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學者劉紹華不畏艱難親赴四川涼山對當代彝族做深入的田野調查，寫出中國這個第七大少數民族的窮困與災難，令人感動與羞愧。她做了千萬中國學者沒有做的事。

●台灣女學者劉紹華單身遠赴四川涼山調
查彝族實況。讓大陸知識分子含羞。

作為一名在四川生活了十八年的四川人，我卻從未去過在行政區劃上隸屬於四川的涼山彝族自治州。倒是常常聽母親說起她年輕時候到涼山州的大山裡修水電站的往事，母親出身於地主家庭，毛時代全家被掃地出門，初中畢業後只得參加一個工程隊的招工，去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裡討生活。

母親偶爾提及她接觸到的彝族人的窮困與野蠻，例如：常年皆著黑色察爾瓦（披衫）的彝族，習慣於隨地大小便，將察爾瓦（披衫）一揮，便將身體遮掩得嚴嚴實實。擁有七百萬人口的彝族，是中國第七大少數民族，我所知道的兩個彝族名人，是民國時代的雲南軍閥龍雲和盧漢。彝族對我言，幾乎就是傳說中的外星人。因此，當我讀到劉紹華的《我的涼山兄弟》一書時，時而震撼，時而感動，時而羞愧。

說震撼，是因為作者通過田野調查，發掘出這個被極權體制、毒品和艾滋病折磨的族群的悲慘狀況，她「深入訪談了五十六名報導人，其中包括高層政府官員、鄉幹部、傳統儀式治療者、傳統判官或仲裁者、家支頭人（宗族長老）、曾經吸過毒的、還在吸毒的、艾滋病患者、歷任鄉衛生員，以及流動青年」。這種嚴謹、堅韌的學術態度，今天的中國學者有幾個人能做到呢？說感動，是因為作者並未自詡百分之百的學術中立和客觀性，在朝夕相處中，她從心底裡將許多訪問對象當作弟兄姊妹，「在貧窮與疫情肆虐的利姆親眼目睹太多苦難，道德與情感上的掙扎經常盤踞我心，好多個夜晚，我在鄉衛生院的簡陋住房內暗自流淚」。這種「愛人如己」的心性，又有幾個冷酷而自私的中國知識分子所能具備？說羞愧，是因為作者作為一名台灣學者，完成了本該由「在地」的中國學者從事的研究，而作為中國公共知識分子一員，我對身邊這個邊緣族群的漠視與陌生，以及因為潛意識裡的傲慢而導致的無知，豈能不深切檢討與反省？

一個被碾碎後重新捏造的民族

「彝族」是在中共建政之後的所謂「民族普查」中，強加給諾蘇人的新名字。劉紹華指出：「諾蘇人在短短半個世紀間，經歷了三種迥異的社會生活形態，包括：一九五六年之前以氏族為基礎的獨立自主部落狀態、一九五六至七八年左右的社會主義集體公社時期，以及一九七八年之後逐漸以資本主義為導向的改革開放時期。一九五零年代開始，原本不受國家管轄，且未發展貨幣制度的諾蘇社會，被納入中國社會主義治理，接受『文明』改造，成為官方認定的少數民族之一。」毛澤東的暴政，不僅漢族是其犧牲品，各少數民族亦無法幸免於難。而且，少數民族地區的官員為了迎合中央，往往施行更左的政策。他們鏟除了諾蘇人原有的宗族和宗教傳統，以使得推行政治、經濟政策時不再有任何的挑戰和阻礙。在五十年代末的大飢荒中，諾蘇人亦深受其害，作者訪問到一位名叫曲比的老奶奶，老人說：「我一個女兒上吊了，她太餓了，吃了米糠還有草，受不了了，吊死了，才十八歲。」也許這部分內容不是本書的重點，作者遂一筆帶過。

一處被凌虐又被污名的邊陲

七十年代末，鄧小平上台執政，中國逐漸進入姑且稱之為「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在這一時期，諾蘇人社群所受到衝擊和誘惑可謂空前。用劉紹華的話來說就是：「自從中國歷史性地縱身一躍，投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潮流後，利姆的年輕人以生命之軀銘記一種新的生活軌跡。這段波折起伏的歷程，我稱之為邊緣人群的『成年禮』。」但是，由於種族背景和教育程度等限制，到城市裡尋求新的生活方式的諾蘇族青年大都失敗而歸，而且，帶回了可怕的詛咒：毒品和艾滋病。

