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劃為右派後，下放離家二十年，在農村患病才得以回到北京，但一個溫馨的家已經不復存在，他在鬱鬱寡歡中去世。每念及他忍受那樣的不幸而堅持為鄉民服務的高尚情操，女兒感到驕傲。

●作者與母親在六十年代。父親當右派，下放20
年。殘酷的政治壓力破壞了一家人的親情。父
親只有在為小女的拍照中，寄託憐愛。（石貝）

今年（2013）三月底，《一片冰心在玉壺》終於出版了，這是我多年來的心願。說起來，一般人紀念父親都有那種對慈父舐犢情深的懷念，而我年幼時父親就因反右運動被逐出北京，對他的陌生感反而多於親切感，直到長大以後，那陌生感才慢慢化開，逐漸變成一種憐憫，變成為他不值、不忿的一種混合模糊的情感。

作為家裡最小的孩子，我從家裡的照片簿中可以看到，父親是相當疼愛他這個小女兒的，我幼時留下的照片是最多的。父親酷愛攝影，當時一般人家連一部相機都沒有的時候，他已經擁有兩部，一部是135，一部是120，其中一部大概是三十年代的老式相機，上面還有中文銘牌【德國製】，是蔡司鏡頭，我自然就成了他隨叫隨到的模特兒。除了這些幼年留下的照片，我幾乎對那種天然的父愛沒有印象。

當右派離開北京，一去二十年

只是我童年的「模特生涯」很短，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開始，父親已無暇顧及自己，哪裡還有閒情逸致去拍照呢？我年僅七歲，懵懵懂懂，連左右都分不清，就已經成了右派子女。父親是一九五八年離開北京的，沒有想到父親這一走，便走了二十年！

我不到十歲，就等於是在單親家庭長大，父親常年在外，我跟他的聯絡就是信件來往，其實，是母親寫信給他，然後囑我寫幾個字給爸爸。等我會寫信封上的地址姓名了，於是每次寫信封就都是我的任務了。再長大一點，會寫信了，我就開始學著給父親寫信，依稀記得信中所寫都是諸如「上課沒聽老師話，在家媽媽把我批評一頓」之類的孩童話語，然後就是表決心「以後一定要聽老師話，不讓媽媽操心」，云云。

還記得父親曾將我寫的信寄回來，上面有他用紅筆修改我寫的錯字、病句。父親遠在千里之外，若想親近他的小女兒，就只有用這樣特殊的方法去維持，或者說去體現父女之間的聯繫。

一直到八十年代，我在香港明報的專欄上還曾寫過，假如「追溯」我的寫作「生涯」，大概要從當年我給父親寫信算起了。但是，正常家庭中的孩子是離不開父母之愛的，反右運動卻令我自幼便不得不生活在單親家庭，雖說有上述的書信來往，但怎麼能與天天都能見到父母的幸福家庭相比呢。

我當年是很羨慕那些天天跟父母同住的同學的，哪怕是家裡經濟情況不如我家，但一家人熱熱鬧鬧，即使天天吃窩頭也非常溫馨，有時，我竟賴在同學家裡，不想回家。

發現我是右派「壞蛋」的女兒！

父親因戴了右派帽子而被驅除出北京，對於當年的我來講，全然沒有意識，家裡人也不跟我講，我想，實在也是不知如何講起吧。我記得上小學的時候，北京市常有外國元首來訪，於是便安排小學生去送花歡迎，還有「五一」「十一」去天安門城樓底下當「花朵」，然而，但凡這種事情，老師一定不會叫我去。

開始我以為是我平時調皮不聽話（我小時候是十分淘氣的），後來有一天，我看到兩個老師悄聲講話，並用眼睛的餘光掃視我，聽到「她爸爸是右派」的字眼，我立時就意識到了什麼，這個「什麼」當然是不好的，但我又不懂什麼是右派。

