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刊上期發表王友琴關於于光遠和孫歷生的文章後，收到一些反應，同時，也看到于小紅回憶她父母的故事《白花丁香樹》。這篇文章真摯感人，澄清了有關于光遠和孫歷生關係不為人知的事實，描述了一個高幹家庭在毛時代的遭遇。為了更全面深入地展現這個具典型意義的個案。我們特地轉載于小紅文章的有關部分。誠盼讀者雅鑒。

●于光遠1968 年9 月，在前妻孫歷生7
月挨鬥自殺身亡後，和孫歷生的三個女
兒合影。後來對女兒也有所照顧。（于小紅）

去天堂河農場看望媽媽

媽媽產後沒有休養，又開始了勞改的強體力勞動，病倒了，農場也不准回家，她捎話說想看看孩子。姥姥讓我穿了小姨小時的破布鞋（姥姥自己縫的）和舊棉襖。我不知道為什麼去見媽媽得穿成這樣，我從來也沒有穿過這樣的舊衣服，不肯穿，姥姥解釋說我們要去鄉下就得像個鄉下姑娘。 

我很久沒有見媽媽了，姥姥說她病了，病了為什麼不回家、去醫院呢？我們去見媽媽，是不是接她回家？爸爸有汽車，我們怎麼接？要去的地方是什麼樣？我喜歡刨根問底、問為什麼，大人不管懂不懂也會回答點什麼，可是那一天沒人理睬我、答也不答。姥姥只是一路上跟我說到了以後千萬別多說話、別亂動。記得姥姥煮了雞蛋烙了兩張餅，白麵加蕎面做的雙色餅。（那時沒有什麼白麵，蕎面裡面有雜物，吃起來沙沙的。白麵都留給我們孩子吃，姥姥他們吃蕎麵）。我們換了幾次車，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麼遠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媽媽到底怎麼了？ 

我們最終走到一個像是倉庫、又像是廟的大房子，裡面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間有巨大的蜘蛛網。我怕蟲子、更怕大蜘蛛，緊緊拉著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後。看到媽媽時，她正在照顧一個被機器軋傷的人。一張破木床上釘著簡易牽引架，看起來像個巨大可怕的刑具，那人纏滿繃帶、手腳綁在架子上，我們只能看到他雙眼，媽媽跪在地上喂他米湯。（這木床讓我多年惡夢，醒後思考其用途）。

看管人員吆喝著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鋪位，媽媽沒有理會。姥姥拉著我一動不動站在門口，直到媽媽喂完米湯，走向自己鋪位時看到我們，我們才獲准進去。纏滿繃帶傷者的眼神和呻吟，媽媽的堅忍，看守人員的呵斥和鄙夷目光，讓我一下子感到了莫名的恐懼，至今想不出恰當的語言來描述。我，一個生活在天堂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地獄。 

媽媽看到了我，楞了一下，抱我可能是抱不動，把我摟在懷裡。媽媽看到我的打扮，拿起梳子給我梳頭，開始掉眼淚。姥姥趕緊拿出我們三人的照 片，一張接一張：我作為「小女主人」在宴會中的照片、小康淘氣的照片、小蓓胖嘟嘟的照片，讓媽媽高興起來。媽媽給我梳好頭髮，剝了一個雞蛋給我，我沒要， 塞進了媽媽嘴裡 讓她吃。 

整整一年，我不記得媽媽回過家。

三妹小蓓出生之後一直由姥姥撫養，已經會走路說話了，還沒曾見過媽媽。 

一次，媽媽從勞改農場回來，一進門，小蓓和媽媽兩人第一次眼光相對，小蓓叫了聲「媽媽」，媽媽很是驚奇，小妹妹怎麼認得她？

媽媽隨即把感激的眼光投向姥姥。（家裡相片多，姥姥常把媽媽的相片給小妹妹看，一遍又一遍地教。）

二次姻緣：媽媽和聶叔叔 

離婚時媽媽只有二十四歲，她單純、善良、樂於助人，已經是三個孩子的媽。身體不好，勞改中，她成了大家同情的對象：車拉不動，大家會幫著推一把；挖 渠挖得慢，你一鍬他一鍬，很快也就挖好了。感受到了大家的關懷，媽媽勞累下恢復了些笑容。一九六○年饑荒惡化，勞動的強度增加，這時一個同齡的小夥子進入了媽媽的生活：聶寶珣，北京三十一中歷史老師，其父親為北大歷史學家，不知何故被劃成右派。聶叔叔盡自己可能幫助保護著媽媽，在勞改農場旁邊的法庭裡，他們結合了。 

