死訊公佈時，北師大女附中一個班級的中學生全體鼓掌歡呼！不徹底肅清毛澤東思想、不追究赤色邏輯，「反右」就還未結束，也無法結束。

今天，面對悖論政局——「反腐敗亡黨，不反腐亡國」，而真反腐又必須結束一黨專政，中共又不願意。這麼不死不活地拖著捱著，國人只能眼睜睜等著「大結局」。對「五○後」、「六○後」來說，更可悲的是尚不自知的傷害。直到今天，中國社科院、中國發改委這樣的高層機構，仍未形成容忍「不同聲音」的氛圍，頻頻打斷不同意見者發言。這些「專政論者」認為捍衛真理就必須讓對立者閉嘴。顧准之子高梁（1948—）至今仍是最堅決的擁毛者：「這個國家是他締造的，締造容易嗎？沒有毛澤東的恩德，有中國的今天嗎？」這位名士之後看來已終身難出「左漩」。

上海作協副主席趙長天（1947—），青年時代的女友乃初中同學，他自滬赴川當兵，女友去了黑龍江生產兵團，通信多年，「但⋯⋯是不敢放任自己的情感的。戀愛是一個恥於出口的字眼，甚至要壓制閃出這方面的念頭⋯⋯我們在戀愛中的信件，都可以公開在壁報上貼出來，說的都是革命的語言。」七三年趙長天攜女友同遊莫干山，滿山翠竹滿谷林濤，鳥鳴泉聲，靜得只有他們兩人，然而，「除了在下山的陡坡援手攙扶，我們沒有更親密的接觸。沒有接吻，沒有擁抱，更不會住在一個房間。」而且，「什麼是性行為，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我們對於性的常識，幾乎為零。主流社會的聲音，和『性』是完全絕緣的⋯⋯第二年我們在新婚之夜，還不知上床是怎麼回事，真正是在黑暗中摸索。現在的年輕人只好當笑話聽了，但我相信，這樣的情況，絕不在少數。我們總算自學成才了。聽說有結婚多年始終不孕，去醫院就診，才明白根本就沒有同房。」

八十年代初一次調查，中國婦女百分之六十無性高潮，僅僅視性為傳種接代的例行公事，百分之十有性恐懼，僅百分之三十享受到性高潮。

右派翻身，反右尚未真正平反

毛澤東剛愎自用，以「愚者暗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自居，認為個人獨裁乃「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強硬推行未經實踐證效的公有制、計劃經濟，行「大仁政」，建「不世之功」，最後弄得「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史記 商君列傳》）。儘管歷史已將毛釘上恥辱柱——有史以來最大暴君，但整個國家畢竟為世界共運為他毛澤東支付巨大代價，真正應該「千萬不要忘記」，至少必須「年年講」。

尤其毛像尚未下牆、毛屍尚未出堂，赤色邏輯尚在大陸運行，十三億國人尚強迫「被代表」，作為捍衛人類價值標準的人文知識份子，有責任站出來吶喊一聲。我們這一代不能完成，那就移交下一代，世世代代挖山不止，最後移去這座阻擋中國前行的大山。

「反右」成為赤潮由盛轉衰的轉捩點。「東風」「西風」較勁，美國出了比爾·蓋茨、巴菲特這樣裸捐的「共產主義新人」，歐洲也有一批拿得出手的各色當代人物，而「無限優越的社會主義國家」，出了什麼新人？整個紅色士林理解人類近代思想都有難度，層次甚低，倒是出一茬茬貪官（都曾高調自稱公僕），「產品比較」當然是真正的終極檢驗。

「右派分子想翻也翻不了」，歌猶在耳，「右派分子」已然翻身，右言右論早被肯定，倒是毛氏諸說均遭否定。這場公開失信天下的暴政罪案雖然尚未平反，但天下之事並不全由中共一手包辦。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反右」在人民心目中已經結案，蓋棺論定。只是大多數「老右」委屈了，未能看到歷史為你們說話的這一天！

（二○一二年九月十一日修改稿。本刊限於篇幅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