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毛時代將武力奪權奉為不二法門的「中國道路」，曾一度大亂天下而歸於可恥失敗。本文精闢描述中共輸出革命始末，涉及韓戰越戰，特予轉載以為韓戰結束六十年紀念。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新中國剛剛誕生一個半月，舉辦了一個國際會議，即世界工聯亞洲澳洲工會會議。劉少奇以會議主席團主席的身份，代表中共中央致開幕詞。他在致詞中首次提出「中國道路」的概念，並概括這條道路的基本公式：（一）統一戰線；（二）共產黨領導；（三）武裝鬥爭。

劉少奇宣稱：這就是中國人民取得 勝利的基本道路，就是毛澤東的道路。劉斷言：這一道路，不僅在中國適用，對世界落後國家和民族同樣適用。為此，劉少奇告誡與會代表：重要的問題是要建立革命的軍隊。

「中國道路」被世界工聯會抵制

中共顯然忽視了除蘇聯代表團外，與會代表多半都是以合法的身份，從各資本主義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來的。換言之，多數與會者所代表的工人組織，在本國都有著合法的身份，都在法律範圍內活動。他們固然同情和支持中國革命成就，卻完全沒有到中國取經的想法。公開號召各國代表回國後開展武裝鬥爭，推翻帝國主義和本國統治者，讓這些代表聽得膽戰心驚。開幕式後，不少代表就紛紛找到蘇聯代表團，向團長索洛維約夫激烈地表示異議，甚至批評。他們認為，中國人本來只應禮貌性地致簡短的祝詞，怎麼能在會議上大談政治問題，甚至公開提出武裝鬥爭和推翻政府這種激進的革命號召。他們強烈要求，絕不能把這樣的發言登到報紙上去。

世界工聯會固然是有社會主義傾向的國際組織，但它歷來都照顧到各國工會所處的環境和從事合法鬥爭的現實。尤其二戰後，美蘇日漸走入冷戰狀態，雙方非常注意不要挑起衝突。因此，蘇聯代表團也對劉少奇的發言深感不滿。為此，索洛維約夫直接向中共代表團反映了各國代表的意見。但中共不以為然。

索洛維約夫馬上通過蘇聯大使館向莫斯 科匯報了這件事，並且表明了自己的態度。大會的決議稿沒有理會中共代表的要求，隻字未提與本國統治者和帝國主義進行武裝鬥爭的問題。中共代表團對此十分氣憤，與世界工聯執委們發生激烈的爭論。但後者明確告訴劉少奇等人：如果按照中共的意見通過決議，「我們就得收拾行裝，從巴黎搬到莫斯科去。因為處在帝國主義國家領土上的世界工聯任何事情都做不成了」。結果，會議的決議和以往一樣，完全沒有響應中共的號召。

斯大林對中共的認可與力推

讓人意外的是，在這種問題上一向十分謹慎的斯大林，這次卻站在中共代表的一邊。

斯大林得到報告後不久，毛澤東親往莫斯科訪問。斯大林打消顧忌，將中蘇兩國結為友好互助同盟關係。據此，他復電索洛維約夫，批評後者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聲稱：劉少奇的講話不僅是正確的和及時的，而且應該公開發表，並應向各國代表團通報他的意見。蘇共《真理報》還在一九五○年一月四日把劉少奇的上述講話譯成俄文刊發出來。

此後，斯大林迅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來推動亞洲各國的共產黨人，走「中國道路」，即實行武裝奪取政權的方針。一月六日，莫斯科發表文章，公開批評日共奉行的議會鬥爭政策，要求日共學中共，用武裝鬥爭將美國占領者趕出日本。一周之後，莫斯科又批評印共，同樣要求印共用武裝鬥爭實現民族解放。

