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按：張顯揚先生（1936—2013）經過去年嚴重的心臟病診治後，終於今年九月十八日在北京與世長辭。張先生是中國資深的馬列理論批判家，文革後社科院馬列所組建者之一。是一九八七年反自由化運動中，和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一道被開除黨籍的四位知識分子之一。他從毛時代的浩劫中，探索馬克思學說的本質性謬誤，得出必須揚棄歷史決定論的判斷。對當代中國的理論困境，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張先生一九八八年接受我的關於多黨制的訪問後，一直對本刊關愛有加，我們受益良多。《歷史決定論批判》最近在香港出版，這篇書評摘述精要，推薦給讀者，並表達我們的哀思。

●張顯揚和夫人張靚文攝於今年九月。

我首次得聞顯揚先生大名，是一九七八年在湘潭大學。當時先生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連續刊文，痛快淋漓地批判毛澤東的「全面專政」，此為七七級的同學們所迄今不忘。而我有幸得尊先生為師長，則是一九八五年，我從北大研究生畢業到社科院馬列所工作，從此為先生的同事。記得到所第一天，黨委書記彭克宏先生即有言：「你到所裡就安全了，他們得把于光遠、蘇紹智、張顯揚都整垮，才能整到你這裡！」所謂「整」，係指是年春我和同學李郁演講批評計劃經濟，竟被中共「左王」鄧力群盯住不放。彭老師當時頗樂觀，以為這幾位先生是整不垮的，畢竟他們上面還有胡耀邦。

孰料僅過一年，一九八七年初，胡耀邦本人即被鄧力群們「整垮」，顯揚先生亦被中紀委開除出黨。後據彭老師稱，大概因為出身「草根」，先生一度頗為痛苦。不過在我，倒並不覺得先生曾因此痛苦，反而覺得自此之後，先生於「共產體系」的認知在迅速深化。記得一九八八年秋的一個傍晚，飯後隨先生在古城地鐵花園散步，先生暢談自己正在撰寫的《馬克思主義：危機與反思》一文（見本書附錄八）。我以為，就是在這篇大文章中，先生萌動了現在貫徹《歷史決定論批判》一書的幾乎全部重要思想，而後者已然使先生超越於前人之上。

初次聆聽先生講「歷史選擇論」

所謂超越，首先在本書的主題，即先生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歷史選擇論，用以批判歷史唯物論之為歷史決定論：

「當我們廓清了歷史唯物論所謂『決定』、『必然性』、『鐵面無情的規律』等等迷霧之後，真實的歷史過程就顯現出來了。這裡有兩個互相關聯的因素在起作用，這就是趨勢與選擇，歷史就是這兩個因素交互作用的產物：前人在種種發展趨勢中對某種發展趨勢作出選擇之後，經過努力、勞作和辛苦，造成種種新的趨勢；當代人就在這種種新的趨勢中作出新的選擇，然後又是努力、勞作和辛苦⋯⋯如此循環往復，不斷地把歷史推向前進。」

毫無疑問，批判歷史決定論並非自先生始。早在一九一九年冬，波普爾就已經在醞釀《歷史決定論的貧困》：「由於純粹的邏輯理由，我們不可能預測歷史的未來進程。我的論證可以概括為如下命題：人類歷史的進程受人類知識增長的強烈影響；我們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學的方法來預測我們的科學知識的增長；所以，我們不可能預測人類歷史的未來進程。」不言而喻，不同於波普爾強調「我們不可能預測歷史的未來進程」，先生強調，即使客觀上可能的種種歷史趨勢已經擺在了人們面前，歷史決定論依然不能成立，因為人們完全可能作出種種不同的歷史選擇。由是先生一針見血：

「歷史決定論的『決定』概念曲解真實的歷史過程，其最主要、最集中的表現，就是歪曲和抹煞人在歷史過程中的能動作用，把人僅僅當作經濟必然性的玩偶。在歷史唯物論體系中，人也是能說能笑，能蹦能跳，有七情六欲的，但他的作用只限於在經濟狀況的支配下，在社會的『自然歷史規律』設定的軌道上，把社會運動的列車向前推進得快一點，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縮短和減輕』社會分娩的痛苦；至於這輛列車的行進方向，人是完全管不著的。這樣的所謂『能動性』，只能和牽線木偶在舞臺上的表演相媲美，與其說是能動性，不如說是被動性，或貌似能動性的被動性。」

