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藏政策的強硬僵化，原因在於至少有四十萬人吃反分裂飯的既得利益集團。但是中共內部已有異議聲音發表出來，這些人將要受到中共打壓。

中共負責反國家分裂的官僚機器正在快速運轉，此次反分裂運動的目標卻是中共智囊團的內部人員，因為這些人大膽地建議中共與達賴喇嘛在未來選擇他的轉世靈童問題上達成和解與妥協。

這並不是官僚之間爭搶地盤的爭鬥，而是火力凶猛的正面戰鬥。無論是在境內外，中共反分裂機構都在這場幾乎是一邊倒的叫喊比賽中高聲嚷嚷「不妥協」。

中共要求將達賴喇嘛和達賴分開

十月二十二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了名為《西藏的發展與進步》白皮書，其內容與以前的諸多白皮書幾乎相同，還是說處於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之下的舊西藏苦難深重，新西藏則「獲得了自由、平等和尊嚴，充分享受著現代文明成果」。

但西藏還是有些小問題，新版白皮書指責「長期流亡海外的十四世達賴集團，一直從事分裂祖國和破壞西藏發展穩定的活動⋯⋯這些年，又鼓吹『大藏區』、『高度自治』，這些主張完全違背中國國情，違反中國憲法和法律。」

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書記陳全國在中共黨刊《求是》二○一三年第二十一期發表長篇文章，要求採取更加嚴格的措施控制西藏通過互聯網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儘管幾乎無力抗拒達賴喇嘛在西藏的巨大影響，陳全國卻為自己在反達賴喇嘛鬥爭上設立了過高的目標。他說要「教育引導各族幹部群眾將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區分開來、將十四世達賴與達賴的稱號區分開來，自覺與十四世達賴集團劃清界限」。

對中共來說，即便是將藏傳佛教與十四世達賴區分開就已經很難實現，他們現在竟然進一步提出「將十四世達賴與達賴的稱號區分開」，可見中國那些反達賴喇嘛的官僚集團是多麼絕望。因為這種努力就等同於試圖把教皇和天主教區分開。也可以說這類似於把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區分開，或者說此毛非彼毛。就此最新目標而言，祝福中國共產黨的人們也只能做到祝中共好運而已。但對全世界關心此問題的佛教徒——在中國也有很多——來說，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書記的這一目標卻展現了他內心深處的陰暗動機：中共與西藏精神領袖的鬥爭是生死存亡之爭。

藏區已有一百二十三人自焚

陳全國此類謾罵文章主要針對中國國內的讀者，朱維群則負責向國外解釋中國強硬的治藏政策，從二○○二年到二○一○年朱一直是中共與達賴喇嘛特使進行對話的主要官員。

十月，朱維群作為中國政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主任訪問歐洲，並接受了一系列媒體採訪。最近中國國內媒體發表了這些採訪，其間朱維群講到，「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特使會談的唯一目標就是爭取他停止分裂活動⋯⋯而不是同他討論西藏問題」，而且「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西藏的命運和前途掌握在全體中國人民手中」。

如果中共確信自己掌握了解決西藏問題的良方妙藥，為何還要製造這麼多噪音而不是默默地去解決問題？

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席捲青藏高原持續不斷的藏人自焚事件。育有兩個小孩的貢覺次丹十二月三日在四川阿壩自焚，這是（本文發表前的）最新自焚案例，阿壩也是自焚事件發生最多的地方。自二○○九年二月至今已有一百二十三人在青藏高原領域自焚，所有自焚者生前都呼喚達賴喇嘛返回故土並要求西藏實現自由。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共當局需要對外解釋既然他們的治藏政策如此英明正確，為何自焚慘劇不斷發生？和以前一樣，中共在自己犯下諸多錯誤後卻把矛頭指向達賴喇嘛集團。這種簡單的為自己錯誤政策推卸責任的做法卻贏得了部分中國網民的信任。正因為中共不斷宣傳是達賴喇嘛迫使這些年輕藏人自焚，有人在微博上質疑為何達賴喇嘛不去制止自焚。

在民族主義煙幕下中共輕鬆地掩飾了對藏政策的失敗，強勢的官僚機構也在民族主義情緒全力支持下鎮壓僅僅是要求獲得尊重的藏人，而且繼續將藏人微弱的聲音淹沒在官方說辭的喧囂之中。 

內部異議：批評對藏的強硬政策

讓中共為難的是如何對待體制內要求改變治藏政策的聲音。在中共體制內竟有人呼籲改善對達賴喇嘛的態度，這讓那些負責制定治藏政策的官員感到不安。這類建議雖然只是零星散見的，但有可能變成強烈的呼聲並形成一種潮流。有報導說此類情緒在中共知識階層已獲得廣泛支持。

比如中共中央黨校教授靳薇近期就嚴厲批評了中共的強硬對藏政策。靳薇在今年六月和十月兩次對香港《亞洲周刊》說中共把達賴喇嘛視為敵人只能導致自身疏遠將達賴喇嘛信奉為「活神仙」的六百萬藏族民眾。她說「達賴喇嘛是涉藏問題的關鍵人物。」

靳薇之所以建議中共與達賴喇嘛恢復聯繫，是希望中共在達賴喇嘛支持下確定他的繼任者，從而穩定藏區局勢並避免「雙達賴喇嘛」的尷尬。

如果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要尋找其他途徑從而最有效的解決西藏問題，那麼靳薇的意見看起來很有吸引力，很誘人。但即便是這種建議，仍然讓中共的反分裂主義官僚們焦慮不安。為什麼？

阻力在吃反分裂飯的既得利益集團

原因就是中共的反分裂官僚們已經形成了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在中共、政府、軍隊內至少有四十萬人是從事反分裂西藏活動的，他們的職業升遷則取決於對分裂分子鬥爭的戰果。中國前主席胡錦濤就是這樣一個明顯的例子。一九八八年胡錦濤在中共西藏區委書記任上嚴厲鎮壓了西藏境內的抗議並且在拉薩實施戒嚴，這為一九八九年中共在北京實施戒嚴從而鎮壓震撼全城的學潮打下了先例。因此，胡錦濤被提拔到中共中央政治局並於數年後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

所以任何北京與達賴喇嘛和解的努力都會使得那些從事反分裂鬥爭的人丟失飯碗。

現居北京的葛然朗巴·平措汪杰是藏區內中共的創始人。他參加了紅軍的長征，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之間擔任毛澤東與達賴喇嘛會談的翻譯，成為中共高官。在二○○四年到二○○六年間，他多次致信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胡錦濤，呼籲軟化對藏政策。後來這些信被帶出中國，並翻譯成英文版在印度發表。在一封信中，葛然朗巴·平措汪杰說：

這些人，吃的是反分裂的飯，升的是反分裂的官，發的是反分裂的財⋯⋯達賴喇嘛在國外待的越久，影響越大，反分裂派的榮華富貴也就天長地久⋯⋯反之，達賴喇嘛與中央和好了，這些人便會惶恐不安，會緊張、會失業。 

習近平主席正處在改變中國強硬治藏政策的最佳位置，他沒有參與過以前任何對藏人的嚴厲鎮壓。為制定能夠實現藏人和中共和解的穩定、有益治藏政策，習近平首先需要克服官僚體系內部的阻力和慣性。 

注：土登桑培（Thubten Samphel）是西藏政策研究所的主任，該所由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藏人行政中央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