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開闢的道路是「走香港人的道路」，這條路不是毛的走俄國人的路，又超越劉少奇堅持的新民主主義，是把目光轉向西方，轉向普世文明之路。是扭轉乾坤的大手筆。黨和人民會記住習仲勳、任仲夷、梁湘等特區創建者的功勳。

●1981 年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習仲勳（右），在福
州過春節，遇見名演員秦怡，拉著手驚叫，你還活
著呀！都是浩劫餘生。中為演員趙燕俠。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狂悖地說：「空想社會主義的一些理想，我們要實行」。金口玉言一出，大躍進、公社化的共產風就刮起來了。

社會主義是建立在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的基礎之上的。列寧還堅持唯物史觀的時候，對俄國發展前途的指引是發展資本主義。他說：

「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裡，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因此⋯⋯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發展的舊制度的殘餘，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

恢復劉周的新民主主義路線

把政權拿到手，列寧背棄自己的正確的理論，把社會主義革命簡化為窮人造反，不要物質基礎。離開經濟基礎任意創造歷史的英雄史觀大合了毛澤東的心意，與毛澤東的「窮過渡」的理論對上口了。他要在一窮二白的中國任意塗抹「最新最美」的畫圖。

毛澤東乾綱獨斷，既不在黨內商量，又不徵求全國政協的意見，中斷新民主主義建國路線，廢止《共同綱領》，急於廢除私有制，推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空想社會主義的惡性發展。大躍進三年，全國有三千七百五十五萬人被活活餓死。損失約一千二百億元。文革十年，照葉劍英一九七八年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說法，整了一億人，死了二千萬人，浪費了八千億人民幣。如果再加上李先念（一九七七年在全國計劃工作會議上）說的國民收入損失五千億，浪費和減收共計一萬三千億人民幣。從新中國成立到毛澤東去世，沒有內戰，沒有重大自然災害，非正常死亡在五千七百萬人以上，經濟損失一萬四千億元。近三十年國家基建投資總額為六千五百億元，兩次大折騰的損失，造成三分之二以上寶貴資金被毛澤東折騰掉了。這就是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建國的總成績單。

中共只有與毛澤東的錯誤切割，才能找回自信和光榮。毛的空想社會主義道路是黨的負資產，這一點隨著歷史的沉澱會越來越清楚。他在新民主義革命中的功勞不能抹煞，但他的萬里長征，三大戰役，文韜武略，書法詩詞，與上面那個總成績單比較起來，只能算是次要的方面和「支流」，功不抵罪。在過眼滔滔的人類史上，對待百姓的冷血和殘酷，古今中外的帝王、獨裁者、執政官，無出其右者。

社科院一位副院長撰文說否定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否定前三十年的歷史，是「歷史虛無主義」。由鄧小平題寫書名、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黨的指導思想有兩個發展趨向的鬥爭，從建國初期直到文革結束。正確趨向以劉少奇、周恩來為代表，錯誤趨向以毛澤東為代表。毛的「錯誤趨向」成為主流趨向，大躍進中餓死人，文革中無比殘酷的黨內鬥爭，都與「俄國人的道路」一脈相承；劉少奇的「三自一包」則是恢復新民主主義的嘗試。改革開放實際做的，是破除前三十年的「錯誤趨向」，繼承「正確趨向」。兩個三十年相通接軌的地方，是「三自一包」而不是「三大改造」。

鄧摸石頭過河習仲勳第一個下水

前三十年，毛澤東如果真的退居二線，讓具有經邦濟世、治國安民才能的劉少奇和周恩來領導國家建設，中國早就崛起了。是劉冒死為民請命，推行「三自一包」政策，使農業生產復甦，國家沒有在餓死三千七百萬人的大災難中瓦解；是周支撐著中國政府，減少了文革的破壞，避免了中國的崩潰。把劉周樹起來，前三十年黨的光明面就凸顯出來了。

繼往開來的關鍵時刻，是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一舉粉碎「四人幫」，扛住了黑暗的閘門，阻止了毛澤東由黨天下向家天下的過渡，使國家沒有淪為世襲封建王朝；是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趙紫陽、習仲勳扭轉了歷史車輪，使中國走向了改革開放，集中精力抓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使國家的經濟總量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

改革開放是對空想社會主義的全盤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底色是新民主主義，不是空想社會主義；是五種經濟成分並存，不是「三大改造」。說前後兩個三十一脈相承，是說改革開放與劉少奇所要堅持的「新民主主義」一脈相承，而不是與毛澤東的餓死人的「空想社會主義」一脈相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暗中恢復新民主主義。與其暗中恢復，不如公開肯定。新民主主義就是新資本主義。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源頭。

