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香港多年來出版了眾多有關文革的大陸禁書，尤以個人回憶錄源源不絕。許多文革的風雲人物都寫出親身經歷與感受，為史見證，為己立碑，良莠不齊，真偽可考。本文扼要點評一批有知名度的「文革遺老」的作品，並介紹他們的落寞心境與近況。

筆者乃文革少年，如今亦歲近六旬，快壓縮成「文革遺老」。那些長我一兩輩的「文革健兒」，歲暮人靜，塵埃落定，心態如何？如何看待那難忘的「火紅年代」？小刀輕剖，「紅味」立飄，很能嗅出一些歷史內涵與人性特色。

一派極權主義思維：天無二日

從深層次上，文革遺老的「遺味兒」包裹著特殊的紅色傷害——他們尚渾然不知的「內傷」。王力（1921～1996）孫女評《王力反思錄》：「他的反思，到死還有他那代人意識形態的局限。」一九九五年，王力還堅持「突出宣傳領導核心是歷史的必要」。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上書中央，要求突出宣傳鄧小平；十四大後再上書，建議突出宣傳江澤民；論據竟是：「沒有核心，黨心人心就會散了。天有二日、天有數日，是不利於穩定和發展的。第一小提琴手只能有一個。」^[1]握持封建政治邏輯，將歪歪理說得振振有詞，一派「長纓在手」的氣勢，確為文革遺老留給後人的特殊精神遺產——他們的臀部上竟蓋著這樣的封建紋章！

崇毛乃「文革健兒」一大共性。邱會作反思能力相對較強，但最後仍堅持：「毛澤東起正面作用的時間長，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他一生中畢竟還是短的。」^[2]言出旨顯，評毛「正面作用時間長」，邱氏立場在黨不在國。邱仍感激毛為中共打下天下，故意忽略毛氏禍國巨罪。可如今連中宣部都只歌頌「改革開放」，不提一九四九年後的毛氏「治績」了。

文革人物的自傳自評，如陳伯達、江青、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上海的「徐老三」徐景賢、朱永嘉，北京的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無一人真正服氣。這些人物的品格境界，從他們敘述文革的口吻即可清晰嗅出。他們大多以「憶往昔崢嶸歲月稠」的豪邁心態回憶那段日子，不僅無悔無懺，而且還帶著難以掩飾的得意。對他（她）們來說，小人物翻然成要角，指點江山起來，一生也就這段日子「無限風光」了。聶元梓、徐景賢的自傳，此種「得意」溢透紙背。武宜三先生評徐景賢的《十年一夢》（載《開放》2005年第六期）：

通讀全書，都是過五關斬六將的業績，有王洪文的錯、王秀珍的錯，甚至有江青的錯、馬天水的錯，就是沒有徐景賢的錯。連他爸爸當班主任的歷史，也成了他炫耀的本錢。全書插圖、照片也都是他的光輝形象。其中還有一張是他夫婦和朱永嘉夫婦二○○三年三月在海瑞墓前的留影。徐景賢和朱永嘉完全忘記了他們曾協助姚文元，在毛、江的親自策劃、指揮下，秘密炮製批《海瑞罷官》的文章，而且還笑嘻嘻的。我在這照片邊上批了二十八個字：發跡只因批海瑞，今到墓前能無愧？嘻皮笑臉還照相，人間皮厚君為最。

留戀往日風光，堅持文革有理

這些文革紅角只承認客觀上的政治失敗，不承認主觀上的「主義」失敗。在他們內心，輸事不輸理。即便承認當年的錯誤，亦屬「路線錯誤」，個人沒有多少責任，亦毋須懺悔。對於全面徹底「否定文革」，當然更「不服氣」：「這不，還是毛主席有遠見，資本主義這不真的復辟了？！」

《邱會作回憶錄》定型於九○年代，邱會作（1914～2002）不服氣「公審」，從根子上不認同鄧小平：「如果說毛主席晚年有什麼錯誤的話，他最大的錯誤就是看錯了鄧小平。鄧小平不是『永不翻案』，而是在他得勢後掘了毛主席和共產黨的『祖墳』。」^[3]邱甚至認為應該搞一點個人崇拜：「個人權威一點不搞，也不行吧，連個權威都沒有了，也不行呵。」^[4]