那麼馬克思們何以至此？先生給出了學理上的分析：「他們陷入了一個真正的誤區，即忽視社會歷史領域中的因果聯繫與自然界的因果聯繫是有重大區別的。在自然界，因果聯繫是直接的、沒有中介的：結果直接決定於原因，原因直接產生結果。如果一個已知的原因沒有產生相應的結果，那麼一定另有原因。社會歷史領域與此不同：沒有人的思想、意志和行動，任何前件（原因）都不會自動地產生後件（結果），這裡的因果聯繫是通過人的中介、人的活動實現的。」又不僅如此，身處依歷史決定論而建構的體系之中，顯揚先生與波普爾的最大不同，在後者身處所謂「自由世界」，於「鐵幕」之後的真相未必感同身受，故波普爾重「純粹的邏輯」，而先生於歷史決定論的政治後果有切膚之痛，故先生重實際的批判，於是乎書中便有了如此這般的痛定思痛：

歷史唯物主義導致獨裁，毛是典型

「歷史唯物論作為歷史決定論，在實踐中往往表現為唯意志論和獨斷論。在這方面，毛澤東是一個典型。他從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列寧的書裡學了歷史決定論，接受了歷史的發展是有規律的思想，就宣稱『全世界共產主義者比資產階級高明，他們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規律，他們懂得辯證法，他們看得遠些』。正是這種自以為懂得事物生存和發展規律的狂妄和致命的自負，使他產生了類似『替天行道』的意識，感到自己好像就是真理的化身、歷史必然性的人格體現，因而一旦大權在握，便不顧一切地去貫徹自己的意志，實現自己的妄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是這種唯意志論在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的最突出的表現。實際上，懂不懂得『事物的生存和發展規律』，懂不懂得『辯證法』，這與所謂『共產主義者』還是『資產階級』並無關係。再說『事物的生存和發展規律』，並不是讀幾本馬克思的書就能懂得的。如果事情那麼簡單，我們這裡的『共產主義者』何至於犯那麼多錯誤，吃那麼大虧，以致死那麼多人？」（p.26~35）

顯揚先生的超越前人處，還在《歷史決定論批判》深刻揭示了所謂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反人道性質。曾幾何時，每當斯大林和日丹諾夫、毛澤東和胡喬木們向著各自國家的「自由化分子」大打出手時，他們多指後者「打著紅旗反紅旗」。其實當然未必，因為後者多真誠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是為人道主義，他們批評的多是馬克思主義推行共產主義的政治手段，諸如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之類。比如波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波蘭科學院哲學所所長亞當·沙夫因鼓吹「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被開除出黨，然而當蘇東巨變發生，沙夫卻在第一時間宣布：「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不僅不追求現在的時尚，不否認馬克思主義的意義，恰恰相反，我竭力反對宣稱馬克思主義已經破產的觀點。」

在沙夫看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固然已經並且應該破產，但是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哲學尤其是馬克思所憧憬的共產主義理想依然「是不可超越的」。沙夫口口聲聲「我只接受作為一種世界觀或價值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就好像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果真是一種人道主義一樣。無獨有偶，顯揚先生的老朋友、已故著名哲學家王若水先生亦持類似見解。「在對十年『文革』和此前十七年歷史的痛切思考中，若水先生決心把長時期來被那些號稱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及其渺小的追隨者所拋棄、所踐踏的人道主義思想，從馬克思塵封的著作中發掘出來，把它作為一種價值標準，應用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即「為改革開放提供價值論指導」，當然前提是改革開放取代階級鬥爭而為社會主義的政治指導。

歷史已經表明，胡喬木們根本就不領王若水的情，就如同波蘭共產黨不領沙夫的情一樣。相形之下，顯揚先生的政治認知就大大超越王若水和沙夫了。先生在書中指出：「人們通常只把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當作價值理念來談論，很少把它作為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規定去對待，甚至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也是而且更是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一個含義。馬克思一成為共產主義者，就把人道主義作為共產主義制度的本質規定確定下來。他說，共產主義是『以揚棄私有財產作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義』。」問題是，只要「以揚棄私有財產作為自己的中介」，先生強調，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就根本不可能是什麼人道主義，而只能是極端的反人道主義。

個中道理，就在人道主義作為人權的價值規定，人權作為人道主義的法理規定，二者是合而為一的。而所謂人權，依為當局所簽署並且具有強制力的國際公約，指的是作為人類個體與生俱來便擁有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財產權。所以果然「揚棄私有財產」，那麼無論是人權還是人道主義，就統統無從談起。如此即先生之所謂：

