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按：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發表反對文革言論被打成反革命，最後被張春橋下令殺害。本文記述他的生平事蹟、家庭與藝術以及文革中的悲慘遭遇。

 今年農曆四月初一是指揮家陸洪恩先生（1917－1968）的九十冥壽，而陽曆四月二十七日，則又是他被害四十一周年的忌日。我深深地懷念他。回憶六十多年前，我和我的家人從開始與陸洪恩相識、相交到相知，無數往事勾上心頭，無法忘卻，更無法排遣心中的悲憤。如今只有讓世人對他有更多更深的了解，以略微撫平我心中的哀傷。

我與家人同陸洪恩的相識

　　陸洪恩是我的表姐夫，也是我的鋼琴老師。他的妻子胡國美是我的表姐，胡國美的母親是我母親的三姐。我們一家一度與三姨媽胡家都住在上海常德路德里內，我們住六十一號，他們住六十五號，我們住的是他們原來的汽車庫改造後的房子。一九四四年，我隨父母由蘇州遷居上海胡國美當時已經從上海國立音專鍵盤系畢業還沒結婚，一個星期天的下午，三姨媽和我媽帶我去南京路的一家咖啡館去「相女婿」。就在那一天，我第一次見到了在咖啡館彈鋼琴被上海人稱作「洋琴鬼」的陸洪恩，當時他在上海藝術劇團的小型樂團裡當鋼琴伴奏。大約二十五、六歲，五官端正，長長的臉，眼睛不大，微笑時瞇成了兩條縫，很是瀟灑快樂的樣子。此後陸洪恩就成了胡家的座上客。不久他和胡國美就結婚了。

　　後來，我的鋼琴老師便由胡國美改成了陸洪恩。在他的指點下，我的進步很快。他說，學鋼琴，就必須要練巴哈的作品，這是重要基本功之一。這段時間，我非常開心，因為我可以從彈小奏鳴曲（Sonatina）而進到了彈奏鳴曲（Sonata）的階段了。記得，他教我練的第一首莫扎特的奏鳴曲是K.No.545，而第一首貝多芬的奏鳴曲則是Op.49，No.2，都十分好聽，卻也都有一定難度。這些曲子，即使後來有三十年沒有機會摸琴，到八十年代我第一次買了自己的鋼琴後，居然還可以較熟練地彈出來，實在不能不說是他對我嚴格要求的結果。

　　學鋼琴的學費是很貴的；然而，我似乎從來沒有看到我父母為我給陸洪恩交過學費，他也從來沒有計較過。他覺得我練琴很投入，也還有點悟性，就開始給我加了幾首片段（piece），讓我不至於感到練得太枯燥。更加深了我對鋼琴演奏的興趣愛好。這個階段，我開始聽古典音樂和鋼琴曲，我尤其喜歡蕭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課，我都要請求他彈一首蕭邦的波蘭舞曲（Polonaise）或夜曲（Nocturne），我最喜歡聽他彈Polonaise in A Flat (Open 83「Heroic」)和Nocturne in B（Open 62，No.1），他總能滿足我的請求，信手彈來，波蘭舞曲的奮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總使我無限陶醉，給了我一種美的享受，我夢想著有一天自己也能彈奏這樣的曲子。陸洪恩也常常鼓勵我說：「你好好練，將來一樣也可以彈這些曲子的！」

　　一九四九年，我初中畢業在即，陸洪恩鼓勵我說：「如果你準備考音專，初中畢業就去考，我幫你準備，你還是很有希望的。」我當時真的很想去讀音專。但是，我家沒有鋼琴，經濟困難，只得去考「育才學校」，被錄取，得到了獎學金，住宿和飯費也全免，我放棄了考音專的念頭，從此走上了另一條路。陸洪恩為此深表惋惜。但是，他為我教授鋼琴的這段日子卻成為我永遠的美好回憶。

　　直到一九五一年七月以前，我在上海生活的這段日子裡和我離開上海後他都是我父母的好朋友，我媽常常會為他做上幾樣小菜，陪他一起喝點小酒，他喜歡聽我父親談詩說文，也喜歡我們家的溫馨氣氛。一九五六年，父親應趙樸初之請，到北京參加編輯《佛教百科全書》的工作，全家由滬遷京；當時我也在北京從部隊轉業，不久又去了唐山。我們有時也會在北京見面。陸洪恩一直視我父母為他的知己，與我父母和全家經常有書信來往。這些書信最能反映他的真實思想感情，也頗表現了他不一般的文才。

