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鐘按：廣受尊敬的社科界前輩于光遠先生已於九月在北京逝世。本文描述一段有關他前妻的悲慘故事。年輕單純的孫歷生在五七年劃成右派，于光遠和她離婚，她歷盡困苦，文革中又慘遭迫害，自殺而死。她的不幸，四十五年來，于光遠從不提及，作家王蒙在小說中則加以扭曲。王友琴在調查文革暴行中目睹許多怪人怪事，深感記錄歷史的艱難。這篇報告顯示中共為一黨之私，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道德人性摧殘到了何等地步！迄今沒有絲毫悔改。

●年輕的中學教師孫歷生，經過反右到文
革12 年的殘酷折磨，終於以34 歲的年
華了斷人生，這是她少有的兩張照片。

一、一個單純、熱情，美麗的革命女性

上個月，我收到金鐘先生的電郵：

友琴：九十八歲的經濟學家過完了他光榮的一生，至少還享受了三十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我不能忘記的是您寫的孫歷生，那樣悲愴的故事。他讀過嗎？有沒有去亡妻墓前敬獻過一朵花？啊，這個世界！

金鐘  九月二十七日  香港

信中所說的「孫歷生」，是我的《文革受難者》書（二○○四年開放出版社出版）中六百五十九名文革死者之一。她的生平簡述如下：

她生於一九三四年，一九四九年時是北京女三中的學生，畢業留校當政治教員。是「一個外形和氣質都很美的人」，不到二十歲和一名高級幹部結婚。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運動中，她被劃成「右派分子」。送去勞改農場勞動。丈夫和她離婚，三個孩子送到她母親家裡撫養。她在農場兩年後，被准許回到女三中，先做體力勞動，後到資料室工作。和一名也是右派分子的中學教員聶寶珣結婚，又生了一個女兒。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她再次遭到批鬥和迫害。在「第二勞改隊」中，紅衛兵用細鐵絲在她脖子上掛了四塊磚頭，強迫她和一些老師在玻璃碴上爬行。

「紅八月」二十日上午，該校校長沙坪在全校鬥爭會上被打死，當時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她的母親因有自己的住房，被紅衛兵抄家剃頭並毆打。一九六八年開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她被關在學校審查。她在七月十一日晚跪在地上挨鬥，校革委會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沒改造好的右派」，要在第二天下午開全校大會給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同事不見她來吃午飯，有人來報告說她吊死在廁所裡了。女三中革委會宣布她「自殺」。因為不見她的遺書，文革後銀行找出她的一張數額不小的存單無人認領，她的母親和女兒一直懷疑她是被打死後吊起來的。她死時三十四歲，四個未成年的女兒中最小的七歲。

這就是孫歷生的「悲愴的故事」。我想，讀者大概也會同意，也只有瞭解她的具體遭遇，才能懂得所謂「悲愴」的狀況。這不僅有她生前的痛苦，還有她死後遭到的論說或者不被論說。

二、否認受難者事實，維護文革正面形象

于光遠就是和孫歷生離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的報紙介紹他是「原中顧委委員，原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著名社會科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

其實，我的書稿原本沒有寫出于光遠的名字。這樣做的道理是，孫歷生的悲慘遭遇中，雖然也有妻子被丈夫拋棄的成分在內，但她的命運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這兩場大迫害造成的。我盡可能地瞭解孫歷生和她的同事遭到的折磨。這些調查的結果，寫在書中和《1966：學生打老師的革命》等文章中。被勞改，受酷刑，慘死於校園中，那不只是孫歷生一個人的命運，而是上百萬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受難者」的共同命運。在名為「革命」的大規模的群體性迫害中，我將傳統的男女不平等因素，放在次要的位置，沒有渲染于光遠在反右中對家庭的態度。

金鐘先生編輯《文革受難者》時，在「孫歷生」一章中的一處加上了「于光遠」的名字，我也同意。這是因為寫一個歷史人物，需要有相關人物資料的配合，才能顯示其真實性，何況于光遠不僅是她的丈夫，還是一位「公眾人物」，不必「為尊者諱」。

後來，二○○九年，在北京的一個國際文學會議上，我的發言是對比小說人物和其原型，以王蒙的《蝴蝶》為例。發言後一名美國教授提問：你怎麼能證明你說的受難者是真的？其時，孫歷生和其他幾名中學教師受難者的照片等資料剛在屏幕上顯示過。會後有人跟我說：你應該請這位教授馬上給于光遠或王蒙打電話，他們兩人總不能說孫歷生是你編造出來的吧。

