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一個在政治和生命的夾縫中掙扎求生的知識分子的典型。聰明敏銳和虛偽狡猾並行在政治漩渦中而不敗。余秋雨有一手玩弄文字的功夫，談古說今，有如無病呻吟，文明觀局限很大。一接觸社會實際，就暴露政治上幾近腦殘的弱點。

●中國作家王蒙。

拜讀《開放雜誌》十一月號，提到兩位中國大名鼎鼎的作家：王蒙與余秋雨。分別在王友琴和裴毅然的文章中出現。恰好這是我長期關注的兩個人物，他們背景不同、境遇不同，輩份不同，一個行年八十，一個六十有七。但他們在文學上都被認為成就斐然，影響巨大。本文簡單寫出我的看法。

在我看來，王蒙是一個在生活、政治和生命的夾縫中掙扎求生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他的故事就是一個現代的文化人更是中國人的故事，充滿了坎坷、流離和不幸。同時，他又是在這樣特殊的時代中，時而努力地奔跑、跳躍、躲避，時而漫步、從容、自信，他用中國人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的聰明和敏銳，虛偽和狡猾游離或行走在政治的漩渦之間。在這方面他遠比其他的知識分子或文化人要成功得多！

中國文人在夾縫中求生的本領

他和所有的文人們共同具有的這種在夾縫中求生的本領，並能繼續頑強地表現自己的這種慾望。因比，形成了他在性格上的圓融和狡黠，開通和豁達。他和他們深深地懂得應該在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來顯示符合他的身分和地位，或他們的特長，所以他才能有「當階下囚時不氣餒，當大官時不得意」的氣度，只是因為他「有過人的智慧，有生存的勇氣」！在一定的條件下，他當了文化部長。

王蒙雖然打成右派遠蹢新疆，但是他竟然在當地學了一口嫻熟的維吾爾語，似乎還欣賞他們的文化，他以這樣的方式向當局輸誠，以示心無旁騖的「思想改造」的決心！這種堅韌不拔的心態和艱難困苦的過程令人唏噓。但是，王蒙做到最後一分鐘，他是現代的「蘇武牧羊」，其艱辛不足為外人道，令我欽佩。

他決不會因為右派身分被平反了（這證明他自己至少沒有錯，但反證是「你們」錯了）而「得意起來」，甚至「忘乎所以」，反而更為謹慎不驕不躁地「夾起尾巴做人」。王蒙的忍辱負重，小心翼翼，恭敬服從的人生態度，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其中不乏鮮明的悲劇性內容，自古至今似無不同。這種扭曲而不健康的人生哲學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阻礙和延緩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直到現在，我們所看到使人沮喪痛心的一副末日前那滿目瘡痍的現狀⋯⋯

王蒙和中國的知識分子以他們幾乎一致的讀書、治學、處世的態度來面對國民、社會、國家，是因為他們的處世哲學一脈相承。這種哲學浸透了我們國族在對待生活和生命的所有的錯誤、毒素和糟粕而無藥可救。至少在我們可以看得到的最近的將來！

哪怕到了信息化時代，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是極難克服的。君不見自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到現在，實際上的封建王朝一直構建並存在於中國人的心中，一天也沒有消失過。例子俯拾皆是，舉不勝舉，各類無賴文人、橫蠻武士，卑鄙政客、無恥學人，甚至流氓惡棍、低賤小人都紛紛踏上舞台表演一番，打著「自由民主博愛」、「為國為民」或者「為人民服務」的旗號，為自己狠狠地撈了一把，不管是聲名，實利，權勢統統是來者不拒，竭澤而漁。因此，他們為求達到目的，什麼壞事醜事甚至傷天害理的事情也敢去做。

●上海作家余秋雨。

王蒙不是體制中堅，也不是異端

於是，在這樣的「國情」下，中國的文人就只能有三種選擇：

其一，就是徹底臣服，甘願為統治者出謀劃策，塗脂抹粉充當馬前卒，吹鼓手，辯護士，則名利雙收。

其二，就是站在統治者的對立面尖銳批評、無情揭露，大聲疾呼、堅持真理決不妥協，難免身敗名裂、禍延家人。

其三，就是既不出風頭凡是站在前頭公開表態強烈支持，但會挑一些不那麼尖銳敏感的話題予以「充分肯定」。成為既不是靠得住信得過的「體制內」中堅。但絕對不是「非我族類」的異端，公開或私下的反對派。

在我國，沒有什麼文化人可以避得過逃得了以上三種選擇的。這也是我們的特殊國情決定的。而王蒙，他就是屬於這選擇第三種文人之一。

查建英所著《國家公僕》和《八十年代》我均看過，（惟《八十年代》尚未看完）但是前者我覺得滄然，後者我感到迷茫！中國人還要等多久才能過上真正有獨立的人格，健康的心智，不依附權貴，不盲從思想的自由的生活？看看今天活躍在大陸的「官二代」，「富二代」，看看今天台北國民黨的連戰，吳伯雄等的兒子們（也是「官二代」）理直氣壯意氣風發的當選為國民黨中委和中常委，凡此種種，我就不相信有見地有良知的正派文人還能作出什麼樂觀的結論！