天主教家庭，和黃貽鈞的友誼

　　陸洪恩的父親是在上海徐家匯土山灣的一所孤兒院長大的，十七歲時為一天主教徒所收養。二十歲結婚，後來在一家德國建築公司任職員，生活尚稱小康；父母育有二子一女，洪恩上有兄姐各一，他最小，因而頗為受寵。他們全家都是天主教徒，他的母親最為虔誠。她性情溫和善良，是鄰里間有名的大好人、大善人。她對所有的人都充滿愛心，她媽的這種性格感染了他；但是不像兄姐那般恪守天主教徒的規矩，他不常去望彌撒。

　　一九三二年，陸洪恩就讀於法國人辦的徐匯中學，這是一所教會學校，要求很嚴格，對於法語的要求尤其高，他對教會的管理很不習慣，他很聰明，學什麼都很快，就是不肯用功學法語，常考不及格，然而玩足球和籃球卻特別出色，對於音樂課更是情有獨鍾。後來他要求父親給他買鋼琴，到了高中二年級，更加迷戀於音樂，並在一九三七年考取上海音專鍵盤系，專攻鋼琴演奏。然而，他還沒有畢業，父親就去世了，這正是抗日戰爭時期。一九四一年，他從上海音專畢業。

　　他畢業後，正巧費穆先生的上海藝術劇團邀請上海著名的音樂家黃貽鈞主持一個樂團。黃貽鈞熱情地請陸洪恩到樂團擔任鋼琴演奏員。從這一年開始，陸洪恩和黃貽鈞結下了終身的友誼。

　　陸洪恩多才多藝。費穆有一次甚至將改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的任務交給了他。陸洪恩雖然沒有學過話劇，居然將《罪與罰》的劇本寫成，不久即搬上舞台，公演受到好評。

　　抗戰勝利不久，費穆先生的劇團解散了，陸洪恩經中共地下黨員李之華的介紹，到《時事新報》當了記者。他才思敏捷，寫了許多介紹和評點交響音樂的文章，不久，李之華跑去了香港，陸洪恩也被迫從報社裡退了出來。一九四九年，李之華從香港托人帶口信給陸洪恩，勸他留下來。說天快亮了，上海會有自己的交響樂團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一九五○年一月，在黃貽鈞的幫助下，陸洪恩進入了上海交響樂團。開始擔任的是定音鼓演奏員，一九五三年任樂團副指揮，第二年任交響樂隊副隊長，這時他才三十六歲。

主持上海交響樂團的副團長

　　陸洪恩初入交響樂團時，前任指揮是個叫富華的意大利人，富華離去後，樂團選拔了三名指揮：黃貽鈞，陸洪恩和陳傳熙。陸洪恩被選拔後，格外投入，常常到深更半夜還在家中反覆聽一些名家指揮的名曲、讀總譜、練習指揮；後來陳傳熙被「上影樂團」調去成了電影配音專家。一九五四年，黃貽鈞和陸洪恩分別被正式任命為上海交響樂隊正副隊長和正副指揮，上海市市長陳毅親自向他們頒發了任命書。

　　一九五○年中，我轉入上海市育才中學高二，母親為我租了一架鋼琴，於是我重又學起了鋼琴，老師當然還是陸洪恩。我常與高年級幾個愛好交響樂的同學去蘭心戲院或美琪大戲院聽音樂會，我們沒有錢買票，常常樂團做義工而到後台或台下兩側聽他們的演奏。陸洪恩敲打定音鼓，那樣有勁，那樣投入，樂曲常常由於他的定音鼓聲而進入高潮。後來，我們也去聽過由他指揮的音樂會，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指揮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悲愴），他的指揮那樣瀟灑，那樣令人陶醉。後來他把這部交響曲的總譜送給了我，叫我好好對照總譜多聽，多體會，直到現在，我仍然保存著這本總譜。他還送給我一本歌德的《浮士德》，並告訴我他非常喜歡浮士德這個人物，因為劇中的浮士德體現了知識份子追求為人類社會謀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的目標而努力奮鬥的精神，他似乎確信這一生活的真理。因此他與黃貽鈞的配合十分默契，格外愉快。

