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城市化的浪潮，中共用行政手段來推，但缺巨額的資金；用強硬手段打壓房價，結果房價越壓越高，人心越哄越散。看清內幕的高官權貴早已將資產轉移海外，「棄船而逃」已越演越烈。

●前總理朱鎔基在中共18 大
上。朱任上強增地方稅以壯中
央，致使央地關係失調至今。

中共定於十一月在京召開十八屆三中全會，主要議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問題」。習近平主政近一年，至今還不知經濟改革路向何方？九月一日，匆忙成立了「經濟體制改革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多達三十五個中央部委。目前，李克強花了三小時聽取專家們關於城鎮化的研究報告，方案是五花八門，沒有一個直正尊重農民的意願。中共至今還未搞清，城市化首先是允許人和企業的自由化及自由遷徒，否則哪來城市化？城市化本是人類自由化的函數。

六百城市規劃總人口二十億

安徽省政府副秘書長劉奇教授，在今年中國農村發展論壇上發言：「中國的城鎮化已經走到十字路口，幹得好成歐美，幹得不好成拉美。中國城鎮化存在六大模糊﹕

一是  概念模糊：城鎮化是人的城鎮化，現在是「地」的城鎮化，因為土地城鎮化政府掙錢，人城鎮化政府要花錢。                                     

二是  格局模糊：優先發展大城市，特大城市還是中小城鎮？專家們仍爭論不休。

三是  路徑模糊：靠行政還是靠市場推動？現靠行政推動，出現了一些鬼城、空城。

四是  速度模糊：是大躍進式還是漸進式？城鎮化率提高百分之二十，英國用了一百二十年，美、德用了八十多年，日本用了四十多年，中國用了二十二年。

五是  功能模糊：許多城市功能單一，成了睡城，晚上大批人用幾小時從城裡回到郊區家，第二天早上浩浩蕩蕩進城。

六是  規劃模糊：現有六百多個城市上報總規劃加起來為二十億人口（十年內）。福建一個縣二十五萬人最多八萬戶，規劃建成面積達一百平方公里，控制區一百五十平方公里，一家得生十個小孩，多少年才完成？」。

城鎮化實際變為「圈地」，「圈錢」、「圈人」的「三圈」運動。用最廉價的勞力來支撐規模最大的製造業，產出規模最多的廉價品。城市中誰的官最大誰就是第一規劃師，隨著一億多八○後新生代農民工的覺醒，中共始終坐在火山口上。

今年拍賣「地王」記錄不斷突破

今年是習近平主政的頭年，在中國城市的版圖上，地王大戰遍地開花，房企巨頭和資本大鱷們在奪地中不斷刷新地王的記錄。中國的房地產究竟成佛還是成妖？誰又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或受害者？土地市場狂熱度則是一種對中共命運極為重要的預示。

今年上半年，北京土地總收入已達到六六四億元，而土地成交面積為八一三萬平方米，平均價為8167元一平米。北京市面積為16410平方公里，若將北京土地全部變賣，總價為134萬億元人民幣。八月，美國商務部公布去年GDP數據為十六萬三千億美元，約合人民幣一百萬億元。美國一年的GDP不及北京的土地總市值。

五月九日，上海浦東世博會AO9A—02地塊經二百輪競價，最終被一台灣企業以十二億元拍得，樓面單價為39932元一平米，打破了二○一一年以來的上海「地王」價。但幾小時後，同一區域地塊被遠東新世紀中國投資以九點七八億元拍得，成交樓面單價高達40079元一平米。

二○○八年，中國還未有房企進入年銷售一百億的俱樂部，僅五年之後，不少房企朝五百億俱樂部進軍，現朝一千億、二千億俱樂部進軍的房企有的是。

中共高層有研究報告認為，中國正逐步進入老齡化社會，購房需求會相應減少。但德國等地的經驗顯示，現代社會老人和後代分居是潮流。今年來，中國每年多建一千萬套住宅，但住房私有率在降。未來的城鎮化住宅剛性需求在上升，中共能控制房價？或許是習近平的「夢」。