母親當時工作非常忙碌，每天早上我沒睡醒她已經走了，晚上我睡覺了她才回家，我只能在禮拜天見到她，她又要忙於家裡的事，我根本找不到機會問她，而且這種問題很可能讓母親很難回答。

有一天，我偷偷拉開家裡書桌的一個抽屜，這個抽屜是屬於我大姐的，她當年已經上大學，平時住校不回家，那抽屜裡都是她的東西。我豁然發現裡面有一厚疊印著字的紙張，如信紙般大小，上面寫著關於胡風反黨集團，還提到右派，我嚇了一跳，原來右派反黨，是壞蛋，我的爸爸就是右派，那他，也是，壞蛋？我真真地被震驚了。

當然，我還是不能問任何人，沒有人能給我任何答案，我朦朦朧朧地明白了一點兒，那就是右派不是好人，而我是右派的女兒，我感到了恥辱，可那是我的爸爸啊，我怎麼也不能將壞蛋跟父親聯想在一起，小小年紀的我從那時起便過早地感受到了壓抑。家裡的哥哥姐姐當年都很爭取進步，靠攏組織，對我們這個家則很冷淡，父親每年被批准回北京探親一次，連路程帶假期只有十天，也就是說在北京只有一個星期的時間，在這七天之中，我要上學，母親要上班，哥姐都上了大學並住校，在這期間他們都盡量待在學校不回家，避免與父親見面；而我年紀太小，即使放學回家面對父親，也不知如何與他對話，更何況我已經知道了右派的「含義」，那令我困窘、羞恥、難言的感覺，像一隻隱形怪獸一樣如影相隨。

中學老師要我與父親劃清界限

現在回想起來，自中共建政以來發動的各種政治運動，在農村首當其衝的是地主富農，而在城市因五七年的反右，而無中生有地「造」了幾十萬名右派，共產黨把這些右派一夜之間變成了敵人，於是，當時地位最低的除了國民黨舊部（所謂歷史反革命），便是「新鮮出爐」的右派了。記得當年我們那所小學，家庭出身工人的並不在多數，反而是知識分子、藝術家甚至資本家出身的佔了很大比例，只要父母沒有劃成右派，那些同學還是感受不到什麼壓力的，只不過那是「時間未到」，直到文革，所有知識分子以及資本家、小業主等都被波及，甚至父母本來是所謂革命幹部的，也被「拉下馬」，批鬥一番。這是後話了。

所以，文革前像我這樣處境的是不多的，特別是遭受父親被驅逐出北京這樣的懲罰，更是不多見。除此，我的三個舅舅兩個姨丈也被劃成右派，最嚴重的一個舅舅還被送到西北地區勞改。我的這種右派家庭背景，再加上父母的海外關係，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簡直屬於「不可救藥」的出身了，北京人有句俏皮話形容，即底兒太潮，潮得能擰出水了。

上中學以後，有天老師找我談話，直接指出「你父親有問題，你要跟他劃清界限」，但如何劃清？老師不說，那意思好像是讓我自己「悟」出。當時我成績不錯，跟同學關係也不錯，勞動態度也好，跟好學生的距離似乎不遠了，但只有這個「劃清界限」令我糾結，不知如何才能劃清。

父親默默忍受失去親情的痛苦

那時上了初中的十幾歲孩子都希望加入共青團，我也寫了一份入團申請書交上去，結果，有一位女同學找我談話，她是班裡的團幹部，與我同齡，平時打打鬧鬧跟一般的女孩子無異，一跟我談話馬上變了另一副面孔，板著個臉很嚴肅地教訓我：「你父親是右派，問題很嚴重，你要不跟他劃清界限，你就不能站到無產階級這邊。」我一聽，這跟那個老師說的不是一樣嗎，可她跟我是同學，小丫頭一個，憑什麼她來訓我？便衝口而說：「你說我該怎麼劃清？」，這女孩其實也不懂，她不過是拾人牙慧而已，聽我這一說，竟慌了起來，「你什麼態度？你怎麼能這麼問」，最後居然哭起來。