　　一九五六年，建國後的首次全國音樂週在北京舉行，陸洪恩率上海交響樂團赴京演出，陳毅元帥和周總理均讚成由上海交響樂團為各國使節作一次專場交響音樂會的演出。有人記載當時的盛況說：陸洪恩身穿燕尾服，手提指揮棒，在金碧輝煌的大廳裡熱情洋溢地指揮自己的樂團，為各國使節做了精彩的表演。當他的指揮棒在空中劃了一個瀟灑的圓點、結束最後的演出時，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

　　陸洪恩在樂團排練時要求很嚴格，每次都要分聲部練習，所以樂團成員常感到苦不堪言，難免對他怨聲載道；不過，到了演出時卻往往效果很好，他指揮的演出總會得到一片讚揚聲。加之，他為人誠懇，沒有架子，人緣好。後來，他的練習和指揮方式也都得到了大家的認同和讚揚。

　　此後的幾年中，他曾為招待蘇加諾總統等國際級首腦人物演出，還與捷克、波蘭等音樂家代表團聯合演出，與蘇聯專家的配合演出尤其頻繁，因此也特別忙碌，然而，這幾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樂的時候。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他在給我父母的信中說：「回滬以後，忙於工作，昨天剛搞完招待蘇加諾總統的演奏任務，很榮幸，這位反殖民主義傑出戰士還和我握了手」。

　　由於團長黃貽鈞經常出國，陸洪恩就成了常務副團長，主持樂團的工作十分操勞，頗乏創作的機會。然而他還是決心要為迎接建國十周年作一部管弦樂作品。他的兒子陸於為在《我記憶中的父親》一文中，這樣記載父親在國慶前夕一直在家裡埋頭創作管弦樂《年年歡》的情景：

　　「那些日子父親每天翻閱樂譜，苦思冥想，簡直到了如癡如醉的地步。記得有一個星期天，全家聚在一起高高興興地吃飯。父親很愛喝酒，每頓飯他少則幾兩，多則半斤。這時，只見父親舉著高腳酒杯，品嚐著我剛給他拷來的七寶大曲，忽然間他竟把筷子當作指揮棒揮動起來，越來越起勁，不時用手把一撮頭髮撥到腦後。到了樂曲高潮時，居然流下了眼淚......」

　　「國慶節的早晨，父親穿上自己最喜歡的咖啡色夾克衫，雙手理了理頭髮，習慣地看了看手錶，『喲，時間不早了！』父親從上衣口袋裡拿出前門牌香煙，點燃一隻，猛吸一口，然後騎上那輛『老爺』腳踏車上班去了。」

　　經過近一個月的努力，大型管弦樂《年年歡》終於創作成功。五九年十月一日，陸洪恩指揮上海交響樂團演奏了這部樂曲，電台實況轉播了《年年歡》。他的指揮藝術和他的音樂作品令當年上海的許多交響樂愛好者久久不能忘懷。

妻子的家族與夫妻性格差異

　　西諺曰：「一個人的性格往往決定一個人的命運。」這是人們的經驗之談。陸洪恩純篤敦厚，胸無城府，心地善良，詼諧幽默。他生活隨便，喜歡美食，愛喝酒抽煙，愛遊山玩水。總之，他熱愛生活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好書、好畫、好景、好音樂。他性格直爽開朗，從不隱諱自己的真實觀點，有啥就說啥，加之他才思敏捷，常常計上心來，便脫口而出，凡事太缺乏「政治頭腦」了。豈知，這樣的性格在那樣的年代，不懂得韜略，不會審時度勢，就會給他帶來殺身之禍。

　　如果說，陸洪恩自己的家庭出身不算太好（父親算是洋行職員）的話，那麼，他的妻子胡國美的家庭可說是一片紅的革命家庭。胡國美畢業於上海中西女中，後就讀於上海國立音專，她的父親胡詠琪出自浙江鄞縣的名門望族，年輕時曾留學美國，是中國赴美學習保險業的首批留學生之一，回國後在上海開辦第一家保險公司，這時他被吸收入了共產黨，還是直接經周恩來批的，但他在抗戰勝利前因患胃癌而英年早逝。國美的母親解放後也始終是里弄裡的積極份子。

　　國美的哥哥胡國城是上海滬江大學的地下黨員，畢業後去了延安，四九年後任新華社記者，常隨周恩來出訪各國，後負責駐捷克的記者站和辦事處，還娶了一位捷克夫人。國美的大弟胡國定，曾任上海交大地下黨的支部書記，建國後，他去了南開大學，先後任數學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長，至今仍是著名的數學教授和專家（江澤民當時是交大支部的黨員，江在當政期間，曾到南開大學專程訪問過胡國定）。國美的小弟胡國安畢業於上海俄語學院。