天堂未見，洗腦的煉獄已燒死人無數

「人性有善惡兩面。人類的進步，只能表現為創造越來越有利於抑惡揚善的制度，使善的本性越來越發揚光大，使惡的一面受到越來越嚴格的限制，任何時候都不可能把社會變成至善至美的天堂，把人變成至善至美的天使。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恰恰是要建立這樣一個人間天堂，把人變成天使。這既不符合歷史發展趨勢，也不符合人性。」既然共產主義的目標已然不符合人性，先生繼而強調，那麼實現這個目標的手段就必然更加不符合人性：

「怎樣才能建立這種人道主義天堂呢？馬克思認為，只有用暴力和專政，消滅舊社會，改造舊人類。將近一個世紀的共產主義實踐，幹的就是這番『史無前例』的偉大事業。一切社會政治運動，包括『思想改造』、『向黨交心』、『鬥私批修』等洗腦運動，最終目的，都在改造舊人類，實際是滅絕人性。要進天堂必須先進煉獄，這本是基督教世界的規則，現在成了共產主義世界的規則。結果天堂的曙光還未見到，煉獄的烈焰已經把人燒死無數。世界上沒有任何別的主義，比馬克思稱之為『十九世紀的偉大經濟運動所導向的人道目標』，也就是共產主義，對人類造成的傷害更大了。」

由於注意到儘管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作為推行共產主義的政治手段，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具有強烈的反人道性，但仍然有許多人不認識，共產主義作為「以揚棄私有財產作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義」，本身亦具有強烈的反人道性，先生向世人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

「這裡有沒有折中的餘地：拋棄反人道的手段，留下人道的目標？作為制度烏托邦，馬克思主義的人道目標是和它的反人道手段互為表裡，不可分割的。正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烏托邦，馬克思才熱衷於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專政和剝奪等反人道的手段。沒有這個烏托邦的『人道目標』，這些殘酷的反人道手段，便不可能獲得正義的外觀而橫行無忌。在共產體系內，共產主義這個人道目標，只能通過反人道的手段實現。留下人道目標，等於留下反人道的手段。這裡沒有任何折中的餘地，目標和手段，一個虛妄，一個殘忍，虛妄是殘忍的根源，殘忍是虛妄的體現。兩樣東西，必須一並拋棄！」（p.3~7、40~46、107）

中國特色：一黨專政的權貴社會主義

值得注意的是，顯揚先生的思想不僅多超越前人，而且多高出今人，比如先生關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性質的尖銳設問：「權貴資本主義，還是權貴社會主義？」與今人多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權貴資本主義」不同，先生強調：「如果說改革前的社會主義，是一黨專政的極權社會主義，那麼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一黨專政的權貴社會主義。其特點是，權貴集團和暴發戶們憑藉政治權力和從市場化改革中攫取的財富，結為生死同盟，壟斷一切資源，整個國家成了他們後院的奶牛場。把這樣一個社會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是完全不對的。再壞的資本主義，即使是法西斯統治的資本主義，統治者的權力也不可能膨脹到如此程度。」

可是既然如此，為什麼今人仍多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權貴資本主義」呢？先生提出，「這裡需要弄清楚一個基本的政治哲學問題：社會性質是由什麼決定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在哪裡？許多人認為社會性質是由經濟結構決定的，這是受了唯物史觀的誤導。實際上，一個社會的性質，究竟由經濟結構決定，還是由政治制度決定，要看這個社會是從怎樣的歷史背景下走來。從沒落的封建社會脫胎而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其性質是由經濟結構決定的。資本家所有制的經濟結構在封建社會內部已經成熟，對於未來的資本主義社會而言，它是原生的、在先的；相應的政治制度是次生的、從屬的，是為適應經濟結構的需要而建立的。馬克思當年看到的，就是這樣一種『從經濟到政治』的歷史變革順序。他稱之為『自然歷史過程』。

然而，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起來的現實社會主義，其變革順序不是『從經濟到政治』，而是『從政治到經濟』。在早期資本主義社會或前資本主義社會內部，並未形成『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對於行將建立的社會主義社會，革命勝利後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是原生的、在先的；『社會主義的經濟結構』是次生的、從屬的，是由國家政權用『專政』手段對原來的經濟結構加以『改造』的結果。這和馬克思所說的『自然歷史過程』正好相反，姑且稱之為『人造歷史過程』。」