前後三十年的不同點是，從「走俄國人的道路」，改弦易轍為改革開放，加入WTO，逐步融入世界共同市場。開闢這條道路，鄧小平說摸著石頭過河，習仲勳第一個下水，不是黃河，不是長江，而是南海。他劈波斬浪，摸到了香港這塊通往WTO，通往世界文明的基石。深圳學香港，全國學深圳，中國的面貌就起了變化了。

因為小說《劉志丹》案，康生誣指習仲勳為「黑後臺」，毛澤東認定是「利用小說反黨」。一九六二年八屆十中全會習仲勳被撤銷副總理職務，在洛陽礦山機器廠勞動改造十六年。平反後，一九七八年~一九八○年，習仲勳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兼任廣州軍區第一政委。

一九七八年，廣東發生群體性偷渡香港的風潮。中港邊界線上的鐵絲網很有點像德國柏林牆。廣東人越過鐵絲網，越過界河，就擺脫了貧窮，改變了命運。一九七九年五個月，全省偷渡外逃達十二萬人，三萬人逃出。邊界十室九空。一九七八年香港人民收入與寶安農民收入的比例為三十比一。寶安農民年均收入百元。出港打工一個月能賺一兩千元，僑匯累計兩三年就能蓋座小樓。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全在報紙上，在大喇叭裡。老百姓用腳投票，要離開窮社會主義，投奔資本主義香港。

偷渡之風初起時，習仲勳到寶安視察。站在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邊高樓林立，車水馬龍，寶安這邊茅籬草舍，冷落蕭條，心裡感到很難受，對陪同考察的寶安縣委書記方苞說：「解放快三十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這種強烈的感受，讓習仲勳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外逃的根本措施，不是增加邊防哨卡的兵力，不是加固鐵絲網，不是把人抓回來嚴刑峻法，是改變大政策，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而不要管什麼「主義」，不要問「姓社姓資」。

特區在復辟壓力下取得空前成功

一九七九年四月，習仲勳在北京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我代表省委，請求中央允許在毗鄰港澳邊界的深圳、珠海與重要的僑鄉汕頭市各劃出一塊地方，搞貿易合作區。」他還出語驚人地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

創辦深圳特區，不是先有中央的決策，緊跟執行，而是習仲勳主動請纓，中央採納了他的意見。鄧小平給的精神是：「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鄧公的支持當然是很重要的。他的實際地位是改革開放的司令官，習仲勳是先鋒官。

對創辦特區黨內高層意見是不一致的。有人認為特區好比舊中國的租界，是走資本主義和殖民地道路。一九八二年掌控意識形態的鄧力群曾經讓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下發過（82中研發9號）文件《特區的八個問題》，指責特區有「合資企業工資高」、「喪失主權」、「租界傾向」、「不能把特區辦成第二個香港」等八大問題，還搞過一個「僱工就是剝削」的文件。這些否定特區的雜音都被鄧小平、胡耀邦壓下去了，

同年十二月，胡喬木到深圳視察，梁湘陪同。胡喬木說：「特區的性質問題，恐怕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因為如果說是社會主義的，那麼全中國都可以建立特區了。特區要按特區的口徑，那是區別於社會主義的，不然就不叫特區，恐怕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國家裡面的一小片國家資本主義。」（有梁湘筆記為證）

一九八四年春天，鄧小平到深圳、珠海視察。看到經濟特區確實是闖出一條路子來了，為深圳、珠海題了字。肯定深圳模式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回到北京後，他向中央提議，再開放沿海十四個城市為特區。從此，深圳模式不再是一小片，而是一大片，不知不覺中普及全國。鄧小平對鄧力群、胡喬木的否定，說明舊的意識形態非拋棄不可了。

只有對幾十年「左」的一套有清醒認識，不怕右，不怕當走資派的習仲勳，有這個膽識和魄力創辦特區。深圳特區是在「復辟資本主義」的攻擊聲中發展起來的。某元老到了深圳，痛哭流涕地說：「只剩下一面五星紅旗，全都資本主義化了。」但深圳的GDP卻從七九年的不到二億元增長到二○○九年的八千二百億元。增長四千倍。私有制一合法，就產生了這麼大的威力。改革開放三十年，深圳從一個貧困落後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一座經濟繁榮、環境優美、功能完善的新型現代化城市，創造了世界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實事求是地說，這是中央領導沒有聽信毛「左」那些「走資本主義和殖民地道路」的讒言，支持了習仲勳的意見，把對面香港那一套搬過來了。現在，深圳人不往香港跑了，香港人到深圳創業安家了。

習仲勳開闢的是走香港人的道路

改革開放初期，全國各省市委書記和省長市長們到深圳走一趟，看一看，就算摸到了「石頭」，就知道改革開放怎麼搞了。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頭羊，為全國樹立了榜樣，積累了經驗。習仲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路先鋒。