　　胡國美是家中獨女，父母特別寶貝她，加之，三姨媽對女孩子管教特嚴，不許她與人多有交往。家中條件優越，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她有自己不小的獨立臥室。她是個老老實實、規規矩矩的女孩子，比較拘謹，也不大合群。有時胡國定有同學來家裡開會，在客廳喧嘩，她就會出來指責，甚至碰門以示不滿。

　　胡國美與陸洪恩雖是同學，但以前根本沒有交往，在那次「相親」後，他們很快結了婚；沒有考慮家庭背景及性格上的差異之類的問題。

　　家庭是生活中的避風港。夫婦有時在外不愉快的事，可以回家互相傾訴，得到溫暖。然而，陸洪恩和胡國美之間缺乏互相的理解和愛撫，胡國美常會埋怨陸洪恩生活太不拘小節，說話太不注意，對於他的幽默詼諧毫不理解，有時覺得話不投機半句多，甚至鬧到不愉快，但又不願讓年幼兒子有所覺察，於是陸洪恩就更加獨自喝悶酒，一杯杯，一瓶瓶，一醉方休。吸煙也是，一根又一根，一包又一包，把手指和牙齒都染黃了，有時甚至不慎而引起小小的「火災」。就這樣，他們之間的共同語言似乎越來越少。然而，陸洪恩是個對家庭有責任感的人，對妻兒畢竟還是有感情的，於是陷入內心苦悶而無法擺脫。

質疑面對工農兵不面對貝多芬

　　一九六四年，他被確診為有輕度的憂鬱症（或曰精神分裂症），但並不嚴重，仍然可以工作，只要堅持用藥，配合心理治療，是完全可以康復的。奈何這時恰恰遇到「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事情就向相反的方向發展了。

　　在文革中，他們家像胡國城、胡國定這樣的老革命也都受到衝擊，更何況陸洪恩？陸洪恩在文革前歷次運動中已經有著一些「辮子」留在黨組織的檔案裡了。請看：

　　陸洪恩和黃貽鈞都參加電影《武訓傳》的配音工作，當時以黃為主。一九五一年，全國批判《武訓傳》，黃大受批判，為此，陸感到十分懊惱，他寫了一首打油詩送給黃貽鈞：

　　弟本姓武，小名曰訓。已一百年，骨肉無存。忽有導演，動我腦筋。搞七念三，拍成電影。還有壽頭，是黃貽鈞。嘰哩咕嚕，替我配音。弄到結果，大出毛病。人民日報，一篇社論。全國轟動，罵我山門。我在陰曹，也受批判。活鬼闖禍，帶累死人。下次創作，千萬小心。 文藝方向，為工農兵。如再弄錯，勿講情面。罰入地獄，九十八層。當牛做馬，永不超生。

　　（作者註：該詩宜用上海話唸！）這首詩後來被認為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

　　五七年反右整風直至六三年間，黃貽鈞和陸洪恩都主張「指揮負責制」和「演奏員要忠實於樂譜的每一個音符」，他們都要為「爭取在十年後（一九七二年）參加布拉格之春音樂會」而努力奮鬥。陸洪恩更提出：「樂團每天五小時業務活動時間全部由指揮來支配安排，實行指揮負責制！」他還說：「給我人權和財權，我一定能搞好交響樂團。」當時，黃貽鈞有意識地常常借故讓樂團停止一些會議活動，不開會，所以避免了該團任何人被打成「右派」！但是，陸洪恩的這些觀點，後來也都被認為是「瘋狂排斥黨對文藝事業的領導」。

　　六二年，陸洪恩在樂團學習討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直率地說：「是貝多芬面向工農兵，還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呢？我看應當是工農兵面向貝多芬。工農兵應該提高自己的文化藝術修養，逐步熟悉交響音樂。」他在給我的一些談音樂的信件中也是這樣主張的。這在後來被加罪為「刻骨仇恨工農兵」。

　　以上這些言論是有案在錄的，而他平時的趣言和俏皮話又不斷出現，要給他治罪本來就不難，文革中，他又不懂得用假話來保護自己，還是「有啥就說啥」，當然就會大禍臨頭了。（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