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書《中國教父習近平》終於在香港和台灣上市了，原本計劃出版這本書的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先生卻仍然被關押在深圳的監獄之中。

此時此刻，回想起與姚文田先生長達七年的合作與友情，不禁感慨萬千。

在二○○五年之前，我在中國內地還能發表部分作品，卻感覺到當局的文網越發嚴密。接下來，我的文字只能在香港、臺灣和北美的一些華文媒體發表，我不折不扣地是「祖國的異鄉人」。人還沒有流亡，文字就已經流亡了。

二○○六年，國際筆會在香港召開亞太作家筆會，我作為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參與此會，結識了剛剛開張晨鐘書局的香港出版人姚文田先生。

那時，獨立中文筆會編輯了兩本文選，一本是會員文選，一本是獄中作家文選，會長劉曉波委托晨鐘書局出版這兩本書，並叮囑我到香港時與姚先生商討有關事項。姚先生趕到會場，他告訴我，他是一名退休工程師，不過，他的興趣在於出版人文、政治方面的書籍。所以，跟朋友一起創立了晨鐘書局。

姚文田是「六四」學生領袖姚勇戰的父親，他告訴我，兒子到美國之後，成家立業，養育三個孩子，非常不容易，無暇繼續參與民主運動；但作為父親的他，在香港這個擁有出版自由的地方從事出版事業，是他實現民主夢想的方式之一。所謂「晨鐘」，就是要讓民主的鐘聲響徹神州大地。姚文田是四川人，說一口川味十足的普通話。一身舊西服，腳下的皮鞋已磨得失去了光澤，不像是一般的香港人，倒像是我們老家都縣城裡不修邊幅、節儉樸素的中學老師。

作為普通工薪族的姚先生，個人並無雄厚的資金創業，他與作者一般採取「互助出版」的合作方式。出版成本由作者出資，比如排版費、封面設計費、印刷費等，他則承擔編輯、印刷和發行等各項事務。最後，書能賣掉多少，收到的款項，除了他收取相當微薄的編輯費和管理費之外，全都歸作者所有。

我對這種合作方式很感興趣，第二年，便將三本新書交由姚先生出版。很快，三本書完成上市了，雖然不是十分暢銷，在以後兩三年間，第一版的兩三千冊都賣完了，有的還加印了。 那幾年，我還擁有往返於北京、香港之間的自由，每年都有一兩次到香港開會的機會。每次到香港，都會與姚先生見面。我到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以及教會和民間社團演講，姚先生都會用行李箱拉著一箱子書過來，等我講完之後，向聽眾介紹這些書籍。他已接近七十高齡，卻像搬運工一樣拖著沉重的書籍上坡下坎，到達會場時常常滿頭大汗。說實話，打完折以後，賣二、三十本書根本賺不到多少錢，還不夠他來回的交通費，可他就這樣來去匆匆、樂此不疲。

二○一二年，我從中國出走。抵達美國之後，又有兩本新書《河蟹大帝胡錦濤》和《解毒國民教育：通往心靈自由的》委托姚先生出版。前者的出版過程頗多曲折，中共當局威逼利誘，無所不用其極。姚先生的電郵被植入病毒，整部電腦陷入癱瘓，而我更是受到中共發出的暗殺威脅，「江南案」似乎要發生在我身上。我們咬牙出版了《河蟹大帝胡錦濤》，使之成為一篇胡錦濤本人無法拒絕的墓誌銘。

二○一三年夏，我與姚先生又開始商議三本新書的出版。一本是我的成名作《火與冰》，一本是《螢火蟲的反抗：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第三本是我正在撰寫的《中國教父習近平》。十月十八日，姚先生發來電郵，傳來合約。次日，我將《火與冰》的三校勘誤表發了過去。但是，此後電郵和電話突然都不通了。直到一個月以後，我才得知姚先生在內地失去了自由。

但是，中共當局無法阻止《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的出版——除非中共用荷槍實彈的軍隊關閉香港、臺灣以及全世界的華文出版社。通往自由的唯一道路，就是為自由而戰。姚文田老先生選擇的戰場是出版界。他先後出版了三十多本書，大部分都「叫好不叫座」，沒有一本成為超級暢銷書。但是，他是出版界的成功者，因為他出版的每一本書都讓貌似強大的中共如坐針氈。姚文田先生選擇了出版異議人士的著作，作為人生的「第二春」。在二○一四年中國新年的第一天，我寫下這篇關於姚文田先生的文字，以此作為《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的壓卷之作。二○一四年一月三十日

弗吉尼亞威廉王子郡群櫻堂