同一個法庭，一年半之前，媽媽遮掩著隆起的腹部，被迫離了婚。 

媽媽懷孕了，饑荒時期在勞改農場生孩子，必須有極大的勇氣。媽媽和聶叔叔決定把這個孩子生下來，這急壞了姥姥和聶老先生。聶老先生注意到兒媳的賢惠和好學，因此幾乎傾家蕩產的給她提供營養。聶叔叔相對來說比較自由，每月可以回家一兩次，沒有聶家父子，媽媽在那個年代是活不下來的。聶老先生與 小孫女生日相同（1961），因此取名聶祖同，兒子兒媳勞改期間，聶老先生撫養我這個妹妹小同。媽媽懷胎，儘管有聶老先生相助，農場惡劣的生存環境仍然造 成初生嬰兒的發育不良。產後身體虛弱，媽媽得了心包炎被送回了北京，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被安排在女三中地下室種蘑菇。 

半個小窗透著一點兒光，潮濕陰冷、黑漆漆的地下室裡，只有媽媽一個人。 

我在景山學校念書，中午有時會被爸爸接去吃午飯，放學回姥姥家。白塔寺電車站在女三中門口，我有時就會到女三中地下室找媽媽，幫忙植放菌種。一邊幹活，一邊說話，也會把爸爸口信轉述給她，他們在姥姥家見過面。六一年底媽媽摘了右派帽子，但不允許教書而被安排在資料室工作。作為摘帽右派，她還得經常寫思想匯報。她和聶叔叔的住處離姥姥家不遠，從女三中出來先要經過姥姥家才到她自己的家。小同是聶家寶貝，聶叔叔對我們很好；聶老先生疼愛兒媳，同時善待我們三個。母親帶我們去過聶老先生的家，我至今記得他書房中厚厚大大的線裝書。 

媽媽在資料室工作後，放學路上我們經常能遇到媽媽，一年中約有一半時間，媽媽出門永遠圍著一條醬紅色的頭巾，穿著一件皮外套。一九六二年我八歲，小康開始上學，我每天帶著她往返學校，我們一下車就會在人群中追尋醬紅色頭巾，找到就跑上去從後面抱住媽媽。一開始我們能摟住她的腰，後來達到她的 肩膀，最後能用雙手蒙住她的眼睛了（1966）。 

蒙住媽媽的眼睛，要她猜是誰，我們一天天長大，長高了。

●于小紅1993 年在父親
于光遠的辦公室。

和爸爸見面的特別任務 

作為最大的孩子頭，我第一個任務：從爸爸那兒取來生活費給姥姥。 

大約是一九六二年秋天，爸爸也結婚了。爸爸中宣部裡面的家中，我們有了一位孟阿姨：很洋氣、不愛笑、不愛說話。後來，爸爸家的小東妹妹出世了。我帶著小康上學，中午飯跑到東四買小吃，在一次受了騙之後，改到中宣部食堂吃午飯。我們和同學一樣，有時吃五分錢一份的大鍋菜。兩毛錢一份的腔骨熬白菜和西紅柿炒雞蛋，算是上好的飯，每個星期一樣吃一次。

每個月我和小康星期天會到爸爸家一次，孟阿姨對我們很客氣，從來沒說過我們，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從來沒有把爸爸那裡當作我們的家。 

