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篇北京共識網的文章，從蘇共和國民黨的歷史著眼，道出了一個冷酷的事實：憲政的基本原則和列寧式中共的本質根本不可調和⋯⋯憲政化無異於否定中共本身。

●著名學者袁偉時2012 年在一
個中國憲政百年論壇上講話。

最近，中國的官方主流媒體，連拋數篇「炮轟」憲政的文章，掀起一場關於憲政的口水戰。其中，較有份量的，是《環球時報》的一篇社論，與中宣部《黨建》的一篇明顯以寫作小組署名的文章；而幾家官方的權威媒體，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也均已發聲表態。基本可以判斷，這充分反映了中央高層對「西方憲政」的態度。

中國能不能實行憲政？很遺憾，如果以執政黨的繼續執政，作為前提，那麼恐怕確如這些官方媒體所說的那樣，答案是否定的。

憲政的概念，其實相當簡單，就是要求統治者在憲法的框架內進行統治。當然，這就延伸出憲政的兩個基本原則：三權分立與人民授權立法。這自然不是甚麼新鮮概念，早在三百多年前英國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論》裡面，這些內容就已有充分的論述。

列寧式政黨的起源及暴力性質

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現執政黨，仍然屬於列寧式政黨。它與三權分立的模式不相容，也不可能容忍人民授權立法。這是由於，列寧式的黨國體制，在政治體系上，與憲政民主的模式，有著根本區別。　　

一九一二年，在列寧的影響下，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正式分裂。多數派「布爾什維克」，在列寧領導下，一九一八年改名為俄羅斯共產黨。此後，「共產黨」一詞，逐漸成為列寧式政黨的專屬用語。

列寧式政黨，自認為代表著人類最先進的發展方向，因此其合法性不證自明。然而，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後，俄國舉行立憲會議選舉，布爾什維克卻在選舉中失敗，變為少數。於是掌握軍隊的布爾什維克解散議會，並禁絕其他反對黨派。同時成立「契卡」，即蘇聯秘密情報組織「克格勃」的前身，以此清洗和消滅組織內外的反對分子。

可見列寧式政黨，自始就與憲政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緊張關係。憲政，意味著憲法框架下的政治遊戲，不同的政黨處於和平的競爭關係。然而，列寧式政黨，以武力鬥爭，作為基本的權力競爭手段，它對其他的顯在或潛在的黨派，抱以暴力、戰爭的敵視態度。和平與戰爭，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博弈系統。

那麼，列寧式政黨，有沒有向憲政演進的可能？這可以從兩個歷史實例來考察。

大陸時期的國民黨並非完全的列寧式政黨，蔣介石沒有進行黨內清洗

第一個例子，是四九年以前的國民黨。關於歷史上的國民黨是否屬於列寧式政黨，這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一九二三年，在孫中山的主持下，國民黨 接受蘇聯代表鮑羅廷的指導，進行全面改組。在黨章、黨員、黨紀、黨組織、黨團建設、黨務管理、黨軍關係等方面，基本照搬蘇共模式。但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孫中山及其他國民黨精英，堅持反對共產主義，而嚴格保留自身的三民主義思想。因此，國民黨並非完全意義上的列寧式政黨。

孫中山等多位第一代國民黨精英，參與了立憲共和的中華民國的締造。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是三民主義的核心理論之一。憲政思想，對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有著重大影響。國民黨不能像蘇共那樣，採用「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來推行一黨統治；它只能以特殊戰爭時期的「訓政」，作為在大陸軍事獨裁的理由。國民黨長期無法擺脫憲政的「陰影」。憲政，既是國民黨創立的價值理念基礎，也是法理上的國民黨奮鬥目標。在憲政理念的約束下，儘管國民黨在大陸實行軍事獨裁，卻也無法名正言順地消滅其他民主黨派的存在。

如果考察列寧式政黨的發展歷史，則不難發現，在早中期的擴張與建設中，列寧式政黨，大多都經歷過經常性的內部清洗運動，如蘇共的「契卡」、「大清洗」、中共的「肅反」、延安整風、朝共金氏的清洗等等。僅從客觀效果來看，列寧式政黨通過這種方式，排除了內部的異己分子，提高了自身的凝聚力，是一種 強化性的內部組織方式。