二○○四年，九旬老翁李作鵬（1914～2009）上書中央，再三為林彪鳴冤：「……『擁護』變成錯誤，拍馬屁拍到馬腿上，烈馬揚腳一踢，把林彪踢翻了，落在臭水坑裏，慘不忍睹，臭不可聞。毛澤東對待幾十年南征北戰、出生入死、同甘共苦的親密戰友，多麼無情無義。」李作鵬最後的政治遺言：「我相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終會勝利！」^[5]

級別較低的上海文革弄潮兒朱永嘉（1931～ ），學出復旦歷史系，師從譚其驤、周予同等名家，文革時上海市委大批判寫作組總負責人，為王洪文講解《後漢書·劉盆子傳》，且为姚文元《評〈海瑞罷官〉》「重要贊助者」（參與寫作）。復旦史家朱維錚：「評《海瑞罷官》如果沒有朱永嘉的出力，姚（文元）再有水準，也不可能寫出來。」文革期間，朱永嘉深得張春橋、姚文元器重。四凶被抓，朱永嘉高呼：「還我江青！還我洪文！還我春橋！還我文元！」真正鐵桿「三種人」。文革結束後，隔離審查五年，一九八二年領刑十四年，八八年提前釋放。二○○○年前後，七十歲的朱永嘉以不屑一顧的態度對來訪者說：「我們當年看中的人（按：指余秋雨），現在不也很紅麼！」^[6]

二○一一年，戚本禹在香港再出《評李秀成》，還是那麼崇毛迷毛，無限懷念的還是那段「崢嶸歲月」。再讀他那篇成名之作，「無產階級專政」、「農民起義」已那麼遙遠、隔閡，本皮都已被完全顛覆，依附其上的戚氏之毛，還能有什麼價值？徒留赤蹤吧？

紅衛兵領袖譚厚蘭死蒯大富中風

紅衛兵「五大領袖」先甜後苦，早早星光黯淡。北師大女將譚厚蘭（1937～1982），其文革「功績」是砸了曲阜三孔（孔府、孔廟、孔林），毀壞文物六千餘件，燒毀古書兩千七百餘冊，字畫九百多軸，砸碑千餘座，包括國家一級文物七十餘件，珍版書籍一千七百多冊。一九七○年六月，譚厚蘭隔離審查，七五年八月，送到北京維尼綸廠監督勞動；七八年四月，逮捕下獄；八二年六月免於起訴；此前查出宮頸癌，保外回老家湖南湘潭治病；八二年十一月去世，終身未婚。如今，譚厚蘭仍「揚名」曲阜。曲阜人民仍惦記著她的「業績」，一九八○年代就將她的「打砸燒」銘記在「三孔」遊客告示牌上。

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1945～），七一年因「五一六」隔離審查、開除黨籍；七八年再以「反革命」被捕，領刑九年，八三年出獄後蟄居川中都江堰，先在一個街道商店當臨時出納，後被軍辦貿易公司聘為副經理。

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1945～），六八年底隔離審查，六九年十一月分配湖南株洲工廠；七一年三月～七五年九月，再隔離審查，此後監督勞動；七八年四月逮捕，八三年領刑十五年；八七獄中接到「寬大」通知：仍按大學畢業生待遇回到原單位，後調至深圳，入某國企公司擔任總經理；二○○三年內退。

清華大學蒯大富（1945～），領刑十七年，出獄後與朋友合作經商，似乎接近「大富」，但深圳只准其妻女落戶而不批准蒯。經多年申請，蒯大富才在山東獲得護照，方可出國旅行。公安機關始終禁止他接受記者採訪。^[7]一位與蒯有交往的文友告知：蒯至今還有「六八年情結」，四次中風，已住進養老院，行動不便，妻子離婚。清華學友評曰：「一個真正的悲劇人物！」

聶元梓（1921～ ）十六歲加入中共，五○年十二級「青年高幹」，十年文革八年審查（毛澤東批准），文革後領刑十七年（實際蹲監六年），出獄後二十年無住房，十四年無收入，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來源，只能「憶往昔崢嶸歲月稠」。聶元梓不認同全盤否定文革，在港版回憶錄中認為文革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余秋雨：公開賴帳第一人

這一派的「一號」非余秋雨莫屬。此派人士大多文革後再次「起來」，享有一定社會聲譽，十分「愛惜羽毛」。他們深知文革髒臭，雖然身下壓著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扛，絕不承認與文革的關係，尤其與文革寫作班子「石一歌」之類有染。