歷史上的各國政府都主導不了城市化，中共高層自以為對西方國家幾百年城市化走過的彎路已經搞清，自己不再走彎路。中國人均GDP達到五千美元時與美國人均達五千美元情況已大不同，那時還沒有手機。政府主導城鎮化需支付巨額的信息成本，中共顯然並未作好準備。

朱鎔基將央地關係搞得十分緊張

今年二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查爾斯．亞當斯著《善與惡—稅收在文明進程中的影響》。該書斷言，王朝興替政權更迭，原因只有一個，稅收制度的好壞。

比如羅馬，剛得到海外殖民地時，習慣延續以往稅制，不增不減。外派的總督是自己掏腰包養活自己。但隨著疆域擴大，戰爭費的長久，士兵們在外浴血奮戰，留在羅馬元老們則趁機兼併土地，同時派包稅人收取海外稅賦。結果士兵們擁戴自己的將軍反對元老院。將軍們直接動用軍人在駐地徵重稅供養軍隊，最終導致羅馬走向帝制，共和國覆滅。

被人稱為歷史上巴掌大的小國莫斯科公國一統北方，成長為俄羅斯，要感謝蒙古人任命他代為收稅；西班牙帝國垮塌並非無敵艦隊的戰敗，而是愚蠢的稅收政策；亨利十八與羅馬教廷決裂並非為了取悅美人安妮．波琳，而是奪取教會從英格蘭收取的什一稅⋯⋯

從日前出版的《朱鎔基講話實錄》看出，中共體制內的央地關係十分緊張，原因是政府間的稅制及政府和市場的關係至今未理清。

一九九三年六月，官方認為經濟運行出現了六大矛盾，金融秩序混亂，投資和消費需求膨脹、財政困難、工業增速過快、外貿惡化、通貨膨脹加速。朱鎔基決策層明確一九九四年實行分稅制改革，解決中央財政困難。中央財力不斷惡化已影響到國防、軍隊建設等。分稅制改革來自地方政府阻力很大，朱鎔基帶隊到廣東、海南等省逐一談判。廣東省政府是「寸權不讓、寸利必爭」。為了爭得各地政府支持，將原定分稅制的基數年由一九九二年改為一九九三年，地方政府為盡可能提高計算中央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的基數，一九九三年地方財政收入的增速達百分之三十五。朱鎔基明定：「中央財政在收入中應占大部分，在支出中占小部分」。這一收配原則，從一九九三年一直延續至今。

截止二○○七年，世界金融海嘯爆發前，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的比重由一九九三年的二十二%升至五十四%，而支出占全國的比重由三十二%降至二十三%。隨後，中央財政的日子是越來越好，而地方政府卻每況逾下，在此種視角下，出現了全國性血徵、血拆、地方政府大肆舉債，不惜破產。

不解決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不解決政治體制與市場的關係，中共就難以應對城鎮化。

城鎮化已無退路：城市越來越龐大

九月十日，國家衛生計生委發表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3》（下稱「發展報告」）顯示，二○一○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八零年後新生代流動人口比重是53.6%，而二○一二年全國流動人口達二億三千萬，相當於每六個人中有一個是流動人口，新生代流動人口超過七成希望落戶大城市。

中共的決策者們自以為有權就可以和市場作鬥爭，有錢就能把人圈到某個城鎮中，但在古今中外的歷史長河中，哪個君王能做到？

《發展報告》顯示﹕所有行業中，戶籍人口平均小時工資遠超流動人口，其超過比率製造業41%，住宿餐飲業37%，社會服務業22%，批發零售業相差13%。受過高等教育新生代人口成為管理者為有戶籍的新生代的十分之一。《發展報告》指出：未來二十年特大城市仍將是人口流動的主要目的地。二○一○年中國有人口五百萬以上特大城市十六個，一千萬以上超大城市六個，而到二○二○年特大城市將增加到二十一個，超大城市將達八個（北京、上海、重慶、天津、廣州、深圳、武漢、成都）。

應對城市化的浪潮，中共一方面用行政手段來推，但又缺巨額的資金；另一方面又用強硬手段打壓房價，結果房價越壓越高，人心越哄越散。看清內幕的高官、權貴早已將資產轉移海外，「棄船而逃」已越演越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