後來我受到班裡團幹部和積極分子的嚴厲批評，說什麼的都有，但依然沒有人告訴我應該如何劃清界限。從那以後我變得沉默了，文革還未開始，我已經感受到那種強烈的歧視，那種低人一等的感覺，彷彿巨石一般壓在身上。很多人都誤以為出身問題是文革中湧現出的現象，其實，文革之前好多年，中共（及學校機關單位領導）就早已將家庭出身列為驗證某人是否「自己人」的主要標準了，文革不過是將這出身問題推到極致而已。

當年，儘管我們不過是十幾歲的中學生，但還是被要求填寫很詳細的表格，那表格除最基本的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和籍貫外，就是家庭關係那一欄了，不僅要填寫父母及兄弟姐妹，還要填寫親戚，包括他們的姓名、職業、地址和政治面目。每次填寫這種表格，我都會羞愧難當，跟班裡那些家庭成分簡單的同學比起來，我簡直就像等候審問的監犯一樣，交表的時候我低著頭、紅著臉，看都不敢看老師一眼。

我想，我和父親的關係真是非常特殊，我們父女的地理和心理距離被人為地隔離，他作為我的父親，我感受不到父愛，甚至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但一提到出 身，或家庭之類的字眼，父親作為一名不光彩的角色，便悠然「回」到我身邊，讓我強烈地感覺，他，是我的父親。

其實，父親從來沒有跟我講過他的遭遇，每次回京也從未解釋過他的境遇，他就如同其他在外地工作的人一樣，回到北京的家，便默默地享受有限的那一點點家庭生活，只有談到他的針灸治療時，他才會神采奕奕地談起所治愈的病人情況。直到文革後期，我對中共愚昧說教有了清醒認識以後，我跟他談起他不得不在那困苦的鄉村中生活，為他非常不忿，父親卻一再強調，其實農村是很需要醫務人員的，尤其像他這樣有經驗，僅憑一根銀針便可以為鄉親父老解除病痛的醫生，更是農村的亟需。

每年父親忌日遙寄女兒的愛

我想，父親在北京被打成右派後，人格和尊嚴受到了極大的挫傷，但當他被發配到河北省，從灤平到承德到寬城，由於他的精湛醫術，不論到哪裡都會受到病人的尊重，儘管他一口濃重的廣東腔的普通話，在河北鄉村顯得那麼不協調，但他畢竟拾回了一個人、一個知識分子、一名醫生的尊嚴，他確實心甘情願待在那裡為當地人服務，只是到了七十年代中，父親患了帕金森症，生活料理都成問題之後，他才回到北京。

而他在北京的最後三年，雖然跟母親和我重聚，但我不覺得他心情愉快，戶口問題一直困擾著他，市公安局甚至放話說「摘了帽子的右派，還是右派，右派是不能在北京落戶的」，這句話對父親的傷害巨大，我眼看著他萎靡不振，以致不願意去看病治病，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對此，我在書中有所描述）。

父親去世後，我悲痛萬分，直到處理完後事，我仍然一提起父親，眼淚便會湧出。一年多以後（一九八○年）我移居香港，在十多年的時間裡，每次與朋友說起父親，我還是會淚承於睫。八十年代初我開始在明報寫專欄，每年的十一月十九日，我都會在專欄上寫紀念他的文字；那天的晚上，我會買一束白花，無論多忙，都會跟母親吃一餐晚飯以作紀念。

如今，想想我跟父親相處的時間，真是短得我都難以置信，從反右後他被流放，到回京後那幾年，總共十一年！但我與他的感情之深，遠遠超過這十幾年，我為有這樣的一位父親感到驕傲，我願意繼承父親那種為人忠心耿耿、敢言而不畏強權、大是大非面前絕不妥協的精神，唯如此，才不辱父親那光明磊落的一生。（二○一三年七月溫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