爸爸不來姥姥家了，我多了第二個任務：帶小蓓去見爸爸。 

中宣部大食堂裡開出了個小套間：小灶，領導們可以吃到炒菜，孩子們吃不到。爸爸基本上不來食堂，但偶爾會和幾個叔叔來吃飯談事情，那時爸爸會在大食堂找我，告訴我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帶小蓓等他。我們最常見面的地方是大一路的公共汽車站，一般是下午，爸爸跳下車來抱起小蓓親一口。分手離開時，我們固定方式是他伸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夾一下我們的鼻子。他有時會從兜裡掏出些糖果，有時一枝筆，這種見面方式一直持續到文革開始。 

冬天有時很冷，長安街上風很大，腳指頭耳朵都快凍掉了，我們數著：一輛，兩輛，三輛⋯⋯數公車過去了幾輛。 

我那時還不懂為什麼我們見面得這麼秘密。爸爸從來不會先到車站等我們，我們得等著他，他有時遲到，我們的約定是不見不散，他一定會來。不過有時等他等很久，終於他從車上跳下來，第二輛車一到就匆 匆上車走了，像是怕被人看見。間隔不到幾分鐘，如果中間放走一輛車，時間就算是長的。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宣部的閻王（部級幹部）和判官（處級幹部）先被打倒。到了六月，不少同學去串聯了。文革開始後，我們待在姥姥家，爸爸又經常沒自由，找我安排和小蓓見面就變得很少了。再後來我和小康都離開了家， 靠好心人幫忙爸爸和小蓓的見面地點就改在長安街上的國際電報大樓。到他晚年「坐輪椅，走天下」總也忘不了約上小蓓見個面。

紅衛兵來家吃了包子施暴打人

媽媽在女三中從一九六六年開始就挨鬥，沙坪校長死時她已失去自由，每次放出來回家取東西，她就會匆匆來看姥姥和我們一眼。 

這一次她偷偷回來看我們，也在姥姥梳妝檯上放了錢。（離婚後，媽媽每月從微薄工資中拿出十五塊錢放在姥姥梳妝檯上）。 

媽媽通常只穿白襯衫，沒有斑斑點點的襯衫，所以我們一下子就知道了媽媽受折磨了。 

她身上總是看到大塊的瘀青，我們看了心疼，她就會輕描淡寫的說是血管脆弱，比別人更容易青紫，反而挨打比較少，別的老師挨的打比她嚴重的多。當姥姥問起那些人怎麼打人，媽媽就把孩子們支開，不讓聽。 

第二天一早，我幫姥姥和小姨剁了一大盆白菜拌了一些肉進去，蒸了一百多個菜肉包子。中午開飯了，包子一搶而光。 

聽說有包子吃，更多紅衛兵從別人家跑過來。因為我們包了包子，別人家吃的是饅頭鹹菜，吃了包子的佳木斯六中紅衛兵就認定我們是地主、資本家。吃完包子後，他們開始到處搜，最後翻出一張房契，他們說這是「變天帳」。 

這幫學生沒穿軍裝，算不上正牌老子英雄的紅衛兵，也沒有銅扣皮帶好抽人，於是拆了板子打人，跑到附近鄰居拿了三四把鐵鍬、拔了玉米秆，有人開始挖地，有人把玉米秆折半、抓著頭尾成雙棒抽人（不知他們鄉下孩子是否如此對待牲畜），姥姥的薄衫被打成一條條挂在背上。 

姥爺當時已經在工業學院被審查，家裡只有姥姥、小姨、我們三個孩子、還有小姨剛剛生下十天的小表妹。姥姥被剪了陰陽頭，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秆抽。比我大九歲的小姨生完孩子才十天，她也被他們拉出來在烈日下罰跪，嬰兒在南房裡哭啼沒人管。 

看熱鬧的人說我媽媽是右派，就在附近的女三中，結果一群人跑到女三中把媽媽押來。據妹妹小康所述，媽媽一進來就自己跪到姥姥身邊，看著她們自動「坦白罪行」，他們下手就減輕了。 