斯大林在一月下旬同意朝鮮勞動黨通過武力手段實現朝鮮統一的要求。改變數月前明確反對這樣做的斯大林，並很快為朝鮮實現這一計劃提供了全面的指導和援助。

可見，從一九五○年開始，在中國革命成功的影響下和「中國道路」推廣的作用下，中國周邊亞洲各國的武裝鬥爭都迅速擴展起來，其中尤以朝鮮戰爭的爆發和越南抗法戰爭的迅速推進最為典型且影響最大。中國參與朝鮮和越南戰爭，幾乎不可避免。

斯大林去世中國道路暫時停擺

但是，「中國道路」的推廣，從一開始就遭遇多方面的阻滯和抵抗。日本和印度的共產黨人因此先後發生分裂。在印度這個崇尚甘地的非暴力哲學的國度中，暴力革命全無推行的土壤。而在日本這個城市化和工業化已相當發達且地域狹小的島國，依照中國式的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建立龐大軍隊和根據地，從事大規模武裝鬥爭，也全無可能。結果，少數模仿「中國道路」走入武裝鬥爭者很快受到鎮壓，而整個黨因政策轉變，合法地位不復存在，國內民眾原來較高的支持度，也驟然降到冰點。

在「中國道路」的熱潮中，最具成功可能的，就是受到中蘇支持的朝鮮的軍事作戰行動。然而，自韓戰打響後，馬上受到美國的直接干預。美國出兵增援韓國外，還通過聯合國組成聯合國軍進行干預。這場戰爭最後只是維持了戰前的地理格局，但參戰各方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都損失極大。

除此之外，只有越南黨的武裝鬥爭取得明顯進展。因為中國援越有地理優勢，爭取民族獨立的越南民眾的同情也在越南黨一邊，美國因韓戰分身乏術，故越南黨的軍事鬥爭才取得較明顯的成功。到一九五三年朝鮮戰爭結束時，越南黨已建立武裝根據地。

這一波推廣「中國道路」的熱潮，因斯大林去世戛然而止。一方面，多數蘇共領導人原本即不贊成斯大林的這一主張，斯大林一死，蘇共中央馬上停止對各國武裝鬥爭的支持，轉而主張實行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新中國在一系列援外鬥爭中，數十萬人的死傷，無數人力、物力、財力的損失，亦成為國內經濟恢復的沉重負擔。特別是一五經濟計劃，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也不現實。權衡利弊，中共中央接受了蘇共中央的主張，硬性勸告越南黨與法國實現停戰與分治。同樣，中共也先後勸止了東南亞各國反政府的暴力行動，一度全面推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力圖與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政府發展外交關係。

毛對英共刪改毛選強烈不滿

然而，改變輸出革命的方針，並不等於毛澤東改變了對「中國道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意識形態觀點。實際上，早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就曾強調：「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在中國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

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即劉少奇上述講話半年之前，毛澤東就告訴過朝鮮黨的代表：朝鮮目前雖沒有解放全朝鮮的實力，但這個時機是一定會到來的，朝鮮黨、軍隊和人民應做好思想準備，等待有利時機的出現。在毛看來，一旦中國打完內戰，美國人又離開朝鮮半島，中國就能迅速派出精銳部隊給予朝鮮黨有力的支持，而不怕國際干預。

一九五四年，英國共產黨翻譯介紹《毛澤東選集》時，為免英國公眾對暴力革命和戰爭的反感，主張刪除相關論斷，毛澤東得知消息後，當即表示強烈的不滿，堅持反對任何刪改。不改對「中國道路」的堅定態度。

一九五六年，當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全面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和平過渡」的政治外交方針之後，毛澤東對新一代蘇聯領導人的不滿也逐漸溢於言表。他開始告誡黨內幹部：要警惕蘇共領導人放棄暴力革命道路的傾向，暴力革命是共產黨人手裡最有效的，也是唯一能夠取得勝利的「刀子」（武器）。