看來，為了顯示孫歷生的真實存在，真需要提到她曾經的知名丈夫。不過，提出那種問題的背景是，一些西方教授要正面評價文革，提出毛澤東時代是「道德的時代」。顯而易見，孫歷生等受難者的「悲愴」故事會使得他們的「理論」無法成立。之前，已經有過文革的施害者矢口否認受難者存在。後來還有一種為了捍衛自己的理論的人也來參與這種「否認」。二十世紀發生的迫害和屠殺，希特勒的大屠殺，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有過「否認者」（deniers）。這些年，隨著大饑荒和文革的千萬受難者被揭露，就出現了對中國人受難慘狀的「否認者」。

●1957 年反右，于光遠在蘇聯訪問，回國
時，妻子已成為「階級敵人」，他提出離
婚，此後至死與妻劃清界限，十分絕情。

三、王蒙首創「母親打孩子」說，化解文革迫害

《文革受難者》書中關於孫歷生有十一頁的描述，是經過數年調查才寫成的。北京大學鄭培蒂老師是孫歷生在女三中教過的學生。在採訪中，她告訴我孫歷生曾是于光遠的妻子，王蒙的鄰居，也是王蒙小說《蝴蝶》中人物「海雲」的原型。她記著孫歷生教學生唱歌的美好形象。原型研究是文學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來，學者和文學愛好者下功夫研究難以考察的莎士比亞和曹雪芹的生平，想從他們的生平中找到他們的作品的原型，對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釋。《蝴蝶》是文革後「傷痕文學」的著名作品，發表時我就仔細讀過，後來碰巧我在瞭解孫歷生的生平和死亡，掌握充足資料以便研究。

孫歷生和王蒙小時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絨線胡同自家的房子裡，小學一年級就在一個班讀書，都在十來歲的時候就參加了「革命」，一九五七年都當了「右派分子」。《蝴蝶》是小說，裁剪原型的事實是常用的手段，不過，從取捨和改動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孫歷生被離婚時已經有三個孩子，是「組織」要求離婚的。《蝴蝶》中「海雲」只有一個孩子，並在當了「右派」後主動要求和高級幹部丈夫離婚。「組織」逼迫離婚是廣泛使用的迫害手段，但有三個孩子的妻子首先提出離婚，這太難被讀者相信，改為一個孩子是很聰明的手法。孫歷生在文革中受到殘酷折磨，小說則沒有寫。看來是為了配合另一篇同時發表的《布禮》（「布爾什維克的敬禮」的縮寫）中主人公對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錯了孩子，孩子不應該記恨」。但是，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殘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王蒙很聰明，他對原型人物的事實情節的改動，確實有助於他要對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釋。此外，他還用了莊子哲學，《蝴蝶》篇名就來自莊子最有名的「夢蝶」的故事。莊子對人生的看法超然瀟灑。在莊子看來，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質財富是身外之物。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說法。但是，不會有人愚蠢到想用莊子哲學為殺人犯和盜竊犯辯護，說既然「生死齊一」，物質財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對他們判罪和懲罰。文革後一段時間的時髦是說老子莊子哲學，如《蝴蝶》所作。當時有人私下解說，這是故弄玄虛滑過審查以求作品發表，而王蒙正是善於此道的。

但是，今天，孫歷生已經被害死四十五年了，王蒙也寫了好幾本非虛構作品，他的自傳寫了他生平種種大小事情，甚至也簡單提到了孫歷生，但是，他從未敘述孫歷生的悲慘遭遇。

于光遠去世兩周後，是王蒙的八十歲生日。在一篇介紹其生日慶祝的文章中（胡新民：王蒙在文革中是怎樣挨整的？《共識網》），講述為什麼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們夫婦的話，是因為他們「一貫謙虛謹慎」，「聽毛主席教導」，「向農民學習」。該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從三十年寫《蝴蝶》到現在，王蒙的認識又進了一層？ 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訣竅的同時，也在暗示受難者們都是因不「謙虛謹慎」而遭難的，是嗎？