我們被命令罰站，家裡一切被打碎之後，他們挑破了房子的頂棚，挖開房子裡的方磚，掘地三尺。坑挖得三四尺深，小蓓嚇得緊緊攥著我的手，以為要被活埋。姥姥在我和小康身上藏了錢。自從姥爺被抓走，姥姥就做了最壞的打算，教給我和小康怎麼自己想辦法生存，萬一發生了什麼，別丟了小蓓。那救命錢是綁在我們身上的，我當時真怕他們搜身，一直在想如果錢搜出來怎麼逃，我想我們一定會沒命。

姥姥被打，雲南白藥為媽媽療傷

從中午打到晚上，紅衛兵們累了，撤走了，媽媽也被拉走了，姥姥被打得後背血肉模糊。我和小康搬來床板，放在坑上，讓姥姥趴著。中午包子被搶光了，我們一家從早上就沒吃、沒喝、沒上廁所。姥姥呻吟著，叫我找水給她。紅衛兵們喝完水，把暖瓶玻璃杯也都丟到坑裡砸了。我只找到一隻搪瓷碗裡有點喝剩的水，喂姥姥喝了。姥姥掙扎著叫我給全家做飯吃。這是我第一次獨立做飯。我和小康找來一個蜂窩煤爐，火點不著。撕破的書，打爛的傢具比比皆是。我們花了好 長時間用書和傢具點起了一堆火。幸運的是在一個罐子裡找到了一點米，南房後院夾道棚子裡，姥姥有一壇剛剛腌的雞蛋沒被發現，我們煮了粥和雞蛋。 

那天晚上，姥姥趴在坑上的板子上，我們睡在屋檐下的廊子上。 

姥姥臥床不起了。從那天起，我成了整個家庭的頂梁柱，每天往返於牛棚之間傳遞著親人們的消息：姥爺、爸爸、媽媽；去姥爺單位領生活費，煮粥、做飯。小姨父是現行反革命，不能回家。小表妹沒人帶，我也得幫忙。帶著小康推著竹子小童車，變賣了家裡打爛的東西來貼補家用，把土填回紅衛兵在房子裡 挖的深坑。 

爸爸能給姥姥的錢也只有幾十塊了，幸虧姥姥藏了一些錢，藏在我們這些女孩身上的救命錢。媽媽又一次被放出來回家，應該是拿換洗衣服的，被允許的時間有限。看到她的白襯衫又斑斑點點了，姥姥就讓我找出換洗的衣服給她。  

媽媽僵硬地慢慢地把衣服脫下來，趴在板子上的姥姥指揮著我，在一個角落裡找到不知存了多久的雲南白藥，姥姥爬不起來，也掙扎著給媽媽清理傷口、塗藥。她們叫我去洗衣服，把我支開好說悄悄話。 

我洗了很久，衣服上的血跡怎麼也洗不掉。 

因為媽媽停留的時間長了些，她沒能回到自己家裡看小同妹妹就直接回學校了，姥姥叫我們到她家探視，因為她家大人只剩聶老夫人了。

「不管別人說什麼，你們的媽媽是最好的人，你們長大必須幫助她」。姥姥經常告誡「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千萬不能學媽媽，她太容易被害了」。

學校無消息，石榴花落媽媽死了　

媽媽每個月都會回家拿糧票，如果過了一段時間沒取，姥姥會很擔心，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媽媽學校裡的信息。 

我們常用的白塔寺公車站就在女三中附近，我們想進去探探消息，可是門口掛著「女三中革命委員會」的大紅字牌，還有紅衛兵出沒，徘徊了幾次也不敢進去。 

七月份，在牛棚中歷盡折磨的媽媽走了(7/12/1968)。她怎麼死的我們不知道，只知道整她最厲害的是董光苔，烈士子女（其父親董振堂）。在我爸爸媽媽結婚時，董是媽媽女三中同事，曾是媽媽的好友，當時董得病，因為她母親不是法定妻子，很長時間沒能定為烈屬，家裡拮据。我爸爸當時稿費多，相對豐裕，姥姥說大概有一年多媽媽拿到工資，看也不看就全都給了董，但是這樣做也就被嫉妒懷恨了。文革一開始，董光苔也在牛棚，她母親向毛主席求救，據說毛親筆批示「此人無大過仍可用」，憑著毛的紙條出了牛棚，當上了革委會主任後拼命整人。

