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陳秉祺出生在甘肅定西農村，一九五七年考取西北工業大學，進入令人羡慕的飛機設計專業。農家子弟在大學裡適應得不錯，他在省高校運動會短跑得了第二名，被選拔參加大學足球隊。可以光宗耀祖的大好前程，卻因一句悄悄話被人告密而斷送。「甘肅有餓死人的現象」這句話不過說出一個事實，對任何人都沒有傷害，卻暴露了那時需要嚴守的「國家機密」。

●作者陳秉琪及其回憶錄封面。

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的文件要求批判處理占大學生人數千分之二的，政治上反動的學生。按這個比例，陝西很快「揪」出首批包括陳秉祺在內的十多名「反動學生」。他被送「勞動考察」，六年後被判二年徒刑，一九七九年毛時代結束，才獲得自由。少小離家老大還，此時，母親已經作古，不相識的小孩喚他做「爺」。他荒謬的遭遇，人生的悲劇，折射出整個民族的一段苦難歷程。他被無辜定罪的原因，正是毛時代災難的根源：人民沒有知情權和思想、言論的自由。

定西縣瘋狂的大躍進運動

饑荒，自古有之。中國大陸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大饑荒被視為二十世紀人類的最大災難，其特徵在於：在既無戰亂，又無天災的年份，有數千萬人餓死；廣袤的中國，從南到北，饑民都是生產糧食的農民，有人就餓倒在堆積糧食的倉庫邊；民間禁止公開甚至私下談論饑荒。從給毛澤東寫萬言書的彭德懷將軍，到本書作者這樣的年輕學生，道出真言，就可能失去人身自由。

不允許說真話的社會，自然被謊言和謬誤綁架。陳秉祺家鄉的縣誌記載：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至五月二十六，定西縣召開二屆二次黨代表擴大會議，關起門來整整開了三十九天的會，名曰整風反右。會議制定了一系列行動計畫，包括「苦戰一年，建廠四萬個」， 而當時定西縣人口大約二十二萬。全縣男女老幼在內，平均約五個人辦一個工廠。這樣的瘋話，為何竟然成為黨和政府的決議呢？很簡單，如果有人不贊成，就成為批鬥對象，可能被劃為右派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立刻被剝奪說話的權利，受到嚴厲的懲罰，禍及家人。從官員到民眾，為了自保，容忍荒唐和不義，以致社會好像得了神經病。那個時期的報章，記載了舉國上下的瘋狂舉動，令人膛目結舌。甘肅日報報導定西大躍進的成果說：「定西一夜辦起十個大學」。偉大領袖說一聲「人民公社好」，不用下達文件，全國黨政幹部唯恐落人後。定西幾個月內就實現公社化，建立公共食堂，「農家鍋灶全部取消」，一律在食堂吃飯。全縣建立公共食堂二千三百七十六個。一九五九年，定西集結十萬人，將土地深翻，即將土地表層養育農作物的肥土深埋 （《定西縣誌》，甘肅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38- 46頁）。

甘肅餓死百萬人，九○年還在說謊

被稱為大躍進的大瘋狂是大饑荒的前奏。人民日報上讚揚甘肅「驚天動地的引洮工程」。工程計畫修建一千多公里管道，需通過崇山峻嶺二百多座，跨過河谷、溝澗八百多處；要修建水庫、水閘、涵洞、洩洪等建築一千一百座，要把十八座大山，從山頂劈開一個槽，使水流通過，最高處需下挖一百八十公尺。從定西、天水、平涼三個專區近二十個縣調集十多萬幹部和民工。苦幹了三年，十二個春夏秋冬後，以失敗告終。這類令民不聊生的荒誕事，舉國上下無一倖免。後人看來，十分不解，為什麼沒有人說「不」？答案同樣簡單：沒人敢說，說了立即受到制裁。

一九五九年七月，甘肅省委常委會召開會議，向中央打報告「因缺糧和浮腫致死的現象和人口非正常外流的現象已嚴重存在」。報告自然是黨內機密文件，但也被中央定性為「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提供炮彈」。甘肅上萬幹部因言論「右傾」受到批判。天水地區就揪出一百零三個「反動集團」，成員達七百多（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107--160頁）。他們的命運，以及數以千萬計有良心，說真話的人的命運，大概都與本書作者相似。對甘肅大饑荒的起因、過程、災難慘重的程度等，楊繼繩的《墓碑》一書有詳盡的記述和分析。按他提出的證據，估計甘肅大饑荒死人在一百萬以上。