四、于光遠近百本著作，回避孫歷生的遭遇

十年以前，我已經瞭解到孫歷生的文革遭遇，卻無法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檔案裡顯然會有記載，但是要認識人才可能去查。這只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試了各種辦法沒有結果，最後，只有給于光遠寫了信。他沒有回信。我在做受難者調查的時候，也曾給另外幾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寫過信。 因為他們的名聲和地位，收信地址不會錯，他們也肯定收到我的信，但是他們都沒有回信，和我寫過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對比。但是，于光遠的女兒收到了我手寫的信的傳真件。傳真件上沒有任何附加的說明。她不知道是她父親，還是誰把我的信傳真給她的。她和我聯絡，才知道了孫歷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後，一九七八年，孫歷生的女兒們為母親舉行了追悼會。她們發出了一百張請帖，到會的有幾百人，多是中學老師。其中有當時已經八十歲的孫歷生小時候的老師，也有和她一樣在文革中慘遭毆打折磨的教師。北京師範大學二附中的校長高雲遭毒打後失去知覺，被紅衛兵送去火葬場。火葬場的工人發現他還有氣，沒有燒他。他的兩個同事姜培良和靳振宇都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被打死了。高雲在追悼會後還來看望孫歷生的孩子，希望幫助他們。但是，于光遠沒有出席孫歷生的追悼會。

于光遠的女兒說，多少年來，為孫歷生的死，只有一個人表示過歉意，是陸定一。陸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個高幹「彭羅陸楊」之一。孫歷生被劃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說了批評陸定一的話。陸定一為孫歷生之死向她的孩子道歉。這個道歉和陸定一說中宣部多少年來做的「就是整了這個整那個」一樣，沒有被官方正式發表過。

于光遠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批鬥，被抄家，被從原來的住房中逐出。這些都在他一九九三年出版的書《文革中的我》中有記叙。那本書裡沒有提到孫歷生。孫歷生的女兒還向我指出，儘管書中有專章講述他的孩子，但是只寫和孫歷生離婚後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沒有提起孫歷生為他生的孩子，儘管書中寫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場。于光遠有五個女兒。但根本沒有人知道他寫到的孩子，哪一個是出自孫歷生。他的這種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許體現了他內心的一種緊張？是不是說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簡單的忘記？

在追念于光遠的報導中，提到他晚年寫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書」，他留下了寫作用剩的兩千多個鉛筆頭。這收藏鉛筆頭的情節，是關於一個高壽筆勤多產的作者的生平很生動的證明。但是也會令人問：為什麼他從來沒有寫到孫歷生？崇高的社會地位，九十八歲高齡，應該是一個可以坦然回顧人生所有經歷的時候，他為什麼還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麼？

反右派，文革，中國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規模之大，手段之多，史無前例。中國有長久的學校和教育傳統。千年精神導師孔子就是一名教師。文革中，卻連女子中學的校長教員都被少年女生紅衛兵打死！我調查過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學，其中至少有三名校長和兩名教員，被女紅衛兵學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孫歷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師大女附中校長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長梁光琪，女十中教員孫迪，女四中教員齊惠芹。這既不能從傳統也不能從現實中找到任何藉口。王蒙寫小說還可以在莊子的雲裡霧裡侃上一氣，于光遠作為「社會科學家、哲學家、經濟學家」，很難這樣扯吧。顯然，曾經是他最親近的人的孫歷生的遭遇，使他無法解釋也無法自諒，只能迴避。

在八十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鮮花」之一（這是一本當時得到平反後復出的作家的文集的書名），以後則地位和影響越來越大，官至文化部長。而于光遠，也如金鐘先生所說，「享受了三十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孫歷生的故事前，他們只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中共大作家王蒙和孫歷生是鄰居、小學同學，知悉孫的
不幸。他筆下卻有意迴避事實，還創建「母親打孩子」
之說，為中共暴行洗脫。近日榮獲當局慶祝創作60 年。

五、陳壽仁老師獨自寫出女三中文革史

我很遺憾，《文革受難者》出版之後，我才認識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員陳壽仁老師。她居然通過電子郵件找到了我，她的電腦技術在她的同齡人中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陳老師一九五四年在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分配到北京女三中，和孫歷生在一個教研室。一九五七年，陳老師的丈夫，也是中學教員，被劃成「右派分子」，減薪去教職。他們夫婦忍辱負重帶著四個孩子生活。文革中陳老師也被「揪」出來，和孫歷生同關在該校的「勞改二隊」中。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北京第一個打死校長的學校的紅衛兵宋彬彬在天安門的百萬人集會上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毛澤東對她說了「要武嘛。」第二天，在女三中，紅衛兵開始毆打折磨校長沙坪，直到深夜。八月二十日上午，全校大會批鬥「牛鬼蛇神」，沙坪在會上被打死。毒打沙坪的時候，孫歷生和陳壽仁老師都被強迫跪在沙坪旁邊挨了打。一九六八年「清理階級隊伍」，陳老師也和孫歷生都被關在學校裡「隔離審查」。他們是難友。