媽媽死前告訴姥姥，如果她沒了，就是死在董光苔的手裡了。 

媽媽死的前一晚，小蓓跟著姥姥睡，偷聽了媽媽和姥姥的談話，提到了那棵石榴樹。（「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兒安危」） 

女三中革委會來人時，小蓓一個人拿小鏟子正在院子裡挖土，我和小康不在家。小蓓說，那一天她一直在院子裡蹲在地上挖土。來人還沒說話，她已經知道媽媽沒了。骨灰不讓留，聶叔叔偷偷抓了一把帶回家。去年我們安放媽媽骨灰時，吃驚地發現聶叔叔冒險留下的竟然是那麼少，只有一個指甲蓋那麼大。 

不出一個月，八月某一天，在七機部工作的年僅二十九歲的小姨父也死了。小姨沒能見上丈夫最後一面，連骨灰都沒見到，那天小姨家的小表妹剛滿兩歲，她還沒來得及叫爸爸。那時聶叔叔也被整，聶老先生文革前已經去世，由聶老夫人帶著小同妹妹，姥姥經常派我們去打聽。她關心所有的後輩，姥姥就像老母雞一樣，我們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被她呵護著，在她的臂膀下學會做人。冬天早上，姥姥蹲在地上用一雙鐵筷子從爐渣中挑出沒有燒乾淨的煤核。把我們的衣服穿在煙囪上弄暖和了再叫我們起床。她非常節儉，但是從來不讓我們缺少任何 學習用品。我們三人學習成績都非常好。

姥姥收留的智障女孩，她也教會識字，再幫著找工作和對象生下孩子。 

姥姥愛我們，她關心身邊所有的人，自己卻從來一無所求。至於那棵石榴樹，姥姥說看到了幾次白影子，她女兒（我媽媽）的影子。一個動蕩時代的影子，石榴花落，來年開否？

爸爸的痛苦深深埋藏在心裡

爸爸晚年告訴我，媽媽死前幾個星期，他們見過面，他知道清理階級隊伍，媽媽會再次遇到風險，但他沒想到是訣別。爸爸有機會回家一次，結果他去 了白塔寺。我無論如何想不出來他和媽媽是怎樣取得聯繫的。爸爸說他買了幾個包子，在學校旁邊名叫羅圈胡同的隱蔽胡同裡和媽媽見了面。媽媽買了兩根冰棍，他們鑽進小胡同轉了半個多小時。他說的時候哭了。 

我有時覺得爸爸對不起媽媽，但又常常覺得他實際很可憐，被迫和自己心愛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兒不能公開承認，我心裡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 是一個極為樂觀的人，一個停不住的大忙人，其實他心裡埋藏了別人無法想像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讓他忘卻，他心裡某一處傷痛是不能觸碰的，他盡一 切可能封存。 

爸爸八十多歲第一次腦血栓之後，悄悄問過我幾次媽媽的生日，他說他想不起來了。怕我誤解，為了說明這是生病造成的，他專門去問住院在他隔壁的曹禺。「你太太生日是什麼時候？」曹禺回答不出，過了兩天才想起來。曹禺的糊塗他和我說了多遍。 

這幾天清理老照片時意外地發現了一張我們姊妹三人和爸爸的一張合影，這是一張在西四北大街照相館拍的照片，拍照的時間是一九六八年九月，媽 媽死後不久。我們怎麼也想不起來爸爸怎麼來的，我們怎麼去的照相館，他和姥姥當時說了什麼。這一次他沒有顧忌什麼，他跟亡故前妻的女兒們照了相。

作為于光遠五個女兒中最年長的一個，我講了我們家的故事。 每個人知道的只是極小的歷史片斷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釋的現象，我們身處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齡，同樣的事件在我們的心靈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跡。大家一起講述我們父 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講出來，您也講出來，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個時代。

（註：于小紅女士大作《白花丁香樹》全文轉載開放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