直到一九九○年，眾人還心有餘悸，定西縣該年出版的縣誌，對那場大饑荒也不敢直抒，只說兩個公社「有剝樹皮、宰耕牛、人口外流等問題」。不過，有心人將事實藏在統計數字後面。定西的饑荒開始前的一九五八年，死亡人數二千八百八十二人；到一九六○年，死亡人數高達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一人，比正常年份多出一萬多人。縣誌說，定西一九六○年七月的縣委擴大會議，「對人口死亡、外流、大家畜建設問題有所重視，但未提出實際對策，故死人問題繼續發生」。「十二月十六日，縣委擴大會議，提出『搶救人命』的口號」（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107--160頁）。到饑荒嚴重時，中央要求各省每天提交餓死人數的報告。饑荒嚴重，縣委知道，中央知道。

記錄了苦難中感人的親情

言論自由的限制，從延安整風時代就開始了，一九四九年之後，隨越來越高昂的萬歲呼聲及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而推向極致。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開始，以為從此可以結束謊言時代的人，紛紛自投羅網。失去話語權的民族進入之後三年瘋狂的大躍進，喘息未定，又開始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瘋狂。毛死去後兩年，一九七八年，陳秉祺還在獄中，因各種莫名其妙的原因被關押的囚犯委託這位大學畢業生代筆寫申訴書。「很多案子十分簡單，用不了兩百字就可以說清楚」。一個老頭，把毛主席石膏像掛在脖子上，騎自行車回家，以「現行反革命」罪，判六年。另一位老先生，把「打倒右派」，寫成「打倒左派」，把「萬壽無疆」寫成「無壽無疆」，判十五年。

今天聽起來匪夷所思的「罪狀」，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累聞不鮮。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更不用說升斗小民，除了毛澤東一人，均被剝奪了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陳秉祺的朋友張九能，是極為少數沒有被洗腦的年輕人，一九七○年三月五日，這位曾經想過要組建「爭取人權同盟」的理想主義者，在長沙被槍決，結束了他三十年的一生。同一天，中國另外一位思想者，《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在北京被槍決，二十八歲。

被打入最底層之後，人性中的善與惡都表露得更充分。他描繪在死傷頻仍的採石場，設施簡陋的煤礦服苦役的犯人，為爭取「表現」而相互傾軋；也有人冒險保護同伴「我們像是在沙漠中被暴風雪困住的幾隻山羊，依偎在一起，用自己的體溫去溫暖對方」。 書中記錄的許多無辜受難者的經歷，尤其是越獄的故事：挖地洞，鑽地下水道，夜遊渡河，情節就像好萊塢電影，只不過都有真實的姓名地點，讀來令人心寒。 「高強度的勞動和隨時可能發生的工傷，好像大家都不覺得什麼，唯獨饑餓是最大的、時時刻刻不能擺脫的，難以忍受的折磨。」「被擊斃的逃犯屍體擺在出工必經的路邊，將寫有『逃跑的下場』的牌子立在旁邊，以警示大家。書中記述了一個在煤礦做工，來自農村的犯人，為了逃脫下井的危險，他裝成腰有病，三年來躬身九十度走路。等到刑滿釋放，他要求留下。比起饑餓的故鄉，煤礦一日有三餐，對他而言已經是「天天像過年」。

一九六一年，陳秉祺不忍見親人在鄉下受饑餓煎熬，他藉故休學，試圖回農村幫家人「搞到口糧」。讓人想起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在美國的華人崔琦。他出生河南農村，十二歲隨親戚到香港。成名後，記者問他道，如果你不離開鄉下，結果會怎麼樣？回答出人意表：如果我不離開，三年困難時期我父母可能不會餓死。隨即淚下。中國文化中這份濃濃的親情，貫穿全書。

感謝並欽佩作者，用許多感人細節，記錄了那個年代農村的苦難，他們的所思所想，也讓我們看到中國農民的堅韌和智慧。作者的父親德高望重，曾被鄉親推舉，主持為一九六○年餓死的村民的超度。「方圓七、八十里，還有外縣的人都趕來送上亡人牌位及香火，最後一天晚上燒紙的時候，整個一個河灘，火海一片，哭聲一片。」。陳秉祺讓我們聽到時代的哭聲，提醒我們不要忘記，曾經有一個人，說了一句真話，付出青春年華。一個民族，如果不正視歷史，反思過失，給人民予思想和言論的自由，還會付出慘痛代價⋯⋯

（二○一三年三月 香港）

（熊景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前主任、民間歷史專案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