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就是這樣漢子！就是這樣秉性！就是這樣皇帝！」——雍正批田文鏡折

中共黨魁習近平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被稱為「八一九講話」，詳細內容一直不見於官方媒體，近日忽然在互聯網上全文曝光。習近平特別挑選八月十九日，即蘇聯共產黨保守派發動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政變、進而導致蘇聯共產專制制度崩潰的這一天，發表此講話，顯然有告誡全黨「居安思危」之意。

大刀向知識分子的頭上砍去

習近平指出，在知識分子中「出現了少數人與黨和政府疏遠疏離的傾向，甚至出現了個別同黨和政府離心離德的人」。他承認，互聯網是中共面臨的「最大變量」，搞不好會成為中共的「心頭之患」。這是因為互聯網突破了中共長期以來鐵桶一般的宣傳洗腦和輿論控制。而對「利用互聯網，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國家政權造謠、攻擊、誣蔑」的「一小撮反動知識分子」，「一定要嚴肅打擊」。這已經不是磨刀霍霍、殺氣騰騰，而且是明火執仗了。

習近平還特別下令黨的宣傳、文化和教育部門「關注那些具有特殊性的知識分子，下功夫做好網絡意見領袖、網絡作家、簽約作家、自由撰稿人、獨立演員歌手等群體的工作」。在毛澤東時代，中共當局制造出了一個龐大的賤民群體，即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在內的「黑五類」，他們和他們的親屬被剝奪了基本的公民權，受盡歧視；在胡錦濤時代，中共當局則有「新黑五類」之說，認為「維權律師、地下宗教、異見人士、網絡領袖、弱勢群體五類人干擾中國崛起」；進入習近平時代，中共當局又在知識分子中列出了五類「高危人群」，對他們使用收買、籠絡、監控、打壓、關押等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習近平斬釘截鐵地下令說：「對那些惡意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論，一切報刊雜誌、講台論壇、會議會場、電影電視、廣播電台、舞台劇場等都不能為之提供空間，一切數字報刊、移動電視、手機媒體、手機短信、微信、博客、播客、微博客、論壇等新興媒體都不能為之提供方便。」一個向知識分子宣戰、視言論自由和獨立思考為天敵的官僚，不可能是改革派。海內外對習近平畫餅充飢式的期望可休矣。

習近平是毛澤東的「精神之子」，被日本學者高島俊男稱為「盜賊之王」的毛澤東，蔑視人類一切文明成就是其本性。毛宣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將知識分子歸入「臭老九」的行列。而習近平雖然從清華大學撈到了一個如假包換的博士帽，但他骨子裡對知識、對文化是疏遠的、敵視的。他把所有的有知識、有文化的人物都當作是具有顛覆性的力量，恨不得除之而後快。那麼，剩下的全是順民和奴才，治理起來就易如反掌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習近平強調要「敢於亮劍」，大小官僚便如狼似虎地行動起來。媒體系統對「自由撰稿人」的情況統計上報，網站等對「網絡意見領袖」、「網絡作家」嚴密監控，出版社、作協等對簽約作家加強管理，文化演出機構、廣電系統對「獨立演員歌手」嚴加控制，一系列對策陸續出台。尤其是網上「大V」，多人被冠以其他罪名公告天下抓捕。推動新公民運動的法學家許志永、投資家王功權等被刑事拘留然後批捕；北大敢言教授夏業良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解聘；廣州《新快報》遭到整頓和清洗；西藏官員宣布要清除達賴喇嘛的一切影響⋯⋯一個法西斯帝國漸漸浮出水面。

步蘇俄納粹迫害知識分子的後塵

向知識分子宣戰，習近平領導的中共政權不是始作俑者。蘇俄和納粹德國就曾這樣放膽做過。這兩個政權的下場如何，眾所周知。以短期而言，暴政所擁有的絕對暴力，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無法抵抗，暴政可以隨意剝奪知識分子的自由，乃至終結知識分子的生命；但長期而言，精神的力量、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是暴政無法征服、無法扼殺、無法泯滅的，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涉及到二十世紀蘇俄哲學、思想史和知識分子問題時，「哲學船」是一個必須言說的詞彙。一九二二年夏，列寧親自下令組織一個專門工作小組，擬定流放「敵對知識分子上層人物」的名單。當局聲稱：「把這幾百個蘇維埃政權最危險、最陰險的敵人毫不憐惜地驅逐出境，我們將長期淨化俄羅斯⋯⋯抓個幾百個人而且不必告知理由——先生們，請你們出去！」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該小組以加米涅夫為首，作為列寧的助手，加米涅夫對知識分子殘酷無情。十四年之後，加氏本人卻成了斯大林大清洗運動的犧牲品，在飽經酷刑之後不得不承認自己是間諜，然後遭槍決，其前妻、大兒子和小兒子也陸續被槍決。加氏的命運比被他列入流放名單的大部分知識分子更加悲慘。