而正是因為存在「自然歷史過程」與「人造歷史過程」的不同，先生強調：「歷來所說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在經濟結構方面確有區別，但這並不是兩種社會的根本區別。根本區別在於，資本主義本質上是一種經濟結構，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政治制度。資本主義之為資本主義，是因為它的經濟結構，政治制度只是對這個經濟結構起保障作用。社會主義之為社會主義，是因為它的政治制度，經濟結構只是對這個政治制度起支撐作用。

具體地說，社會主義之為社會主義，是因為有一個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一黨專政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社會關係，就像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決定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社會關係一樣。」分析至此，先生語重心長：

「許多人以為，資本主義的東西發展了，一黨專政就會發生變化。這仍然是『經濟決定政治』的歷史決定論思路。中國的經驗表明，一黨專政和資本主義是可以相容的。這一點，當局比許多所謂『自由化分子』看得真切。『自由化分子』們看到把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款寫進憲法，就感到歡欣鼓舞。保護私有財產進憲法，這當然是一個進步，值得慶賀。但是，想從中作出進一步的結論，卻是徒勞的。」

倘若循「經濟決定政治」的思路為「徒勞」，先生又如何評價一黨專政與資本主義相容的社會後果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相結合，是二十世紀中葉發端的世界性大趨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今天的中國，問題成堆，矛盾重重，並不是因為引進了資本主義，而是因為沒有同時引進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等的觀念和制度。只引進市場經濟，不引進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就會變質。腐敗的市場經濟，反過來又腐蝕一黨專政，使之成為不可救藥的腐敗政權。

「後社會主義」才有真正的公平與正義

現在的情形是，權貴和暴發戶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中國的改革開放弄到這步田地，成果落到少數人手裡，廣大民眾得利甚少，社會兩極分化，公平正義蕩然無存，根子就在這裡。」那麼該如何消除這個「根子」，藉評價「六四」之後的趙紫陽，顯揚先生點出了「後社會主義」這個概念：

「現實社會主義把公平正義的人道主義理想與極端反人道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捆綁在一起，用手段扼殺目標。『後社會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從社會主義中剔除出去，代之以議會制民主或曰憲政民主。這就在制度層面上消除了現實社會主義的禍根，在理想層面上回歸了社會主義的本義。『後社會主義』，就是在議會制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混合經濟的經濟制度下，為公平正義的理想目標而奮鬥。」（p.182~196）

寫下以上幾頁文字，關於顯揚先生的大作，能說的我差不多都說了。記得年前某日與同學曉韋作竟夜談，他感慨：「改革開放三十年，我有三個沒想到：一是沒想到中國經濟會發展得這麼快，二是沒想到中國政治制度會一仍其舊，三是沒想到中國知識分子會這麼墮落。」今日回想，顯揚先生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權貴社會主義」，大概就可以解說曉韋感慨的第一個和第二個沒想到了。至於第三個，只要讀讀《歷史決定論批判》一書，相信讀者當認同筆者的判斷：至少顯揚先生從來就是，並且今天仍是一位名符其實的知識分子！

【補記】昨日，二○一三年九月十七日上午草成此書評，中午十二時與顯揚先生通電話，先生高音大嗓、笑聲朗朗。今日，二○一三年九月十八日二十一時，先生已然與我們陰陽兩隔。旦夕之間，竟成永訣，叫人如何不悲從中來！叫人如何不悲從中來！

剛從醫院痛別先生，回來翻看先生遺著，其後記有云：「一九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高潮中，被中共開除黨籍的四個『自由化分子』，其中三個，王若望、劉賓雁、方勵之都已相繼作古，只剩我一個。我知道，我離那一天也不遠了。去年八月、十一月連續兩次心衰、心梗同時發作，四進ICU，三上呼吸機，還能活著出來，實屬奇跡。倘若再犯，恐怕就沒有那麼幸運了。我一輩子都在和共產體系打交道，多少有些心得。離開這個世界之前，總應該把我對共產體系的認識，把我思想變化的過程說一說。這既是對自己的一個交待，也是對後人的一種責任。一輩子的經驗教訓，不能白白地流失了。這個集子，權當我告別世界前的留言。」

一語成讖，哲人其萎！

哲人其萎，嗚呼哀哉！

嗚呼哀哉，悲從中來！

尚饗！

在實踐已經宣判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與計劃經濟理論的破產，故顯揚先生對於唯物史觀及所謂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的批判，當為對馬克思主義的最後批判。而《趨勢與選擇：歷史決定論批判》一書（香港東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8月版）竟成先生絕筆，亦為先生最後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