但是，國民黨的黨魁蔣介石，顯然沒有接受這種「純化」方式。蔣介石本人重軍事而輕黨務，以強化軍隊的紀律建設，和扶持維繫黨內的派系平衡，作為自身的權力基礎。

因此，儘管國民黨在初期的組織方式上，幾乎複製了列寧式政黨，但在四九年以前，蔣介石對之於國民黨，其實一直在起著「去列寧化」的作用。其後果，就是使得國民黨這種「半列寧式政黨」，過早地進入了降解過程。這也是後來在內戰中，國民黨無論在社會動員，還是在組織紀律方面，都無法匹敵後起的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因素。

戈爾巴喬夫時代：引入議會和選舉制，憲政化民主化與蘇共體制不可調和

另一個例子，是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共。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了擺脫長期的停滯狀態，新任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著手推行經濟改革。然而，隨著改革的深入，蘇共的保守勢力，如第二書記李加喬夫（Ligachev），以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Chebrikov），對戈氏改革的反對日趨激烈。權力鬥爭與改革的挫折相互交織。陷入重重困境的戈氏，逐漸將改革的重心移向政治領域，並且在一九八九年產生了一個重大決策：建立真正獨立的立法議會，引入開放式的民主選舉。

然而，民主選舉的後果，大大超出戈氏的預期。民主化非但沒有減弱，反而激化了黨內權力鬥爭。從列寧時代開始，到斯大林擅長的權力鬥爭都以隱秘的方式進行；但現在，選舉是公開的，正面的以及面向民眾的競爭，是被規則所鼓勵的。一些傑出的政治精英，如葉利欽則發現，一旦他們能從民意中獲取充足的合法性，就無需再受到舊體制的掣肘。這批人物迅速脫離了蘇共體系。一九九○年七月，葉利欽宣佈退出蘇共；次年六月，葉利欽當選為蘇聯的俄羅斯邦總統。

憲政化，也就內在地要求民主化；而民主化，則與列寧式政黨的集中式組織原則相衝突。這個衝突是如此根本，以至於看起來完全無法調和。後來的歷史，是世人皆知的：蘇聯的保守派、克格勃與軍方首腦合謀，策劃了一九九一年的「八一九政變」，軟禁了戈氏。在危機關頭，葉利欽登上一輛坦克向民眾演說， 力挽狂瀾，獲得了巨大聲望，成為事實上的領導人。當戈氏從軟禁中走出時，蘇聯解體的命運，就已經無從挽救了。

中國：確定的當下與不確定的未來

為了生存，列寧式政黨，既要禁絕外部的政治挑戰，又要壓制內部的權力競爭。它的體系架構方式，與憲政民主模式無法相容。列寧式政黨大多通過內部清洗來「純化」自身組織，以加強內部的凝聚力。儘管這些清洗運動長期存在，但相比於戰爭時代的蘇聯「契卡」或者中國「肅反」， 人們已難以接受和平時代的蘇聯「大清洗」、中國的「反右」與「文革」。故蘇聯在斯大林之後，中國在毛澤東之後，基本上放棄了這類清洗運動。

在憲政民主模式下，民眾以及自由媒體監督政黨，政黨之間相互監督，以遏制腐敗。列寧式政黨並不具備這樣的機制。而當它一旦停止了內部清洗，恐怕也就沒有甚麼辦法能停止內部腐敗的蔓延。同時，意識形態蛻化為形式上的效忠代碼，而實際上的內部凝聚力，則讓位於利益上的盤根錯節的「庇主──僕從」關係，而這也正是大陸時期的國民黨，以及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共的歷史。

歷史也告訴人們，一個純粹以利益為凝聚紐帶的組織，是缺乏競爭力的。開放環境下的競爭，無論是和平式的，還是戰爭式的，都將對它的生存造成致命的威脅。

對當下中國而言，於組織外部繼續壓制挑戰，於組織內部繼續封鎖競爭，恐怕是不可避免的策略。既不能憲政化，也不能民主化。更進一步，還要封禁這些話題，以免人們對未來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

這一切看起來如此合乎邏輯，如此確定。只是，在這之後呢？沒人知道。

（原載中國大陸有一定自由派色彩的政論性網站「共識網」：二○一三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