中蘇分歧：中國道路再度走紅

一九五八年，越南黨看不到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再度恢復武裝鬥爭，毛澤東表態支持。緊接著，中蘇圍繞著要不要對美緩和發生爭論，蘇聯在中印邊界衝突問題上態度中立，進一步加深了中蘇兩黨的意識形態分歧。

一九六○年四月，中共中央借列寧誕辰九十周年之際，公開發表《列寧主義萬歲》的政論文章，闡明堅持暴力革命和階級專政的原則立場。隨即，針對印度當局縱容西藏分裂主義和中印邊界爭議，毛澤東不僅下令越境打擊印軍，而且從此改變了對中立於美蘇之間的各國資產階級政府的統戰態度，逐漸轉向了「三鬥一多」的方針，即對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堅決鬥爭，絕不緩和；對亞非拉各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援助只能多，不能少。用周恩來的話說，中國已經成為世界革命的中心，我們必須擔負起領導的責任，當仁不讓。

於是「中國道路」再度成為中國輸出革命的最核心內容。國防部長林彪為此組織寫作班子，發表《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文，系統總結中國革命經驗，認為帝國主義就相當於城市，落後國家和地區就相當於農村，世界革命理當按照「中國道路」，到處開展武裝鬥爭，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

其實說到底，所謂「中國道路」，核心就是一個「打」字。對此，毛澤東文革初期講得很明白：各國革命的關鍵是要開展武裝鬥爭，「蘇聯道路也好，中國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麼。甚麼道路？打就是道路」。

對緬共武裝鬥爭的始亂終棄

正是依照這個「打」的部署，從一九六○年代開始，中國把聯絡和援助的目標全面轉向各國激進的小組織，採取接進來、送出去的方法，在中國內地建立訓練基地，學習中國革命的經驗，及各種武裝鬥爭的技術和戰術，再援以金錢和武器，送他們回去開展革命。而「文革」的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即把中國進一步樹立成世界革命的樣板，向各國輸出中國式革命的對外政治意圖。尤其是對周邊各國黨，這類道路的輸出就更是駕輕就熟了。

以鄰國緬甸為例。文革開始，中共中央就批准並協助在華緬共回緬甸去開展武裝鬥爭，建立根據地。早先一批撤進中國的青年骨幹分子在四川貴州農場中和中國姑娘安了家。但這時，毛要重新推行「中國道路」，決心在周邊國家進行實驗。緬甸是試驗的重點國家。那批緬甸武裝鬥爭骨幹自然 又被安排受訓，然後武裝護送回國開展鬥爭。

中國軍隊還專門組建訓練營，組織後勤補給基地，甚至不惜化裝成緬共遊擊隊，直接與緬甸政府軍作戰。 做過緬共中央高幹的楊美紅介紹 說：當時緬共所在之地全都掛的是毛澤東和林彪的畫像。每天必讀毛主席語錄，對著毛像「早請示晚匯報」。緬共的衣服、槍支、糧食，都是中國的。緬共部隊中都派有中國的軍代表。軍事訓練營地最初設在雲南境內⋯⋯

 「中國道路」在中國能夠成功，純粹是 中國自身的內部和外部條件所造成。若相信這一道路可以用之四海而皆贏，實在是一廂情願。毛澤東格外迷信自己的經驗；對中國的事情不管對錯都要照辦，對外國的事情也要比照自己的經驗和意志，來判斷是非對錯，甚至推而廣之。毛去世後，中國重點轉向經濟建設，再度放棄支持緬共等小組織的武裝鬥爭。

一九七九年底，中共中央召見緬共領導人，宣布給緬共五年的過渡期，從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起，將全部中止對緬共的援助。隨後，中國顧問團和解放軍官兵全部撤回中國。緬共內部頓時人心浮動。有些立志要為實踐「中國道路」而犧牲的人們，最後竟因失去援助而絕望自殺，令人深感震撼並扼腕不已。

（楊奎松：北京大學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現代史研究知名專家。本文原載《同舟共進》，標題為本刊所加，文字有縮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