一九二二年，作為克格勃前身的國家政治保衛局發出雷霆之擊，按照「關於行政流放的決議」，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抓捕。名單上的兩百一十七人中，實際遭到流放的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在被流放者當中，索羅金後來成為美國的「社會學之父」，別爾嘉耶夫的思想影響了整個歐洲，布爾加科夫寫出了更為優秀的著作。而在留下來的人當中，只有三個人繼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其餘大多數都未能避免三十年代的再次被捕、判決甚至槍決的厄運。可見，沒有自由的祖國不是祖國，而沒有祖國的自由，盡管差強人意，終究還是自由。二零零二年，彼得堡市為紀念「哲學船」事件建立了紀念碑，當年的被驅逐者即便無法魂兮歸來，他們的著述卻重新擺上了書店和圖書館的書架。

納粹德國在迫害知識分子方面亦不甘落後。剛剛奪取政權，納粹宣傳部大幅擴張，魔爪四處伸展，命令所有大學清理圖書館中的「起敗壞作用的文獻和圖書」，所有大學生清理自己、家人的和朋友的書架。很快，一份多達一百三十一個禁書作家的名單新鮮出爐，此後這個名單有增無減、越來越長。在戈培爾控制下的帝國文化局也成立了，將所有文化和專業領域歸入一個進行煽動活動的中心。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的晚上，戈培爾親自在柏林歌劇院廣場的焚書現場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講。

愛因斯坦和托馬斯·曼等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一個接一個地逃離了德國，更多的知識分子被剝奪了公民權和國籍。納粹將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卡爾·馮·奧西茨基下獄折磨至死，以此顯示對抗人類文明主潮的決心。作家勒內席克勒在國外的流亡地寫道：「如果戈培爾得逞，將我們的名字從德國的黑板上擦去，那麼我們等於死了，下一代人就會對我們一無所知。」這也就是戈培爾的目的，是五月之夜那把火的目的，也是當時所有將書扔進火焰的人的目的，但他們沒有得逞。納粹的千年帝國轉瞬灰飛煙滅，而那些被焚燒的書重新在印刷廠和書店中復活，那些書中的自由心靈和獨立精神也代代相傳。

學雍正文字獄：打四十七個大V

列寧有一份流放者的名單，希特勒有一份焚書者的名單。習近平也有一份「嚴打者」的名單——中國的互聯網上廣泛流傳著一份名單，名單上列出了「四十七個大V」，即互聯網上最有影響力的四十七個人。據說這個名單已經得到證實，包括秦火火、薛蠻子、何兵、李開復、李偉東、雷頤、五岳散人、李承鵬、老榕、任志強、潘石屹、陳志武、茅于軾、肉唐僧、袁騰飛、陳有西、張鳴、榮劍、吳祚來、賀衛方、羅昌平等人。其中，秦火火、薛蠻子已被捕入獄，茅于軾、賀衛方人等則被軍方制作的政治宣傳片《較量無聲》中點名批判，稱之為「政治變節分子，或公然損害國家利益，為西方利益集團服務，或公開發表反黨、反社會主義甚至賣國的言論，瘋狂程度，令人瞠目。」

如果以上比擬，習近平惱羞成怒為崇洋媚外。那麼，不妨看看習近平跟哪個皇帝相似——清代大興文字獄的雍正皇帝，其言語之粗暴，手段之狠毒，堪稱習近平之鼻祖。有一次，浙江總督程元章密告吳茂育刊刻《求志篇》一事，雍正對此甚是嘉許，作出朱批：「地方上匪類之為國家生民、世道人心之害，甚於盜賊遠亦！盜賊乃是有形跡之可憑，地方官員便忽於辦理，亦勢所不能。至於奸匪，各地方大吏不肯留神訪察，盡可置之不問。此皆不識輕重，非純臣之居心。」在雍正看來，以文字危害「世道人心」的文人，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敵人。這種意識形態上的「奸匪」比「盜賊」危害更大，應當把懲治「奸匪」擺在比緝拿「盜賊」更加重要的位置。因為，盜賊只是危害普通民眾的財產和人身安全，一般不會直接對抗朝廷；而掌握話語權的「奸匪」則貶低君王的威望，攪動反抗的潮流，堪稱心腹之患。

習近平的「八一九」講話，與雍正的此段朱批何其相似！缺乏自信的習近平，只能用一樁又一樁的文字獄來強化他如同將殘的燈火的信心與信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一切異端，都是顛覆性的因素。這就是獨裁者千年不變的思路。中國教育部長袁貴仁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號召學習習近平的「八一九」講話，「對牽涉到『大是大非』問題、牽涉到政治原則問題的，必須旗幟鮮明、態度堅定。對那些影響大、危害大的錯誤思想觀點，要進行有力批駁，針砭要害、揭露本質，決不能讓它們干擾人們思想、干擾改革發展穩定大局」。如此奴才，值得朱批嘉獎。

習近平話音剛落，大學和媒體便成了「沒有硝煙的戰場」。殺伐之聲，不絕於耳，人們道路以目的情形，如同「反右」和「文革」再度降臨。薄熙來沒有做到的，習近平全部實現了——難怪身陷大牢的薄熙來，面帶春天般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