早在清末和民國時代，諾蘇人就有過種植和販賣鴉片的歷史，但是，最近二十多年來，涼山州的諾蘇人聚居地區卻意想不到地成為全中國吸毒人口比例和患艾滋病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區之一。以前，這些區域被視為「落後」和「野蠻」的地帶，如今再加上毒品和艾滋病，更成為外人談虎色變的「死亡地帶」。

作為一名外來的「台灣同胞」，又是一名女性學者，劉紹華研究此「敏感問題」，難度之大，可想而知。她第一次訪問利姆的時候，很快就有警察就趕來驅逐她，告知她這裡從不允許外來人士長期居住。後來，劉紹華借助四川大學一個研究小組的幫助，才獲得當地警方的許可居住下來。但是，要獲取官方的資料難於上青天，各級政府都拒絕提供資料，通常以「機密」為理由。劉紹華的研究便以個體訪談為主開展，希望呈現「這些年輕人在中國改革開放時代中，透過各種方式釋放他們的渴望，追求更好的生活」。

在劉紹華的筆下，那些被一般的漢人視為不可接觸的賤民、化外之民、土匪的諾蘇族年輕人，終於擺脫了被長期被污名化的處境，真實而自信地表達自己的心聲。即便那些患上艾滋病、掙扎在死亡線上的年輕人，也被劉紹華的誠懇所打動，滔滔不絕地說出自己的夢想、挫敗與苦難。其中，最引人入勝的是「四兄弟」的故事，他們離開山寨到外面的世界闖蕩，有過吸毒、販毒、戒毒的歷史。他們的故事，比小說家的虛構更加精彩。

不是全球化而是極權主義的罪惡

在研究諾蘇人社會的毒品和艾滋病問題時，劉紹華借用大量時髦的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框架。這些理論和框架屬於西方左翼學說——社會學是左翼色彩最強烈的學科之一。這些學說往往著眼於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批判和反思。但是，這一理論預設並不完全符合中國當下的實際情況。諾蘇人的悲劇，包括今天中國社會存在的大部分違背公平正義原則的情形，其始作俑者不是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而是中國從毛時代沿襲至今的極權主義體制。這一點，劉紹華亦有所體認，她寫道：「諾蘇人社群集體接觸現代性的重要關鍵，並非來自資本主義市場的滲透，而是由於國家主導的社會主義治理。」可惜，在此一層面，她未能更多地展開。當下的中國並未進入所謂的「後社會主義」或「後極權主義」階段，而是一種化妝的、更加精密的極權主義。

在探討當地的禁毒運動時，劉紹華梳理了諾蘇人借助宗族力量推動的禁毒計劃，以及一個龐大的中英合作項目的興衰成敗。無論訴諸於傳統，還是期盼外來力量，都未能奏效。因為，每一個項目和運動背後，都隱藏著國家強權「看不見的手」。劉紹華指出：「政府一方面縮減地方社會福利經費，但仍強力實施政治動員，要求利姆農民無償義務投入公共參與，以控制流行病疫情。利姆經驗顯示出無端任意治理心態，使得農民無論在哪個現代性趨向的社會發展中，都穩列輸家一方。由於國家控制與介入，他們無法藉由草根動員發展成真正的地方賦權運動；而缺乏足夠的教育訓練與政府支持時，他們也難以在自由市場經濟中競爭成功。」換言之，政府在某些領域的毫不作為，比如在基礎教育、公共醫療衛生領域的失職和缺席；以及政府在某些領域的強勢作為，比如意識形態的宣揚和警察暴力的管控；在這兩個方面，都把諾蘇人推入萬劫不復之深淵。

所以，在我看來，與其引述那些「水土不服」的西方左翼社會學理論，不如借用其他的歷史學和政治學著作。比如，美國學者杜贊奇之《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該書以二十世紀上半葉的華北農村為研究對象，精辟地指出「國家權力的內卷化」是傳統農村秩序崩解的根本原因。中國現存的那種變種的、升級的極權主義體制，才是諾蘇人，以及中國境內各種族、各階層苦難的根源。若要拯救那些生不如死的涼山的兄弟姊妹，首先要從推倒極權主義體制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