余秋雨在直面個人歷史的勇氣上，智商之低、勇氣之弱，很令絕大多數國人看不懂。原本低個頭認個錯，檢討幾句也就過去了，誰會去揪文革青年的「當年盲從」呢？誰還能不理解那會兒「跟著走」的年輕人？偏偏余先生不肯認帳，狀告古遠清、肖夏林等「誣衊」，激起社會共憤，忽忽然形成聲勢頗壯的「揪余派」。最後越描越黑，弄得全國人民皆知余先生確有一根「文革小辮子」，當年不僅「下水」，而且還是「石一歌」主要筆桿，以及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組下屬文藝組的「第一號種子選手」。^[8]

另一位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二○○二年致信古遠清：

我已漸漸看淡了遠去的刀光劍影，當時鬧得挺凶，過了若干年，只是泡沫而已。

這位文革遺老的心態比較典型，看空了，不願提，人生入暮，歲遠事了，大徹大悟，四大皆空，微笑對塵世。這一「看空」心態，在文革遺老中估計占到一定比例。

火氣最大的是《歐陽海之歌》作者金敬邁，其港版文革回憶錄《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充滿對文革的控訴與不平，激情反思，無人能及。

多數對改革開放不無嘲諷不評論

文革弄潮兒回憶錄的一個共同特點為避評當下，字裏行間對改革開放不無嘲諷輕蔑。聶元梓、徐景賢、朱永嘉、郭鳳蓮均如是。

倒是老粗吳法憲（1915～2004）對改革開放明確讚揚：「我親眼看到了我們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民群眾的生活水準隨之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通過比較，我認為這才應該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我從內心裏擁護我們黨改革開放的根本國策。」^[9]

邱會作前面罵鄧小平掘了毛澤東、共產黨的祖墳，晚年也承認：「鄧小平改革開放有功，了不起。」「我真心地為鄧小平、趙紫陽的農村改革大聲叫好！鄧小平好福氣呀，他『摸著石頭過河』，頭一腳就踩了個正著，向前跨了一大步。……中國改革開放的方向是正確的。」^[10]林彪四虎將中，數邱會作文化程度最高，思考能力最強，回憶錄也寫得最好，但對赤潮禍華這一根本問題上，邱會作盡顯時代局限，無有一點點反思。

吳法憲之子吳新潮，「九一三」前為瀋陽飛機製造廠軍代表，一顆冉冉待升的新星。「九一三」後，他懵然不知原委就被關入地下室，久不見天日，一段時間竟失明。後發落陝西一偏僻農場喂豬、幹農活。他揣著一根電線隨時準備自裁，但從未付諸行動。從雲空跌落塵埃的他，說了一幅概括他們這一撥人心態的對聯：「活著沒信心，去死沒決心」。這撥「紅二代」從不承認自己是「黑二代」，黃永勝之子黃春光激動地說：「我認為我們仍然屬於這個黨。」^[11]

大寨「鐵姑娘」郭鳳蓮（1947～ ），1999年自由亞洲之聲女記者採訪她「大寨人感到『包產到戶』對大寨的農業發展有利還是不利？」郭答：「現在已經習慣了，一樣。」記者現問：「從改革開放以來，農業政策的變化，您自己的感受如何？」郭答：「我感到還可以吧。」再問：「對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你們有沒有什麼感受？」郭答：「不良風氣慢慢糾正吧，都沒辦法，我們也沒辦法，那個咱們就不要多講了吧，我講不清楚。」女記者終於放棄繼續採訪。^[12]郭的態度屬於沉默的抵抗。

文革漸走漸遠，遺老們也一點點走進厚厚史褶，成為歷史的垃圾堆。惟赤潮留下的意識形態腳手架仍未清除，還有相當後滯力，整個國家運行在歪斜的意識形態轍道上，如「共產黨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江澤民語）……不僅「自由」距離國人十分遙遠，說點真話都還那麼困難哩。至於各大社會顯弊（機構龐大、貪腐瀆職、浪費黑洞、新聞自由、貧困群體、訪民日增……）明知其病而無法療治，成為真正「特殊國情」，怎麼辦？讀書人只有一聲潼關長歎！

（裴毅然：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