和王蒙和于光遠不同，陳壽仁老師既不是名人也不是大官，但是她堅持真理守護良心。她不為名利也不為出版（因為不能），做了仔細的回憶和調查，寫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鬥爭」直至被殺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電郵給我。在一個小小的中學，我們看到的迫害和後果竟是如此嚴重。

一九六六年，紅衛兵高潮的「紅八月」中，校長沙坪被打死。數學老師張梅岩和體育老師何瑾被抄家侮辱後「自殺」。我在這裡加上引號，因為即使他們確實是自我了斷，也絕不是平常意義上所說的「自殺」。在該校內，還有一個不知姓名的男人，紅衛兵說是「老地主」，被活活打死。紅衛兵還毒打和逼迫學校對門一個住戶馬寶山的妻子在他們面前吊死。她是七個孩子的媽媽，被說成是「破鞋」（指男女關係）。

一九六八年，學校革委會領導進行「清理階級隊伍」和「鬥批改」。一批老師被作為「特務」「現行反革命」遭到關押和「鬥爭」。所謂「特務」，根本就是沒有的事。所謂「現行反革命」，是一位體育老師在家中做完針線活後，順手將針別到貼在牆壁的報紙上的毛澤東照片的空白邊上。

在孫歷生去世前，化學老師方婷芝也被關在學校，說她是國民黨「特務」。六月十一日晚上宣布第二天下午要對她召開全校「鬥爭大會」。十二日中午她走出校門穿過馬路時被13路公共汽車撞死。 革委會宣布她「畏罪自殺」。陳壽仁老師認為方婷芝並非自殺，是因為神經緊張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鋼鐵學院教授高詒善先生知道妻子死訊後，於第三天（六月十五日）真的自殺了。家破人亡。

陳老師寫出，在孫歷生死前的晚上，在校中東配殿（該校原來是帝王廟）最北端的教室裡，召開了教職員工的質問會，陳老師也在會上。孫歷生跪在地上，被指控為「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會結束時革委會主任雙手叉腰，宣布要在第二天召開全校大會，給孫歷生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陳老師和一起被關的同事不見孫歷生來吃午飯。後來他們聽說她吊死在廁所裡。

盛荃生老師一九五七年是北京師大教授黃藥眠的研究生和助手。他和黃教授都被劃成右派分子。文革中盛荃生也被指控為「沒有改造好的右派」，說他「繼承了黃藥眠的衣砵」，不斷地對他進行批判鬥爭，威脅說要給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導致盛荃生精神錯亂，言行失常。革委會主任罵他「裝瘋賣傻」並繼續批鬥。盛荃生終於成為一個瘋子。從那以後直到二○○五年去世，多數日子都是在安定醫院度過的。

陳老師還列出了該校有七名教職工的配偶在文革中被害死：

于曉岩的愛人齊××，四十一中校長；

孫靜的愛人何××，外國語學院老師；

邵貞悌的愛人，人民銀行幹部；

張翰的愛人馬特，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方婷芝的愛人高詒善，北京鋼鐵學院教授；

何世瑾的愛人，北京安定醫院醫師；

王秉純的愛人，某小學老師。

女三中，一個中學（文革後改名一五九中學），就有一名校長加四名教員被害死，還有一名教員被迫害成瘋子，七名家屬被害死，至少兩名校外人在校中被打死（該校紅衛兵在外面打死北京居民還未知）。可見，文革對學校、對社會有多大規模的傷害和殺戮！

●王友琴（左）作為一位文革歷
史的書寫者，做客北京共識網。

六、孫歷生之死像三棱鏡折射出歷史的光譜

陳壽仁老師說，一九六○年代初她問過孫歷生：「你為什麼反黨成了右派啊？」孫歷生說，她看到了一些內部資料，和人議論了，被報告上去，成了右派。陳老師又問：「你為什麼離婚啊？」孫歷生說：「他要離。我也願意離，免得影響他。」紅八月「鬥爭」和打死了校長沙坪時，孫歷生和她都是「勞改二隊」的，跪在沙坪的東邊。