習仲勳開闢的道路是「走香港人的道路」，這條道路不是毛澤東的「走俄國人的道路」的繼續和延伸，又超越了劉少奇所要堅持的新民主主義，是把目光轉向了西方，轉向了普世文明的康莊大道。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世界文明接軌的突破，是扭轉乾坤的大手筆。黨和人民會記住習仲勳、任仲夷、梁湘等特區創建者不朽功勳。

我們用不著照搬西方，我們有自己的制度楷模，這就是香港。香港是世界文明的經典，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結晶，是全球最為安全、富裕、繁榮的地區之一。香港對大陸的影響，猶如中世紀希臘、羅馬對歐洲的影響。恩格斯說：「沒有希臘和羅馬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近代的歐洲。」希臘和羅馬就是兩個示範的城邦。所以千萬不能小看香港，更不能把它看作需要改造的英國前殖民地。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國恢復對香港的主權。香港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是民主社會主義制度。十六年來，以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經濟及完善的法治聞名於世。

二○一二年香港人的年均收入相當於二十萬元人民幣。香港政府一年的「三公消費」遠遠低於大陸一個貧困縣的公款吃喝開支。習仲勳當年把香港的私營經濟、金融股票等一整套經濟制度搬到深圳，促成了中國的經濟起飛；習近平如果把香港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安、完善的法制和高效率的文官制度移植於大陸，同樣沒有「水土不服」 的問題，將從根本上改善中國政府和執政黨的形象。鄧公遺言香港回歸後五十年不變應得到切實遵行。對香港要多尊重，少干預。五十年後，不是香港大陸化，而是大陸香港化。反對政治改革的人想從搞亂香港入手攪局，習近平一定會保護香港的民主制度，不會坐視「東方之珠」蒙塵。

三中全會將向既得利益集團宣戰

「左王」鄧力群的傳人操縱媒體，像當年鄧力群螳臂擋車阻止深圳改革一樣，企圖用一整套「左」的理論捆住習近平的手腳。當習近平莊嚴宣布「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時，他們炮製「憲法不合中國論」，公然反對憲法和憲政；當習近平提出分清真假社會主義，總結黨的歷史的經驗教訓時，他們炮製「兩個三十年」的理論，並秘密通知「七個不准講」，禁談黨在歷史上犯過的錯誤；當習近平要對國企進行改革，與既得利益集團短兵相接時，他們大造國企不能動，不能把國企「改沒了」的輿論。他們陰險地把這些說成是習近平本人的的政見，企圖把習近平描繪和塑造成一個匍匐於毛鄧靈前吃祖宗飯的「守成的弱主」，嚴重扭曲和矮化了習近平的政治形象。

習近平忍無可忍，親自出來澄清：「我們一直宣稱我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不能說是毛澤東思想政黨，也不能說是鄧小平改革黨。」 「過去幾十年間，我們走過一些錯誤的道路，但要知錯就改，迎頭趕上。我們要對照馬克思經典，搞清楚哪些是社會主義要素。搞清楚我們過去的幾十年，哪些是符合或基本符合社會主義原則的，哪些是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理論，本質和精髓是在共同富裕基礎上的公平正義。習近平繼承毛鄧，超越毛鄧，正告黨內同志和全國人民，我們不搞貧窮的社會主義，也不能搞國富民窮、兩極分化的社會主義。改革不能停下來，兩極分化不能繼續存在，一定要讓十三億人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胡溫主政十年，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然而改革開放在三十餘年後進入深水區亦漸露疲態，社會不公正在遭遇既得利益集團的固化，尤其是國企正在成為阻擊改革拓展的攔路虎。三中全會後，習近平、李克強和王岐山將並肩作戰實施對國企既得利益集團的改革大政。習李王能否斬斷既得利益集團與民爭利的黑手，關乎著中國經濟發展起來之後，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能否在中國實現。

有評論稱：「中共新一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領導集體已經明確將這一阻礙人民幸福、國家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利益集團置於對立面。這或許也意味著中共領導層已經達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識，正式布告天下，向中國的非正義利益集團（黨內既得利益集團）宣戰。」

習近平說：「老百姓並不是恨我們共產黨，而是恨那些打著共產黨旗號，欺壓百姓，出賣民族利益的敗類。這些人已經鑽進了我們黨內。」「如果不清理這些人，我們的黨就會完全衰亡下去。他們是獅子身上的蛀蟲。」習近平一定能夠不負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期望，政治上清除敗類，經濟上惠及全民，領導黨走向中興，領導國家走向中興。

（二○一三年十月十六日）

（按：辛子陵先生是北京知名的救黨派政論家，因為批毛，屢遭打壓。本文託人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