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于光遠以98歲高齡安寧地去了。我從美國帶著大女兒趕回北京見了爸爸最後一面。告別式上，爸爸身上覆蓋著巨大的鐮刀斧頭黨旗，沿牆左邊擺放的是家人親友的花圈，右邊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送的花圈。

我和父親告別，也和我這個「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作最後的告別。在美國居住了三十三年，什麼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這個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調侃的時候了。父親這一走，如今我便名實相符地和共產黨沒一毛的關係了。

除了這個空洞的有名無實的身份，我還有研究學者、教育者的身份，還有三個孩子的母親的身份。只是學術工作已經放慢了，孩子們也都長大了。所以這些身份也習而不察，就如在家穿著的舊T-衫。

我還剩下一個自我懂事以來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個夢魘般讓我從小就學會躲藏掩蓋的身份。年幼時這身份使我深感恥辱；青少年叛逆時期，恥辱感被憤怒代替了，但依然絕少提起。年紀大了明白的事情多了，這個身份再也不能傷害我，也就習慣性地淡忘了。這不是一個三言兩語說得清的故事，很多好友同學依然不知道我這個身份。但是這個身份的分量，反而因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沉重。這麼多年來，眼看著中國社會變遷，但是我這個身份所映照的大時代大事件，好像已經被洗得了無痕跡，再也不會真相大白了。

父親走了，我不再具有「共產黨高幹子女」的身份，讓我告訴這個世界我的另一個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親孫歷生，14歲加入了地下黨，23歲在中央黨校學習時被定為右派，34歲慘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王蒙的「傷痕文學」的名著《蝴蝶》裡，她是書中女主人公海雲的原型。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裡，也細寫了孫歷生和她女三中同事們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個典型的庶民右派，殘害她的人，沒有一個人懺悔道歉過。不要對我說向前看，我不相信掩蓋過去會有益於現在有益於未來。艾利·維索（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無論生死，我們作證）

即使我不能做什麼事，我也決不放棄我這個身份，而且要把這個身份的來源留傳下去，為歷史作證。

（于小康：于光遠和孫歷生的二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