反顧孫歷生的一生，一定會注意到她經歷了太多的背叛。她加入的黨背叛了她，她的第一個丈夫背叛了她，她的同學和朋友（那人文革中當了革委會主任）背叛了她。但是陳壽仁老師作為一個普通教師沒有背叛她。陳老師堅持寫出了真實的孫歷生之死，寫出了女三中的受難歷史。這是浸透了無辜者的血的歷史，陳老師也才是一個真正的歷史老師。

我和陳老師在網上認識幾年後才見到她。她已經八十多歲，曾患癌症，但在我見到她時，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一二十歲，機智，靈活，精神煥發。看到她，讓我相信，心裡有真和善的人，外形也會美。

以上所記，很多是孫歷生去世之後發生的事情，也就是圍繞怎麼看待文革歷史而發生的事情。我曾把這些稱為「歷史的歷史」。

我們會由此看到，孫歷生像一個歷史的三棱鏡，分離出一些對歷史和迫害，持相當不同的態度的人，就像三棱鏡把「白光」分離成七色光譜一樣。對孫歷生之死，有堅持迴避的于光遠，有借用莊子和母親打孩子的比喻來沖淡孫歷生的血跡的王蒙，有不承認孫歷生存在的美國教授，有堅持追尋母親死亡真相的孫歷生女兒，有道歉不被公佈的副總理陸定一，有同命相憐的高雲校長，有深深記得她美好形象的鄭培蒂老師（她在文革中也受到殘酷迫害，文革後在電視上教英文很受歡迎），還有寬厚仁慈擇善不懈的陳壽仁老師——他們在這光譜上，顯示人的好壞、善惡和他們的價值觀。這是文革造成的社會心態的一部分。

七、薄熙來籠絡文革受害者：不要談過去

在這個光譜的左端上，是最近受到審判的薄熙來。他的反歷史行動，實際上也和孫歷生相關連。一九六六年，薄熙來是中學生。薄家兄妹在紅八月當了紅衛兵，參與了紅衛兵的暴力行動。這在當時是很普通、不算特別的事情。實際上，我在調查中沒有發現可以當紅衛兵而拒絕當的人，也沒有發現沒有受過暴力鬥爭的校長。但是薄熙來有了權勢之後做的一件事，在老紅衛兵中卻很不尋常——

他主政大連期間，曾邀請一些北京的中小學教員到他的領地大連過夏天。其中有被他妹妹抄家砸爛了所有東西的老師，有文革後參加追查女三中紅衛兵暴力事件遭到制止被迫中斷的老師。「招待得非常好。」一位老師說，「離開時還送給每人一箱禮物，很好的禮物。」對老師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不要再講文革的事情了。

二○○○年，一名被紅衛兵學生打死的中學校長的兒子，和我談話。第一次談得很好。文革一開始，他因為是「革命幹部子弟」，當了紅衛兵。也參加了抄家打人。但是他的母親是中學校長，很快就被鬥爭，被關押，被剃「陰陽頭」，在紅八月末期被活活打死。他的好朋友的父親也是一名高級幹部，朋友和他一起當過紅衛兵，兩年後朋友的父親「自殺」了——這些在文革中也是很典型和普遍的遭遇。他談到這些，也談到母親之死給他造成的內疚，因為他畢竟也參加過對別人施暴。我和他約好再談一次。但是第二次他不願再說。他說，他告訴了他哥哥他和我的談話。他的哥哥要他不要再和我談。哥哥說應該學習薄家的子女的做法：他們不談。他們識大體。

薄熙來的母親在他父親被「打倒」後，在一九六七年一月「自殺」了——這是薄家子弟避而不談的事，在薄熙來出事後，傳媒也只是談他曾打斷父親的肋骨，母親之死未見人提及（那瓜瓜知道奶奶的悲慘嗎？）

涵意都很清楚。對文革的迫害和殺戮的事實，千方百計去掩蓋、去抹掉、去扭曲。代之以新的價值說詞，例如母親打孩子之類。母親的死，都不見得會使有些人否定文革的殘酷迫害，他們不放棄的是，他們繼續擁有權力可以控制他人的生死。

正因為此，歷史寫作變成複雜而困難的事情。但我們不能放棄在多層次上觀察和記錄歷史，和「歷史的歷史」。請讓我向陳壽仁老師致敬，向孫歷生和北京女三中的文革受難者表示哀悼。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註：有關孫歷生案情，詳見王友琴著《文革受難者》開放出版社，田園書屋發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