柏楊說「醜陋的中國人」，並以此名寫了一本書，深刻而無情地剖析了中國人的醜陋。當時舉國嘩然如喪考妣，但是越來越多的例子證實了我們中國人其實比書中更醜陋，現在大家習以為常歸於平靜了。但平靜不能阻止我們越來越醜陋這個無情的現實。我們先有了魯迅，再有了柏楊。但怎麼樣了呢？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魯迅和柏楊們來針砭我們國人的醜陋和不足！用來喚起民眾改造我們的民族性，從而改變我們國族的前途。

王蒙能扮演這樣的角色嗎？他能做的都做了。他太老了。

余秋雨有傳統文人玩弄文字功夫

裴毅然在「文革聞人的落寂心態」的文章中，提到「余秋雨：公開賴帳第一人」。 文革後再起的這派，「一號」非余秋雨莫屬。他們深知文革髒臭，雖然身下壓著文革屎尿，「只能」死捂死抗，絕不承認與文革的關係。

余秋雨在直面個人歷史的勇氣上，智商之低，勇氣之弱，很令絕大多數國人看不懂。他偏不認帳，狀告古遠清、蕭夏林等「誣衊」，激起社會公憤，忽忽然形成「揪余派」。最後越描越黑，弄得全國皆知余先生確有「文革小辮子」，還是「石一歌」主要筆桿，上海革命大批判寫作的「第一號種子選手」。摘下了余秋雨「青年導師」、「極具哲理的思想家」、「大師級作家」的桂冠。

余秋雨，名字頗具詩意，不期然令人想到秋瑾女士的名句「秋風秋雨愁煞人」。 此君善於偽裝或曰喬裝打扮，文革時投機「上海巿革命委員會」的寫作班「石一歌」，時年才二十多歲。少年誤入歧途的歷史，原本不必矢口抵賴，徹底否認，因為不是什麼不可饒恕的罪惡。

說實話，我很瞧不起這種「文人」。在我收藏的三千餘冊書籍中，沒有一本他的著作，無論《文化苦旅》也罷，《千年一嘆》也罷。雖然他的書一度蠻暢銷，甚至被追求「心靈的雞湯」的年青人所歡迎，他的有些文字看來很富寓意和哲理，但細讀之下覺得空洞、乏味，兜了一大圈結果什麼也沒說。說實話，這是需要本事的，無疑，他有中國傳統文人玩弄文字的功夫。

記得他有一篇《我拒絕說它美麗》的文章，對印度古老的恆河文明所表現出來的赤裸裸的鄙夷和厭惡，我看了之後很不舒服。正如一友人所說：少了一份悲天憫人的情懷⋯⋯躲在文字的屏障後，放肆地批判，究其原因「畢竟來自缺乏宗教體驗的社會」，連帶也缺乏對各種文化和文明的包容。他毫不掩飾的斥責印度文化的落後，不衛生，不文明。就像當年的殖民主義者對非洲，亞洲地區的土著的生活方式表示的鄙夷和厭惡一樣！完全沒有讀懂印度！

他還說印度人「好欺侮」！放在歐美國家？你敢！——正如上海人放肆地瞧不起外省人，鄉下人，但對藍眼高鼻的老外，他也不敢！余秋雨就是這樣的上海人。他文章的字裡行間，將這種上海人的傲慢心態包裝得不露馬腳而已。

川震醜聞顯示深藏不露的偽君子

對於這位常年老是眉頭緊鎖作深思狀的余秋雨教授，還得說說他的四川賑災醜聞。二○○八年，在官員泠漠無情，中飽私囊而引起社會和媒體一片撻伐之聲時，他竟然寫文章說，「眼飽含熱淚，跪求地震災民理智冷靜，別上了國內外對我國不滿而伺機顛覆我們的敵人的當，為他們提供了攻擊的子彈」這樣的字句（大意）。這位「情真意切」的大師的這段話，立刻被當局全盤接受並廣為傳播，真正起到了「名人」的鼓動作用！他絕對想不到的是，國內無數民眾和至少數百萬網民群起而痛斥之！他自己撕破了對當局「不挑戰，也不唱頌歌」的假面具。

有人告訴我，他知道余秋雨是一個隱藏很深包裝很嚴的偽君子。說九十年代，正是他在台灣紅得發紫的時候，書一本本暢銷，到各地演講，台灣簡直把他當作「自己人」一般。但記者發現他對身臨現場的總統大選，卻不發一言，態度冷漠。就像大陸派來觀選的幹部一樣。因此，他對余秋雨遭遇川震「滑鐵盧」毫不感到意外。說「你可以忽悠很長久，也可以忽悠很多人，卻不能忽悠所有人於永遠。」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余大師這次的敗露令人感悟到，一個具有深刻人文修養的知識分子，是不會犯這種低級錯誤的，低級到和山東官員寫的「有黨疼國愛，蹤做鬼也幸福」的賑災詩同調的肉麻水平。反過來就映證了他那些動輒古今中外、長吁短嘆的文史之作，不過是戲台上那些不斷換裝的忸怩作態罷了。一個風靡兩岸的散文「大師」，就這樣變成千萬網民挖苦的對象。真是叫人情何以堪啊！

最近，因盛名而致富的他，又因為和其他女子有染而登上了娛樂新聞的版面被頻繁報導，成了不少人茶餘飯後的談資。對此無需作什麼演繹和評論，我只知道他當年明媒正娶的髮妻是因為愛，後來另娶年輕貌美、年齡懸殊的演員馬蘭也是因為愛，那和現在這位緋聞中的美女主角產生戀情也是因為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